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在網(wǎng)上看過這樣一種形象：一個男同學橢圓形臉、理寸頭，戴著高度數(shù)的黑框眼鏡，他胡子也沒有刮，衣領凌亂，面露一些嘲諷式的微笑。

在B站或者抖音，“做題家”變成了“做題區(qū)”（蛆的通假字）的形象，被做成動漫所嘲諷，比如說，有的動漫里，“做題區(qū)”看到別人上了好學校就稱為大佬，頂禮膜拜，看到學校層次一般的同學就盡情挖苦；“做題區(qū)”看到別人在看電影、做運動，就憤憤不平地說，還不如多刷幾道題，當然還有玩大專笑話。

做題家變“做題區(qū)”，做題家又怎么成為了一個貶義詞呢？

在詳細論述之前，我必須簡單梳理一下“做題家”這個概念的歷史。

做題家一詞最早由學者李碩在2010年代初期提出，最初用于描述一種特定思維模式的人，這類人擅長應對既定規(guī)則和明確答案，卻缺乏創(chuàng)新和解決模糊問題的能力。接著就是知乎上的大V曹豐澤在 2016 年左右將這一概念引入中文互聯(lián)網(wǎng)并廣泛傳播，他用"做題家"分析教育體系中的內卷現(xiàn)象，指出這種思維模式如同"思想鋼印"。

“做題家”這個詞真正火起來是在2020 年前后，"小鎮(zhèn)做題家"在豆瓣 "985 廢物引進計劃"小組正式形成并走紅。這個小組聚集了一批出身農(nóng)村或小城鎮(zhèn)、通過題海戰(zhàn)術考入 985/211 高校的學生，他們在大學和社會中遭遇了理想與現(xiàn)實的落差，應試能力突出卻在社交、視野和資源上處于劣勢，面臨就業(yè)和發(fā)展困境。

接著，是藏區(qū)青年丁真因為一條十秒的短視頻爆火，被諸多官媒所報道。走紅后，他選擇與當?shù)貒Y文旅公司簽約，擔任理塘旅游大使。因為丁真沒有受過完整教育偶然性地成功了

中青報刊文《“做題家” 們的怨氣，為何要往丁真身上撒？》，將兩者直接對立。文章批評道“做題家” 因嫉妒而攻擊丁真，認為社會評價體系本就多元，不應僅以學歷論成敗。許多網(wǎng)民并不認可中青報對小鎮(zhèn)做題家的批評，創(chuàng)作鬼畜視頻、造梗對丁真進行解構。

2022 年7月，易烊千璽等明星考編事件登上熱搜，對此《中國新聞周刊》發(fā)表評論文章，譏諷質疑明星考編的網(wǎng)友為 "小鎮(zhèn)做題家"，將這個詞與"只會做題、缺乏能力" 直接掛鉤。

“做題家”為什么會變成一個網(wǎng)絡迷因（meme），變成被所嘲諷和解構的“做題區(qū)”形象，進而引發(fā)如此大的爭議呢？

我的答案是，“做題家”是帶有階層屬性的社會身份，而網(wǎng)絡上所嘲諷的“做題區(qū)”形象，是一種被大家討厭的慣習。兩者被混淆起來了，從而導致了“做題家”變成了一個貶義詞。

身份上的做題家不一定表現(xiàn)出令大家討厭的所謂“做題”慣習?！白鲱}TV”對“做題氣質”慣習的嘲諷，連帶著把整個“從較低階層出身，努力學習，通過學習進入高等院校，進而改變自身的階層和生存狀況”的整個做題家身份群體嘲諷了。當然，自認為是做題家的群體也不甘示弱，扣對方幾頂“小資”、“無病呻吟”的帽子。

那么，什么是身份上的“做題家”和被輿論所嘲諷的“做題區(qū)”形象呢？

身份上的“做題家”，指的是客觀的社會出身和成長路徑。具體來說，就是那些來自普通家庭、甚至底層家庭，沒有先天的資源和優(yōu)勢，只能憑借個人努力和應試能力，在現(xiàn)行教育體系下爭取上升機會的龐大學生群體。這個身份本身是中性的。

而“做題區(qū)”被嘲諷的核心，并非其“做題”的行為，而是一種被部分人討厭的慣習。慣習是場域塑造的產(chǎn)物。這種慣習的核心，是一種畸形的競爭邏輯，具體包括：唯分數(shù)論、互害思維、慕強鄙弱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將其他人的價值完全綁定于競爭排名。網(wǎng)絡迷因所嘲諷的，正是這種慣習。

讓我舉幾個“做題區(qū)”的例子：

一、初次和人交往就問別人學歷，別人學校層次低，就對他冷眼相待；別人學校層次高，就崇拜高呼大佬。

二、覺得衡水式教育“最能保障公平”，“給貧苦孩子階層躍升的通道”。高呼公平口號，卻最看不起環(huán)衛(wèi)工、外賣員、農(nóng)民，認為他們的處境都是自己不努力。

三、認為什么都要管起來，大學就應該早晚自習，每個人都要住宿舍，出學校要打報告。在工作上，

四、覺得別人去旅游、聽演唱會、休閑活動都是沒有意義的花架子，只有好好做題努力才是正道。

五、看不得別人好，我這件事的結果不好，別人也不能好，我要千方百計搞砸了別人的工作，我要舉報，做小動作。我自己受了苦，別人沒有受苦，我不就虧大了？

六、踩頭嘲諷成績不如自己的人。

把這些情境帶入我們身邊生活的場景，我們就明白了大家為什么會討厭“做題區(qū)”：想讓所有人不舒服，又看起來很小人且勢利，這當然是一種有毒的思維和行為方式。

當然，這些慣習和我們當下的教育場域離不開關系。為什么老師偏愛學習好的同學，學習差的同學就被污名化？為什么學校認為學習成績就是一切，其他的休閑活動、社交都是無意義而被禁止的呢？為什么學校學生要刻意與社會隔離，學生之間的社交要被嚴格控制呢？為什么學校要制造一種恐懼，成績不好就一無是處？為什么學校要把教育視為一種人與人相互斗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呢？

正是有毒的場域塑造了有毒的氣質，這樣的“做題區(qū)”并不是一個健全的人格。

但問題主要是，當“做題區(qū)”這個梗流行時，其嘲諷的矛頭往往無差別地指向了整個“做題家”身份群體。一個出身普通、努力學習的學子，僅僅因為其身份，就可能被自動套上無趣而勢利的“做題區(qū)”刻板印象。

這正是最令人遺憾的地方：大家所要批判的，本應是那種畸形的、有毒的“做題慣習”，是唯分數(shù)論、互害思維的思維模式；而不是否定“做題家”這個身份本身，嘲諷那些努力奮斗、試圖通過學習改變命運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