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46年至1948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日本甲級戰(zhàn)犯嫌疑人進行審判。這場跨越兩年六個月的審判，以如山鐵證定格了人類歷史上黑暗的侵略記憶，奠定了戰(zhàn)后國際秩序的法理基石。然而，日本右翼勢力從未停止對東京審判的否定與翻案。今天起，我館融媒體中心推出“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系列報道，循著珍貴檔案與專家解讀，夯實法理基石，回望庭審較量，守護歷史鐵證，銘記正義裁決。

東京審判之初，國際檢察局曾數(shù)次奔赴南京調查取證，搜集日軍制造南京大屠殺等一系列侵華暴行的鐵證。這些調查為庭審質證提供了關鍵證據(jù)，也為最終裁定日本戰(zhàn)犯罪行提供了重要支撐。

1946年10月2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部分檢察官合影。后排左二為中國檢察官顧問裘劭恒

01

11國攜手

搭建審判框架

這場世紀審判，始于周密的籌備。1945年12月6日，以基南為首席檢察官的國際檢察局美國團隊首批39名成員抵達東京。翌年，中、加、英、蘇等10個盟國檢察官團隊陸續(xù)抵達，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及其助手裘劭恒于1946年2月7日晚抵達東京。

1947年2月3日，部分檢方人員合影。右二為中國檢察官向哲濬

不久，國際檢察局成立由11國檢察官及核心成員組成的執(zhí)行委員會，確立審判的政策和調查取證方法。

國際檢察局的任務十分龐雜、繁重，首席檢察官基南直言：

起訴書里的指控是如此的廣泛，所涵蓋的時間是如此的長，牽涉的地區(qū)是如此的廣闊，被告人數(shù)是如此的眾多，他們支配的權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個試圖包括本案每個階段詳細情況的開庭詞將會過分冗長和繁重。

即便困難重重，國際檢察局的工作仍高效推進。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楊夏鳴說：“在不長的時間里，國際檢察局調查人員幾乎將所有與南京暴行有關的重要證人和文獻證據(jù)納入調查視野，并獲取了相關證據(jù)，為后續(xù)庭審奠定了基礎?！?/p>

02

3份文獻

鎖定南京暴行鐵證

定罪的關鍵，在于無可辯駁的證據(jù)。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之子、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任、教授向隆萬說：“尋找證據(jù)的時間實在太短，且日軍敗亡之前銷毀證據(jù)，中國老百姓缺乏保留證據(jù)的觀念，加大了證據(jù)搜集的難度?！?/p>

為還原日軍南京暴行的真相，檢方團隊輾轉中國、美國、德國等多個國家，克服語言、地域、史料銷毀等多重阻礙，最終整理出一批與南京暴行相關的文獻。

其中，三份關鍵文獻尤為矚目，成為判定日軍南京暴行的重要依據(jù)——美國大使館有關日軍占領南京后現(xiàn)狀的往來電報、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給德國外交部的絕密電報及其附件，以及南京安全區(qū)檔案。

1946年6月6日，美國副檢察官大衛(wèi)·納爾遜·薩頓歷經(jīng)波折，前往南京美國大使館調取外交檔案。這份檔案包含1938年南京大使館與美國國務院及其他使館的往來電文、信函，其中有使館官員埃斯皮撰寫的《南京現(xiàn)狀》長篇報告，記錄南京陷落后日軍犯下的種種暴行，還有南京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致日本駐南京大使館的抗議信。

美國副檢察官大衛(wèi)·納爾遜·薩頓

返回東京后，薩頓從中篩選出6份電報及附件作為檢方證據(jù)。國際檢察局又獲取了1939年徐淑希編寫的《南京安全區(qū)檔案》，薩頓從中挑選11組作為檢方證據(jù)。

東京審判籌備階段，國際檢察局調查處負責人薩基特前往德國紐倫堡收集證據(jù)，帶回了約翰·拉貝寫于1938年1月14日關于南京現(xiàn)狀的信件，以及馮·法肯豪森將軍提供的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1月13日南京現(xiàn)狀備忘錄。這些文件由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轉發(fā)至德國外交部，成為指控日軍罪行的有力佐證。

