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東京上空還在回蕩戰(zhàn)敗公告的廣播聲時，仙臺市郊的一間木屋里，安娜捧著收音機站了很久。她隨手披上二十多年前的和服，在鏡前理了理發(fā)梢，自言自語：“我還不算老吧?！蹦翘炱?，她把全部心思放在一件事上——去中國，去見分別已久的丈夫郭沫若。

把時針撥回三十一年前。1914年秋，年僅22歲的四川青年郭沫若踏上橫濱碼頭。他初來乍到，水土不服，舊病纏身，屢屢動過輕生念頭。正是這段灰暗日子里，護士佐藤富子出現(xiàn)在他的世界。1916年夏，一場肺病奪走了友人陳龍驥的生命，卻意外牽線，讓郭沫若在東京圣露加醫(yī)院第一次對視到那雙澄澈的眼睛。慰問來取X光片的書生與送片的“白衣天使”，很快以兄妹相稱，信件往返，情愫暗生。

佐藤家世代崇尚漢學，祖父和父親都在中國傳教、行醫(yī)。富子從小讀《論語》《詩經(jīng)》，對東方大陸充滿向往。她辭去護士，改讀女醫(yī)學校，全是聽信郭沫若“醫(yī)學濟世”的熱忱勸說。然而愛情火勢過猛，1916年冬，兩人在岡山同居，不到一年，富子懷孕，輟學歸家。郭沫若給她起了漢名“安娜”，寓意平安喜樂，卻也是某種悄然的割裂。

1922年，郭沫若醫(yī)學畢業(yè)，卻在文學浪潮中找到了更強烈的歸屬感。《女神》的面世令他成為上海新文化圈的耀眼新星。安娜看著丈夫意氣風發(fā)，本想攜手開設診所，卻被一句“回國再說”輕輕擱置。生活成本高得嚇人，她帶著三個孩子重返日本進修產(chǎn)科，苦撐家庭。那段日子，郭沫若輾轉(zhuǎn)上海、北京，思潮澎湃，興奮之余，家信卻漸疏。

1927年，蔣介石重定反共局勢，郭沫若受通緝，由香港潛回上海，又被秘密派往日本。甫一落地便遭拘押，多虧安娜多方奔走，才得以脫困。那年，他們已育有四子女。郭沫若在書房寫作，安娜白日奔波做看護，夜深才回家補縫孩子的衣裳。鄰居常見她捧著冷飯充饑，嘴角卻掛著微笑。

1932年，安娜又為他添了小兒子志鴻。恰在此時，九一八的炮火拉開侵華序幕。郭沫若投身左翼運動，奔走演說，與記者于立忱相識。流言飛入安娜耳中，她沉默良久，把苦澀按進日記：“若他心系民族大義，我當無怨；若是別情，我亦無言?！蹦悄甑亩梗琅f為孩子縫補棉衣，只是燈下的影子更長了。

1937年盧溝橋槍聲響起，郭沫若回國。月臺上，安娜低頭理好他的領口，沒多問一句。翌年，她的遭遇急轉(zhuǎn)直下：因拒絕讓孩子加入日本國籍，被警署以“非國民精神”拘押，體罰、逼供如影隨形。她的回應是更加固執(zhí)地守著“郭姓”，靠種地、洗衣、做雜活撫養(yǎng)五個孩子。

戰(zhàn)后出路仿佛在眼前。1947年，安娜主動放棄日本國籍，申請以“郭沫若妻子”身份赴華。1948年秋，她帶長子和夫、幼子志鴻與女兒淑瑀抵達香港。卻在碼頭看見丈夫與于立群并肩迎客，神色復雜。年幼的志鴻緊握拳頭沖那對夫妻揮舞，安娜卻只是低頭整理衣襟。簡單寒暄后，她留下女兒，讓三個兒子隨行回日。那一別，夫妻緣分實際斷在海風里。

新中國成立不久，安娜轉(zhuǎn)道香港，再入北京，獲周恩來總理安排加入中國國籍。1952年起，統(tǒng)戰(zhàn)部負責她的生活津貼。上海弄堂里，人們常見這位白發(fā)外國老太太推著自行車，車筐裝滿蔬菜與書稿。鄰居問她為何不回日本，她答得平靜：“家在中國，回哪兒也不自在?！?/p>

她對子女的要求嚴苛。長子和夫在化工企業(yè)里當工程師，三子復生在中科院鉆研禽類行為學，四女淑瑀教授外語，五子志鴻成了鋼琴家。她默默收集他們發(fā)表的論文、演奏會票根，用做舊的信封細心歸檔，像珍藏當年郭沫若的詩稿那樣。

1978年春，郭沫若因心臟病住進北京醫(yī)院。病房一隅，85歲的安娜戴著白發(fā)網(wǎng)，輕聲喚了聲：“沫若。”他睜眼，看了看她，又慢慢闔上。護士回避后，病房里只剩兩人。安娜湊近，想問一句“當年為什么？”他卻側過臉，低聲說：“別提過去?！边@短短一句，把半生風雨推回心里。翌日，安娜悄然離院，再未見他。

1995年冬，冷雨敲窗，101歲的安娜在上海長眠。她的遺物里，最顯眼的是一只舊手提箱：里側縫著早年合影，外層包著她手寫的詩稿摘錄——“春的自殺，愛的再生”。鄰居回憶，老人臨終前只說了四個字：“我在中國。”這話像是回答，也像是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