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朱玉賢，1955年12月出生于富陽漁山的一個小山村，1989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獲得理學博士學位，現(xiàn)為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學院院士，發(fā)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武漢大學高等研究院院長。

朱玉賢院士（左）與他父親合影（許超/攝）

人說，父愛如山。確實，父親沉重而帶有明顯家國情懷的愛和期待，在我66年的人生旅程中有著類似于“畫龍點睛”般的作用。

到今年夏天，父親就滿90歲了，雖然耳朵已經(jīng)聾了，眼睛也花了，但仍能下自留地，種了嫩玉米、西葫蘆、馬鈴薯，還播了莧菜和小白菜，老兩口平時吃的蔬菜主要產(chǎn)自他的菜園子。我弟弟不讓種，無奈他堅持下地，說自己這一輩子天天就是這么過來的！

我想在他即將成為“90后”之際（他出生于1931年7月），跟我的父老鄉(xiāng)親們說說存在于我腦子里的父親的形象，并以此來表達我對他的敬愛和祝福。無論是作為家里的長子（我有一個弟弟，三個妹妹），還是作為一個男人，我從來沒跟父（母）親說過這些心里話。同時，希望我的這些感受和體會能為家鄉(xiāng)成長中的莘莘學子提供一些精神食糧，成為他們不斷克服困難、勇往直前的動力。

家史

我爺爺朱祿年和他哥哥朱永年兄弟倆早年從里山鎮(zhèn)幸福村來到漁山三元沙頭自然村，靠給人家放牛、做佃農(nóng)打短工過日子。除了父親朱根泉和姑姑朱秀珍，我還有兩個叔叔，大的叫朱慶泉，小的叫朱慶源。奶奶是1945年農(nóng)歷正月初病亡的，當時我爸還不到14歲。

記得爺爺在世時曾跟我說，1944年冬，奶奶懷著第五個孩子，碰上日本鬼子來掃蕩，村里所有能走的人都跑上山躲起來了，奶奶挺著個大肚子，沒法走路，一家人只好躲到離家不遠的蘆葦蕩里。那天，鬼子兵不知怎么丟了一個包裹，一直在沙頭村折騰了大半天，直到天快黑了才離開。由于在水里泡的時間有點長，導致奶奶下身流血，從此臥病不起，沒過多少日子就跟她那個沒來得及出生的孩子一道與世長辭了。

奶奶走后，我的二叔、三叔相繼在那年春天因為出水痘不治而病故。爺爺曾跟我說，奶奶這么早過世，日本鬼子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爺爺讓我一定不要忘了這家仇國恨。

父親過了13歲，爺爺才有點余錢送他去私塾念書，可惜一共只念了三個月，奶奶就沒了，爺爺再也不能供他上學了。從此，他就在家?guī)蜖敔斒膛f稼，開始了他勤勞質(zhì)樸的農(nóng)民生涯。他在1957年3月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小他幾歲的姑姑比他早入黨一年多。

有趣的是，1956年，漁山鄉(xiāng)三元、利明、五一三個村成立聯(lián)合黨支部，在各村設(shè)立黨小組，由尚未成為中共黨員的父親擔任三元村黨小組組長！毫無疑問，父親對黨的忠誠和對鄉(xiāng)村革命事業(yè)的熱愛程度得到了當時鄉(xiāng)里主要領(lǐng)導的肯定。

1958年，三元村單獨成立黨支部，父親是首任支部書記，直至1983年卸任（當時已改稱大隊書記）。1956—1983年，除去文化大革命期間停止履職1年，總共當了27年的村支書或村黨組織的實際負責人，其間還連續(xù)兼任中共漁山鄉(xiāng)黨委委員。

父親是一個頗有領(lǐng)導才能的村干部，在鄉(xiāng)里（至少在我家周圍那幾個村）一直享有很好的聲譽。村里人說他正直、大度，有愛心、肯吃虧、有擔當，辦事公道、不貪便宜。我小的時候，只要我父親在家，社員們家里家外但凡有什么長長短短、磕磕碰碰的事，就一定會過來跟他念叨念叨，看應該怎么解決。父親聽完后，往往三言兩語就能把問題說清楚，該怎么辦就怎么辦了！

父親這種幾乎無師自通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是我一直都特別佩服的，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大半生。

朱玉賢父親朱根泉近照（記者 駱曉飛/攝）

我心中的父親

我是1955年農(nóng)歷十一月份出生的。從我有記憶開始，父親永遠是忙碌的，白天晚上都忙。去縣里開會，去鄉(xiāng)里開會，去村里開會，再加上田里、地里和山上的各種農(nóng)活都不能耽誤。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季節(jié)一到，該干的農(nóng)活要是沒干，到秋天了該拿什么交公糧？一家人又靠什么度過漫長的冬季？

