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冬，川西平原細雨綿長，崇州劉家祠堂的賬房燈火通宵，那本厚厚的“膳食流水”上密密麻麻寫的是當日所耗食材：豬肉二十斤、鰣魚四條、紹興黃酒一壇、雞蛋一百二十枚、桂圓一籃，只是家主一家十幾口的早餐。看似夸張，落到數(shù)字卻全屬實情。

沿著青石板甬道往里走，豁然出現(xiàn)兩座對稱的四合小院，石雕獸首朝天，墻頭琉璃瓦泛著幽光。劉家總占地超過七萬平方米，屋子五百多間，光庫房就分糧倉、綢緞庫、瓷器庫三大類。

與此同時，距祠堂不到兩里，還有佃農(nóng)劉二哥的茅舍，三間草屋，連個像樣的窗戶也沒有。舊社會階層鴻溝，不必調(diào)查報表，看院墻高度便知。

大門內(nèi)的照壁鑲嵌法國進口彩玻璃，陽光一照五彩流動，孩子們稱它“會發(fā)光的水”，在鄉(xiāng)下簡直是外星科技。每根梁柱全用楠木，一刀一鑿雕著蟠龍海馬，據(jù)說光木料運輸就用了三百多條船。

最熱鬧的是后廚。凌晨四點，灶堂里二十口大鍋一字排開，蒸、煮、炸、烤分工明確。掌勺的陳師傅混著川鹽、廣佛山蠔油試味，他常說一句：“劉府一餐，抵外面百家。”沒人反駁。

早飯分主家與下人兩條線。主家桌上是鮑魚粥、奶皮酥、豆花甜酒；下人則是苞谷糝配咸菜，但能管飽，對當時的普通百姓而言仍算奢侈。

午宴才算真正排場。冷拼四碟，熱炒八樣，加一道老火靚湯與一盅蓮子燉雪蛤，依立春、立夏等節(jié)令滾動替換。菜上桌先擺正，長輩動筷前誰也不敢冒失。

堂屋里偶爾能聽到一句短促的提醒：“七少爺，往里坐些?！逼毯笞螝w位。尊卑秩序與菜肴香氣一同在空氣中彌漫，外人初次進門大多手足無措。

內(nèi)宅是另一幅畫面。十六歲的四小姐頭戴鑲珠百合釵，穿杭綢旗袍，腳上卻仍是“三寸金蓮”，走路只移蓮步。她旁邊兩名貼身丫鬟容貌清秀，卻明顯帶著低眉順眼的謹慎，那眼神仿佛時刻提醒自己“不是主子”。

劉家對子女教育并不吝惜。塾師出自錦江書院，每月例銀十兩。晨誦四書、午習西算，少爺們寫功課時，塾師常把鋼筆與毛筆擺在一起，讓他們感受“中西并行”。

然而富裕與自律并非必然綁定。三少爺1931年去上海讀商科，帶回光怪陸離的新玩意兒，于是后院悄悄開出一間煙房。檀木煙榻、景德鎮(zhèn)瓷枕、銀煙槍齊備，甜膩的鴉片味道隔著墻都聞得到。

運送少爺出門的交通工具隨時代更新。最早是八抬大轎，后來換成兩匹騾子拉的歐式篷車。到1937年，院里竟停進一輛二手雪鐵龍，把鄰村孩子看得目瞪口呆。

劉家還自備發(fā)電機。黃昏一到，廳堂吊燈齊亮，對當年習慣油燈的鄉(xiāng)民來說，這就是白晝。電機轟鳴聲在夜色里持續(xù)，很遠都能聽見。

孩子滿月必請乳娘。府里常備三人輪流喂養(yǎng)，豐衣足食卻與親生孩子短暫分離。乳娘多來自貧困村落，圖的是每月那幾吊錢，好讓家里老小能混口米飯。

每逢正月初十，府里“拜燈”最隆重。工匠架彩樓，家丁掛宮燈，丫鬟端著花燈排練隊形。夜幕剛落，煙花聲此起彼伏，主家穿長袍馬褂站在高臺俯瞰，佃戶們抬頭仰望，嘖嘖稱羨卻不敢多言。

待遇反差尤在賬目中凸顯。長工全年吃住在府，月工錢二吊，折合不到主家每日酒水的十分之一。到1940年，收租仍按“七三分”，收完糧，小半又被押進賬房抵舊債，貧者難翻身。

1950年土地改革推開，劉家的五百多間房被逐步分給無地農(nóng)戶，原先那本膳食流水停在同年五月——最后一頁寫著“晚膳：炒鱔片、麻油雞、紅燒獅子頭”，之后空白，再無人續(xù)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