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南方周末報道了各地中學棄選歷史的現(xiàn)象，根據(jù)報道，在23個實行“3+1+2”模式的省份中，近一半省份歷史類考生比例持續(xù)走低，物理類與歷史類普遍接近7:3，部分省份甚至達到8:2，一些歷史老師因課時不足出現(xiàn)賦閑。

這一幕，實際在10余年前上演過，只不過當時是物理。2014年高考綜合改革啟動，為強化學生的選擇權，“3+3”選科模式推出。除語數(shù)外三門外，考生可以在史地政物化生6門（浙江多一門信息技術）中任選三門作為選考科目，作為高考錄取的分數(shù)依據(jù)，即所謂兩依據(jù)，一參考。

這一制度剛剛推行就遭遇了功利算計。2017年新高考在浙江落地，浙江選考物理的學生快速下降至30%多，上海也出現(xiàn)下降。而此前的老高考期間，浙江理科考生為63%，也就是意味著選考物理的人幾乎腰斬。更糟糕的是，此后選考物理的考生繼續(xù)出現(xiàn)大幅下滑。

背后的原因則很簡單：功利算計。物理難學難考，投入產出低，不分文理只看總分的錄取政策導致選考物理吃虧。同時，一些高校顧忌自己分數(shù)線太低影響不好，也普遍放松了對選考科目的要求，一些理工科專業(yè)甚至不要求選考物理。各種因素疊加下，物理科目遭遇普遍棄考。

比功利選科更嚴峻的是功利學習。

按規(guī)定，即便不選物理，但還是需要學習物理的，并通過合格考試才能參加選考。但事實上只要不選，幾乎就等于放棄了相關科目的學習，學生應付學，學校也在應付教。

物理對于理工科人才培養(yǎng)至關重要，同時物理對知識的體系性要求很高，一旦高中不學，少學，到了大學就很難培養(yǎng)了。功利選科與功利學習對高校理工科人才培養(yǎng)造成了明顯的影響。

西安交大2017年在對理工科新生的摸底測試中就發(fā)現(xiàn)，來自上海、浙江的理工科學生質量下降，其中上�？忌鷱脑琶谝�，第二下跌至第11位。同期，福建某大學在對浙江的生源監(jiān)測中也發(fā)現(xiàn)，老高考時期的2015/2016級浙江考生普通化學平均分高達81分，不及格率為零。但到了2017年第一屆新高考學生入校，來自浙江的考生普通化學不及格率飆升至40%，平均分下降至61分。核心就是沒有選考化學的學生造成了這一成績的下降。

為此，2018年第三批高考改革啟動時，對相關制度進行了系統(tǒng)性調整，尤其是選考制度�！�3+3”變成了“3+1+2”，物理與歷史二選一，然后才能從剩余四門科目中任選兩門。

但遺憾的是，功利選科仍在持續(xù)，這次是化學。選了物理，往往就不選化學，很快就出現(xiàn)了化學的棄選棄考。很顯然，這樣的理科生高校仍然很難培養(yǎng)。為了遏制這一功利選考與功利學習現(xiàn)象，保護理工科人才的培養(yǎng)，2021年教育部出臺了“指引目錄三”，對于報考理工科專業(yè)要求必須選考物理和化學，這就是所謂的“物化捆綁”。這一措施徹底遏制了功利選科與功利學習對理工科人才選拔與培養(yǎng)造成的深遠影響。

近年，國家從戰(zhàn)略發(fā)展需要高度重視理工科人才的培養(yǎng)，比如2023年啟動的學科專業(yè)設置改革，明確要求增設理工科專業(yè)。國家十五五規(guī)劃也明確要求以理工農醫(yī)專業(yè)為主，擴大包括優(yōu)質本科在內的本科與研究生招生規(guī)模。也就是說，理工科招生占比越來越高。于是選考物理化學就成了考生的主流選擇，尤其是在個別中學，選考物理的比例甚至高達80%。

不分文理當然是最理想的，但很遺憾，充分的選考自由遭遇了功利選考與功利學習的算計，不得不不斷限制學生的這一選擇，從“3+3”，到“3+1+2”，最后到理工科專業(yè)限定的“3+2+1”。不分文理，實際上又回到了“小文理”。但無論如何，這也是一次進步，雖然沒有達到當初的目的。

兩利相較取其重，兩害相較取其輕，目前的選考制度不完美，但卻是最現(xiàn)實可行的。

至于輿論擔憂歷史等學科的學習與素養(yǎng)提高問題，我覺得大可不必。事實上老高考期間，一些省市文理本就是3:7，一些超級中學往往是2:8，目前在某種程度上只是一次回調。

更重要的是，人文與自然科學的學習與素養(yǎng)提升方式與年齡階段是不同的，大量人文科目完全可以通過自學完成，同時對年齡要求不高，甚至是“越老越容易學明白”。但自然科學不同，一旦錯過了學習的年齡就無法挽回了。比如我50多歲，無論是歷史還是政治、哲學，越學越明白。但讓我這個年齡再學物理，已經(jīng)沒有可能了。

當然，選科制度可以考慮進一步完善。比如全科開考，把選擇權給考生的同時，也應該充分給高校。比如雙一流頭部高�？梢愿鶕�(jù)不同專業(yè)提出“3+4”，物化生之外加歷史，普通地方高校可能只是“3+2”，�？茖W校則是“3+0”，大家根據(jù)自己不同的定位做出適合自己的選擇。但我也同時知道，這一方案一定會存在增加學生負擔的爭議，同時一些高校也缺乏足夠勇氣做出更多科目的要求。

無論如何完善，我們一定要汲取理想化的制度設計帶來的教訓。從物理，到化學，再到歷史，功利文化并非今天才有的，也不是一天兩天就能解決的，與其把責任推到功利算計身上，不如在制度設計之初就實事求是，面對我們的國情文化拿出理論上不那么美好，但卻現(xiàn)實的方案。當然，這需要足夠的勇氣與擔當，否則很容易陷入一些專家理論正確的口誅筆伐中。

這一輪回也再次提醒我們，在包括高考在內的各種教育治理上，需要立足于中國國情文化，立足于自有知識體系之上的理念與理論基礎，不能盲目效仿甚至照搬西方的做法。

意識形態(tài)決定政治制度，也決定了基礎理念與認知，更不要說各自的文化傳統(tǒng)與歷史。直至今日，仍然不斷有專家呼吁我們的招生考試改革學習美國搞考試社會化，把高考交給社會，比如ETS與SAT。

美國因為特殊的國情文化，其憲法核心精神就是最大程度保護私權，限制公權力，大量的社會職能是私人組織在承擔，比如美聯(lián)儲，甚至私人監(jiān)獄都有，我們能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