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5日，西班牙一個小鎮(zhèn)，人們往以色列總理內(nèi)塔尼亞胡那座七米高的塑像里塞了十四公斤炸藥，點火的瞬間火光沖天，圍觀的人爆出一片歡呼聲。

而且這事不是孤立發(fā)生的，就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北馬其頓也有人試圖縱火焚燒斯科普里的一座猶太教堂。

為什么全世界對猶太人的敵意越來越深？

要知道，猶太人在人類歷史上貢獻過無數(shù)科學(xué)家、思想家和藝術(shù)家，但這個民族卻屢屢成為被排斥的對象，不論是西班牙小鎮(zhèn)炸塑像事件，還是北馬其頓的縱火案事件。

背后藏著的歷史邏輯其實早被德國哲學(xué)家黑格爾看透了，黑格爾這個人，一輩子沒少琢磨宗教和歷史的關(guān)系。

而在他早年的神學(xué)著作里，他對猶太教下了個相當不留情面的判斷，那就是“猶太教的精神本質(zhì)，是與世界相對立的?！?/p>

他認為，猶太教把上帝塑造成了一個絕對超越、絕對孤獨的存在。這位上帝不與自然融合，也不與人類的世俗生活交織。

這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猶太教的信徒們，實際上被拉進了一個與外部世界割裂的精神空間。

他們遵守的律法、執(zhí)行的儀式，不是為了和周圍的民族打交道，而是為了維護自己與那位唯一真神的特殊契約，久而久之，猶太人的生活方式就跟周圍的社會產(chǎn)生了明顯的區(qū)隔。

比如最典型的例子，安息日。在猶太教教規(guī)里，安息日是一周中最神圣的日子，所有勞作、交易、出行都必須停止。

這本是一種對精神生活的維護，可放在古希臘羅馬時期，周圍的異族看著猶太人在安息日什么都不干，甚至城門被敵人攻破了也不還手，心里就覺得不可思議。

飲食戒律更是如此。猶太人不吃豬肉，不吃無鱗的魚，不吃帶血的食物。這些規(guī)矩在現(xiàn)代人看來無非是個人習(xí)慣問題，但在古代，飲食往往跟祭祀、社交緊密綁在一起。

所以在當時的人眼里，猶太人不參加外族的神廟宴會，不吃外族人準備的飯食，就是在拒絕社交、拒絕融入。

說到底，猶太教的整套儀式體系，從安息日到飲食戒律，其實都在不斷地提醒猶太人，他們和別人不一樣，他們屬于一個被選中的群體，自然與外族之間有一條看不見但實實在在存在的界線。

對猶太人自己來說，這是維持民族身份的精神支柱，可對外部世界來說，這成了一道高墻。

而黑格爾當然不是第一個指出這一點的人，但他把這個問題上升到了哲學(xué)的高度。在他看來，猶太教所代表的“自由主體性”，是一種純粹、無限但同時也抽象的主體性。

這種主體性與具體的人類社會生活是脫節(jié)的，它與周圍世界的真實聯(lián)系是被切斷的。

而且翻開猶太人的歷史，我們會看到一條斷斷續(xù)續(xù)、遍布傷痕的時間線，猶太民族起源于迦南，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區(qū)。

公元前722年，北國以色列亡于亞述帝國，十個支派在歷史中消散無蹤。公元前586年，南國猶大被新巴比倫王國征服，大批居民被擄往巴比倫，在異鄉(xiāng)度過了半個世紀的囚徒生涯。

隨后轉(zhuǎn)折發(fā)生在公元70年和135年，猶太人兩次發(fā)動反抗羅馬統(tǒng)治的大起義，史稱“猶太戰(zhàn)爭”。起義被鎮(zhèn)壓后，羅馬軍隊對猶太人進行了大規(guī)模屠殺，據(jù)說至少有150萬人喪生。

而幸存者被驅(qū)逐出巴勒斯坦，沿著地中海沿岸向西、向南、向北，四散飄零。從那一刻起，猶太人開始了一場長達一千八百多年的“大流散”。

對此，英國歷史學(xué)家湯因比有個形容很貼切，這是一個“被連根拔起的文明”，人飄到哪里，根就扎到哪里。

然后猶太人就開始散居在歐洲、北非、西亞、中亞，說著不同的語言，長著不同的面孔，甚至演化出了三大支系，阿什肯納茲人、賽法丁人和東方人。

可他們沒有像其他流散民族那樣，慢慢融化在當?shù)氐奈拿骼?，原因就在那本《托拉》里。律法?guī)定了他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jié)，從出生到死亡，從飲食到婚姻，從祈禱到經(jīng)商。

這套嚴密的體系像一根看不見的繩索，把散落在五大洲的猶太人牢牢拴在一起。他們?nèi)嗽诎屠?、在倫敦、在巴格達、在莫斯科，心卻始終朝著耶路撒冷。

因此他們生活在歐洲的封建社會時，就成了一個很尷尬的存在。在“一個國王、一種信仰、一個民族”的中世紀歐洲，猶太人成了一個扎眼的例外。

他們不承認基督的神性，不參加教會的禮拜，不在星期天休息，不用十字架祈禱。對教會來說，這群人是拒絕福音的“頑固分子”，對世俗領(lǐng)主來說，這群人是不效忠任何本地君主的“外來者”。

于是矛盾在十字軍東征時期達到了第一個高潮，1096年，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隊伍在萊茵河沿岸大肆屠殺猶太人。

此后的幾百年里，猶太人被驅(qū)逐、被隔離、被強迫改宗，成了歐洲歷史上一段反復(fù)重演的老劇本。

最極端的案例，毫無疑問是二十世紀納粹德國對猶太人實施的系統(tǒng)性滅絕，600萬條生命從奧斯維辛到特雷布林卡消失，人類文明的底線在那個時代被徹底擊穿。

這段歷史太過沉重，沉重到任何輕飄飄的評價都顯得淺薄，以至于二戰(zhàn)結(jié)束后，國際社會對猶太人的同情達到了頂峰。

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國，這段兩千年的流散似乎畫上了句號，猶太人終于有了自己的國家，有了可以自己說了算的土地。

可建國的同時，巴勒斯坦人的命運也被徹底改變了，無數(shù)巴勒斯坦人被迫離開家園成了新的難民，而且從1948年到現(xiàn)在，巴以沖突從來沒有真正停過。

每一次沖突都在加深隔閡，每一次流血都在堆積仇恨。也就是說，一個擁有軍事力量的猶太國家，從建國起，就把黑格爾所說的“精神對立”轉(zhuǎn)化成了更加具體、更加尖銳的政治對立。

以色列在中東的處境，某種意義上就是黑格爾所說的“精神對立”在地緣政治中的現(xiàn)實翻版。在這個維度上，我們看到的已經(jīng)不是宗教儀式層面的對立了，而是一個主權(quán)國家與整個國際秩序之間的對抗。

這種對抗體現(xiàn)在聯(lián)合國大會年復(fù)一年的投票中，體現(xiàn)在國際刑事法院的起訴中，體現(xiàn)在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抗議游行中，而西班牙小鎮(zhèn)的爆炸聲，不過是這個大背景下的一個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