那時新中國成立沒多久，美國人又強加給我們一場朝鮮戰(zhàn)爭，使整個國家陷入困難境地，即使位于魚米之鄉(xiāng)的江南農(nóng)家，一日三餐也很少有白米干飯。過年時雖然也打點年糕，但媽媽總要添加很多玉米粉，吃起來有很粗糙的感覺，我不喜歡，但沒辦法，不吃會餓死的。

我小的時候，除了掰著手指頭算還有多少天過年（到那時就有好吃的，能吃飽了）之外，就是盼著我爸回家。他回來了，中午晚上就會有干飯。在那個糧食匱乏的年代，我媽要保證養(yǎng)家糊口的男勞動力能吃飽，下地干活掙工分。孩子們當然也很重要，和爺爺一道放在第二順位。最艱苦的是媽媽自己，我直到現(xiàn)在都還有點不敢相信，她究竟是怎么熬過那些艱難歲月的。如果爸爸回來了，不光有白米飯吃，他還往往會給我們帶點小零食回家。

父親后來跟我們說，早年參加區(qū)、縣甚至省里組織的會議，每天會發(fā)幾分或一兩毛錢的津貼，他就全部攢起來，給我們兄妹幾人買些糕點。最常見的是兩分錢一塊的“雪餅”（面餅烤干了上面直接灑點糖霜），兩毛錢一筒，12個，既便宜又耐饑頂事，我們都特別喜歡。

父親是個好農(nóng)民，干什么農(nóng)活都得心應手。無論是下水捻河泥、上山砍柴火，還是耕田、耙地、播稻種，統(tǒng)統(tǒng)舉重若輕，不在話下。他是當年生產(chǎn)隊里少數(shù)幾個插秧高手之一，插得又快又直，特別拉風。我1973年高中畢業(yè)后在家務農(nóng)兩年，有不少跟他一起在地里干活的經(jīng)歷。那時，盡管生產(chǎn)隊里已經(jīng)認定我是十分勞力（干一天記最高檔的十個工分），但無論是插秧、割稻子或是用腳踏打稻機打稻谷，我都遠不如他。

那時，我會不時悄悄地望著父親那黝黑而又有點帥氣的方臉龐，心中不免有一點點的自卑。父親也一直擔心我身體不夠強壯，成不了合格的農(nóng)民。

父親有一雙特別巧的手，這是我小時候非常深刻的印象。不管家里什么日常用具壞了，無論木工、篾匠還是泥水匠的活兒，他都能上手。經(jīng)他一捯飭，不一定修得多完美，但肯定能發(fā)揮原來的功能。我的手笨，在這方面完全沒有得到他的遺傳。出乎意料的是，我媽并不認這個賬，她常常抱怨說父親就會糊弄事兒，無論什么東西，只考慮如何應付過去，跟美觀不搭邊。

這使我想起若干年前的一件軼事：麥道飛機公司的總設(shè)計師周末在家請客，燒BBQ，孩子在前院玩兒童車，不知怎么就出了故障，夫人找他幫兒子修車，結(jié)果他弄了半天也沒把車修好，而后院的肉卻烤焦了。所以，無論木工、泥瓦匠、設(shè)計師還是學者，術(shù)業(yè)有專攻，跨行業(yè)有風險。

在我的記憶中，作為大隊書記的老爹，從來沒有以權(quán)謀私，暗地里撈點好處回家。但可能有一件事例外。在我逐漸長大的那些年（1974年以前），生產(chǎn)隊里采收的頭茶、二茶全部都要賣給國家（不知道是因為生產(chǎn)隊里缺錢還是因為國家有規(guī)定的額度，或者兩個原因都有），分給農(nóng)戶家里喝的只是茶末、簸尖（風選時飛得特別遠的、采收時混雜的大葉片）和最后采摘的三茶。我爺爺會炒茶，因此爺爺、父親連帶我都喜歡喝茶。每年春茶開采時，爺爺就住在生產(chǎn)隊的茶場里，直到頭茶、二茶全部加工出售了才回家。

頭茶生產(chǎn)期間，父親一定會找個機會去茶場看看，用一個小信封裝上能泡兩三杯茶的新茶葉回家。他總會把這信封給我并對我說，兒子啊，嘗嘗今年的新茶吧！不知怎么的，那幾天，我念書、干活的積極性特別高。直到現(xiàn)在，我有時候似乎還能聞到那些信封里帶著淡淡油墨味兒的“一級炒青”的茶香味，那是我舌尖上的家鄉(xiāng)！謝謝父親那點小小的私心，更感謝他博大的父愛！

朱玉賢（左）帶著父母出游（資料圖）

父親留給我的“財富”

有人可能會說，朱玉賢，你那老農(nóng)民父親能對你有什么樣的幫助��？要是這樣想，你就大錯特錯了。父親這輩子可能沒在知識和學問等方面有助于我，因為他自己就上了3個月的私塾，他認識的那幾大籮筐字主要還是當村支書后自學的。但是，父親的品行、操守、智慧和高屋建瓴的眼光，確實是我漫長人生路上不可或缺的精神財富。