法庭上，起訴方摘要宣讀了這三份文件，內(nèi)容給法官們留下深刻的印象，辯護律師對這些證據(jù)幾乎沒有提出任何實質性的質疑。

1946年5月3日，審判大廳中間的檢察官席

03

百份證言

編織審判證據(jù)網(wǎng)

南京大屠殺受害者與親歷者，是控訴日軍暴行最直接、最有力的證據(jù)之一。

為尋找關鍵證人、確定出庭人選，國際檢察局三次前往南京實地調查取證。1946年3月12日，中國檢察官向哲濬、顧問裘劭恒、美國副檢察官莫羅、薩頓一行飛抵上海，開啟了為期三個多月的實地調查取證工作。莫羅、薩頓等一個月后返回東京，裘劭恒和后來加入的另一位美國檢察官一直留在中國進行證據(jù)收集。

調查團隊分工明確、高效協(xié)作：向哲濬負責協(xié)調中國各地相關機構與人員，為調查工作打通渠道；莫羅負責調查盧溝橋事件背景、日本對華戰(zhàn)爭策劃及毒氣使用等罪行；薩頓負責調查日本對華經(jīng)濟剝削、細菌戰(zhàn)、中德關系及毒品銷售等問題；莫羅與薩頓共同負責平民暴行與反人類罪的調查；裘劭恒則承擔翻譯工作，協(xié)助各方溝通對接，保障調查順利推進。

莫羅在報告中感謝中國成員提供的支持：

在我到達（中國）各地前，向（哲濬）法官都和相關個人和機構聯(lián)系，做出安排，這極大地幫助了我的工作。在向法官的安排下，裘先生和中國政府的其他成員被指派與我合作，所有人都給予了非常好的合作。

調查的艱辛遠超想象。在南京，檢方團隊有時一天要面談120名目擊者，經(jīng)常審問在中國被拘留的日本戰(zhàn)犯、與證人面談至凌晨3點。

1946年5月31日，薩頓再次來華。他與許傳音、貝茨、劉易斯等目睹日軍暴行的中外人士面談，了解到他們掌握的大量一手證據(jù)，并負責將重要證人帶回東京出庭作證。

1946年7月29日，南京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委員貝茨教授出庭作證

為了確保收集到證言的法律效力，裘劭恒等人將中國證人的證言翻譯成英文，莫羅、薩頓、克勞利等見證人，在每份英文證言上簽字畫押。

美國知名時事評論員、加拿大國際治理創(chuàng)新中心高級研究員艾那·唐根指出，由政府機構調查和報告的案例總計95791件，控方雖心懷正義，卻不堪重負，無力處理如此海量的案件，最終僅收集到650份證人陳述，其中與南京相關的僅數(shù)十份。唐根說：“余下近十萬起有案可查的暴行，均被擱置一旁。并非這些罪行無關緊要，而是現(xiàn)有司法體系無法承載。”

04

步步緊逼

戳穿狡辯謊言

就南京暴行而言，檢方團隊審問了所有在世的、參與進攻南京的日軍高級軍官，包括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鳩彥、參謀次長多田俊、華中方面軍副參謀長武藤章等9人。

1946年5月3日，法庭被告席

通過這些審問，檢方不僅摸清了日軍占領南京的兵力部署、進攻路線等基本情況，更從戰(zhàn)犯的閃爍其詞中，捕捉到他們放縱暴行的蛛絲馬跡。

面對檢方的質詢，這些日軍高級軍官大多刻意隱瞞、百般抵賴，尤其在屠殺俘虜、平民等問題上避重就輕。松井石根辯稱：

我不是在企圖逃避我的所有責任——作為占領南京時（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指揮部下的責任。然而，我只想告訴你我對我所轄的兩個軍的紀律和道德沒有直接關系。

在庭審現(xiàn)場，加拿大檢察官亨利·諾蘭如何步步緊逼，戳穿松井石根的狡辯謊言？敬請關注“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系列報道第二篇。

·史料來源：《東京審判國際檢察局的調查取證——以日軍南京暴行為中心》楊夏鳴

·圖片來源：《圖說東京審判》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 編著

·編 輯：潘琳娜

·校 審：李 凌 李雪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