夫妻賣掉5名親生子女獲刑：當父母成為“人販子”，我們該憤怒什么，反思什么？

2026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的一批典型案例中，一起“親生親賣”案件引發(fā)公眾強烈憤慨：被告人李某會與其妻張某榮，在已育有多名子女的情況下，將生育作為非法獲利手段，先后將5名親生子女出賣給他人，非法獲利共計47萬元。

法院以拐賣兒童罪判處主犯李某會有期徒刑十一年六個月，從犯張某榮有期徒刑五年。消息一出，輿論嘩然：什么樣的父母，能對自己的骨肉下得去手？什么樣的人性，能在金錢面前將親情徹底碾碎？

5個孩子，47萬元。根據(jù)最高法公布的基本案情，這起案件的犯罪時間跨度長達七年——從2016年10月至2023年3月。在這期間，李某會與張某榮夫婦將生育變成了“生意”。他們“根本不考慮對方是否具有撫養(yǎng)目的，生育后即將所生子女出賣給他人”。

5名親生子女，47萬元非法所得。平均每個孩子的“售價”不到10萬元。這是一筆怎樣的賬？在法院的判決書中，這對夫妻的行為被定性為“將生育作為非法獲利手段”。換言之，他們生育的目的，不是為了延續(xù)生命、養(yǎng)育后代，而是為了出售牟利。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李某會、張某榮以非法獲利為目的，出賣親生子女，其行為已構成拐賣兒童罪，且拐賣多人，依法應從嚴懲處。在共同犯罪中，李某會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張某榮起次要作用，系從犯，依法對其減輕處罰。

要知道，“子女雖然由父母生育，但不是父母的私有財產(chǎn)，更不能被作為商品買賣?！弊罡呷嗣穹ㄔ涸诎l(fā)布典型案例時，以極其明確的表述亮明司法態(tài)度。

這一立場背后，是中國法律對“出賣親生子女”行為的明確定性。根據(jù)《刑法》第240條，拐賣兒童罪是指以出賣為目的，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兒童的行為。該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并未將孩子的親生父母排除在外。

換言之，法律不承認任何形式的“自產(chǎn)自銷”。人不是商品，不存在“我的孩子我做主”的買賣邏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lián)合發(fā)布的《關于依法懲治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意見》進一步明確：“以非法獲利為目的，出賣親生子女的，應當以拐賣婦女、兒童罪論處”。

司法文件還特別區(qū)分了“送養(yǎng)”與“出賣”：像本案中“將生育作為非法獲利手段，生育后即出賣子女的”情形，就明確構成拐賣罪。

如果認為這只是一起極端個案，那就低估了問題的嚴峻性。

早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負責人就在新聞發(fā)布會上指出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近年來，大部分被拐兒童系被親生父母出賣或遺棄，繼而被人販子收買、販賣，而不是被一般意義上的“人販子”拐賣。

也就是說，當下部分“拐賣犯罪”的主體，恰恰是不負責任的親生父母。為了一點利益，他們不惜出賣自己的孩子，不惜割斷骨肉親情，不惜將孩子置于難以預測的風險當中。這既是嚴重的違法犯罪，又是一場人倫悲劇。

類似的案例并非個例。2025年7月，福州司法部門披露的一起案件引發(fā)廣泛關注：1999年出生的黃某某，先后將自己兩名親生兒子賣掉——大兒子以4.5萬元賣出，小兒子以3.8萬元賣出，所得錢款全部用于打賞游戲主播和購買衣物等個人揮霍。2024年7月，黃某某因詐騙罪、拐賣兒童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二個月。

2025年6月，四川天全縣法院也審結了一起類似案件：被告人A作為親生父親，將三名親生女兒以收取“營養(yǎng)費”為名出賣，法院以拐賣兒童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六年。

這些案件共同指向一個令人心痛的事實：在某些角落，血緣不僅沒有成為保護的屏障，反而成了被利用的“資源”。

什么樣的父母會賣掉孩子？面對這樣的問題，面對這樣的案件，公眾的第一反應往往是憤怒：“虎毒尚不食子，這些人連畜生都不如?！?/p>

但憤怒之后，我們更需要追問：究竟是什么，讓父母能做出這樣的事情？

從已披露的類似案件來看，背后往往交織著多重因素：

第一，經(jīng)濟困境與法律意識雙重缺失。在一些案件中，當事人確實面臨極度貧困，但更關鍵的是，他們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識，不知道出賣親生子女是犯罪，甚至認為“自己的孩子有權處置”。

第二，邊緣群體的“悲劇復制”。福州黃某某案中，黃某某本身就是被收養(yǎng)的孩子，成長過程中父母關愛缺失，性教育幾乎空白，早早離家流浪。她既是加害者、犯罪者，也是被傷害、被忽視的人。這類邊緣人群——缺乏生育知識、沒有經(jīng)濟基礎、不知敬畏法律——成為治理拐賣犯罪的難點所在。

第三，極端扭曲的價值觀。像李某會夫婦這樣，在已育有多名子女的情況下，仍然將生育作為“生意”，其行為已經(jīng)不能用“一時糊涂”來解釋，而是形成了一套自我合理化的扭曲邏輯。他們眼中，孩子不再是生命，而是可以標價出售的“商品”。

對于“親生親賣”案件，人民法院的態(tài)度是明確的：依法從嚴懲處。但同時，司法并非機械地“一判了之”。

在李某會案中，法院根據(jù)查明的事實，嚴格區(qū)分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對地位作用相對較小的被告人張某榮，依法認定為從犯予以減輕處罰，體現(xiàn)寬以濟嚴的政策導向。

更重要的是，人民法院積極協(xié)調推動民政、學校等部門為二被告人的未成年子女確定臨時監(jiān)護、發(fā)放補助金及助學金，并會同當?shù)刂驹阜諜C構持續(xù)跟蹤回訪、探望**，切實保障涉案未成年人權益，防止衍生新的社會問題。

這表明，司法在打擊犯罪的同時，也努力避免讓更多孩子成為“二次受害者”。被解救的兒童被送到民政部門，由專業(yè)機構保障其基本生活和成長環(huán)境。

“夫妻賣掉5名親生子女”——這起案件刺痛了公眾的道德神經(jīng)。我們當然要憤怒，要譴責，要讓違法者付出應有的代價。

但僅有憤怒是不夠的。當“人販子”和生身母親合為一體，當父母成為拐賣者，我們需要的就不止于一般意義上的“嚴刑峻法”。

我們需要將目光投向更深處：那些早早輟學、缺乏謀生手段的年輕邊緣人群；那些性教育空白、法律意識淡薄的家庭；那些生活在貧困中、走投無路的父母——他們自己是社會的悲劇產(chǎn)物，卻又在復制悲劇。

對這類特殊的拐賣案，譴責是必須的，但不能止于譴責。**強化法治教育，完善社會救助體系，為困境家庭提供經(jīng)濟支持與心理輔導，將預防做在悲劇發(fā)生之前**，或許才是治本之策。

畢竟，每一個孩子的降生，都不該是父母手中的“待售商品”。每一個生命的權利，都不該被金錢標價。這是法律的底線，也應該是人倫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