1973年1月，我從富陽中學高中畢業(yè)回鄉(xiāng)務農(nóng)。當年的高中生，盡管處于文革期間并沒念多少書，但在鄉(xiāng)下仍勉強算得上是人才。我記得那兩年至少有一次招干、兩次招工的機會，都被父親讓出去了。招干那次跟他爭的是個鄉(xiāng)干部，雖然鄉(xiāng)黨委討論建議讓我填寫招干表，父親卻最終把表格讓給了那個鄉(xiāng)干部的兒子，理由是領(lǐng)導內(nèi)部要團結(jié)。后面兩次招工，第一次讓給了隔壁村一個農(nóng)民的兒子，因為那人的老爹病亡，母親改嫁，生活困難，那個村的支書跟他商量，他就同意了；第二次縣里又來招工，讓給了跟我同村的一個年輕人，其父原在生產(chǎn)隊的貨船上跑運輸，突遇臺風翻船被淹死，是工傷，招工表就給他了。

兩年時間內(nèi)，三次送走“跳出農(nóng)門”的機會，我表面上沒說什么，心里直犯嘀咕，覺得父親沒把兒子的前程當回事。不過，我那向來寸土必爭的母親在這件事上也沒二話，使我感到郁悶�，F(xiàn)在看來，似乎父母當年就已經(jīng)認定這個兒子的“穹頂”可能要更高些？

到了1974年冬天，我經(jīng)體檢合格，應征入伍，成為一名中國人民解放軍戰(zhàn)士。臨行前某一天，我跟父親在園子里侍弄過冬蔬菜，父親問我：“兒子，你去了部隊有什么打算啊？”意氣風發(fā)的我不假思索就告訴他，參軍走了，沒有10—15年，沒有穿上四個口袋（那時只有尉官及以上軍官才能穿四個口袋，士兵裝都只有兩個口袋）的軍裝，我不會回來的！他看著我停下了手中的活計，語重心長地說：“你有這個決心當然好，但什么事都會有例外，如果你發(fā)現(xiàn)部隊不合適你的發(fā)展，早點退伍也沒關(guān)系�！�

入伍不到兩年，我就當了班長。遇上南京步校來招生，連隊有意保送我上學（回來就是軍官），但此時團長來基層考察，私下評價我說：五班長背弓弓的（小時候趴在課桌上背書背的）。他這句話使我感覺到作為一個軍人，我可能缺乏一些行伍氣質(zhì)，在部隊前途有限。正好有消息說國家即將恢復高考，結(jié)合父親在我臨行前的囑咐，我毅然選擇退伍，回鄉(xiāng)參加高考。沒有父親那句睿智的話墊底，我可能真不好意思食言而肥，當兵三年多一點就退伍。

1982年7月，我在浙江農(nóng)業(yè)大學農(nóng)學系本科畢業(yè)并留校任教。一個鄉(xiāng)下長大的農(nóng)村孩子，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留在杭州城里當大學老師，自我感覺那叫一個爽，有點飄飄然。沒過多久，我回老家看望父母，父親跟我說：“兒子啊，你現(xiàn)在大學畢業(yè)留校當老師了，什么時候當教授啊？”我嚇了一跳，趕緊跟他說：“大學本科畢業(yè)到當上教授，萬里長征可能都還沒邁出第一步呢！”這件事給我敲了一大警鐘，讓我意識到自己還得繼續(xù)努力拼搏，實現(xiàn)父親的愿望。

朱玉賢父母在北京大學西門合影（資料圖）

現(xiàn)在回想起來，很多事情，只要警醒了就會有辦法，所以要居安思危。若是沒有父親“叮囑”我的這些點點滴滴，很難想象，我的一生究竟會走到哪一步。

希望越來越多中國老人

都成為人瑞

孝道是美德，百善孝為先。贍養(yǎng)老人、尊敬長輩是每個公民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實際上，讓老人們過上愉快的晚年生活，也完全符合我們自己的生物學需求。

因為健康長壽的父母可以成為我們?nèi)松亩ㄐ耐�。父母給予我們生命，而長壽的父母也暗示了長壽的下一代。

女作家畢淑敏在《孝心無價》一文中說：父母在人生尚有來處，父母去人生只剩歸途。真有點異曲同工的感應啊！有一首歌名字叫《最浪漫的事》，歌中唱道：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變老！歌里說的當然是情侶、夫妻之間的感情。但仔細想想，到了我們這個年紀，如果父母還在的話，和他們一起慢慢變老，也不失為一件很浪漫的事。

人生七十古來稀。因此，中國民間把七十歲的老人稱為古稀，八十杖朝，九十鮐背，100歲是期頤，又稱人瑞。真心希望父親能成為人瑞，更希望越來越多的中國老人都成為人瑞，因為我們趕上了一個偉大的時代！

朱玉賢父親朱根泉近照（記者 駱曉飛/攝）

朱玉賢/文

來源：富陽日報 駱曉飛 許超/攝 胡紅吉/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