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翰明律師，詐騙犯罪案件辯護律師，廣強律師事務所詐騙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秘書長

一、買單出口等騙補類案件中，滿足特定條件可做無罪辯護。

在之前的文章和案例中，金律師探討了買單出口等騙補類詐騙罪案件，海關出口數據的真實性是詐騙罪辯護的核心問題?？剞q雙方對于海關出口數據真實性的爭議焦點，控方認為必須是申領出口補貼公司本公司真實的貨物出口，其所產生的數據才具有真實性。但是從刑事辯護的角度我們認為，真實的貨物出口產生的真實的海關出口數據，經海關審核確認，涉案公司基于代理協(xié)議或事實上的代理關系，具備代理申報性質并領取補貼的，應當認可其申領數據的真實性。

此外，針對商務局、招商局等部門主觀明知問題，亦是此類案件中詐騙罪辯護的關鍵問題，本文我們只針對相關部門的主觀明知問題進行辯護探討。

詐騙罪既遂的構成要件，要求行為人實施了欺騙行為，欺騙行為使相對人產生認識錯誤，相對人基于認識錯誤交付財物，行為人取得財物。這是詐騙罪既遂完整的構成要件邏輯。

從刑法學的角度，如果行為人實施了欺騙行為，相對人沒有被騙，沒有交付財物，應當認定為詐騙未遂。但是在司法實務中，未交付財物的案件因為現實性等客觀原因，多數都沒有訴諸法律，或辦案機關主動作無罪處理，這也是刑罰謙抑性使然，我們亦認可其合理性。

但是在買單出口等騙補類案件中，存在另一種非典型的情況，我們可以理解為：行為人實施了欺騙行為（以“虛假”海關出口數據申領補貼），相對人沒有被騙，但是仍然交付財物。這里有人會提出，怎么會存在沒有被騙卻仍然交付財物的情況。在司法實務中，這類情形并不罕見，究其原因，是相關部門一定期限內的出口任務、補貼指標等方面的要求。

此類情形在買單出口等騙補類案件，以及金律師之前辦理的社保詐騙類案件（人社部門有“社保擴面”要求）中尤其典型。因為各地的出口指標、補貼任務、社保擴面等要求，相關部門明示、主動要求，或者暗示、默許涉案公司實施相關行為，并最終配合完整相關補貼的發(fā)放流程，此時涉案公司領取了補貼獲得了利潤，相關部門完成了出口任務、補貼指標、社保擴面要求，亦樂于接受。這種兩廂情愿的合意行為，也是買單出口等騙補類案件頻發(fā)的本質原因。

在此基礎上，回歸到詐騙罪構成要件，我們又會提出一個問題，如果相關部門沒有被騙，或者說相關部門明示要求、暗示默許涉案公司“以虛假海關出口數據申領補貼”，此時我們應當考慮的，應當不是既遂與未遂問題，而是“以虛假海關出口數據申領補貼”的手段行為，已經不具有現實的虛假性，不應當再被認定為欺騙手段，事實上屬于雙方的合意行為。

因此，針對買單出口等騙補類詐騙罪案件，我們認為，如果商務局等部門沒有陷入認識錯誤，在明知的情況下要求、默許審核并發(fā)放補貼，此時涉案人員并不成立詐騙罪未遂，而應當從不存在詐騙行為的角度做詐騙罪無罪辯護。

二、此類案件中，如何證明商務局等部門明知？

在我們處理的買單出口等騙補類案件中，比較典型的是涉案公司與相關部門簽訂招商引資協(xié)議。當然在書面的協(xié)議中，合同雙方約定了真實性保證條款、告知法律風險等條款，似乎能夠否定明知性。但是一方面雙方的招商引資簽約行為，即能體現一定的雙方合意性；此外在合同條款中，也不乏會出現部分體現雙方“合意行為”的約定，需要辯方針對具體的條款等相關證據進行審查。

同時部分案件中，從招商引資協(xié)議或其后衍生的合作協(xié)議中雙方約定的具體內容與客觀情況的對比，亦能證明相關部門的明知，比如招商引資等協(xié)議中約定的出口內容，與涉案公司實際申領補貼的出口內容存在巨大偏差，相關部門在審核時明確能夠發(fā)現但從未指出，亦能證明相關部門的明知。

此外部分案件中，涉案人員與相關部門工作人員之間的微信聊天記錄等證據，包括涉案公司與相關部門進行溝通的會議紀要、會議記錄、文件傳達等等，都會成為證明相關部門明知的事實，此幾種情形，我們在實務中均有遇到，因此需要辯護時重點關注。

三、商務局等部門明知的情形下，涉案人員應當無罪還是成立共同犯罪？

在上述情形下，應當認定涉案人員與相關部門人員成立詐騙罪的共同犯罪，還是應當認定涉案人員不符合詐騙罪構成要件，從而否定詐騙罪的成立？

金律師認為，如果此類相關部門明知，且主動要求或是暗示默許行為，具有相關部門相對的集體意志性，而非是相關部門某個人僅代表個人意志的行為，則應當認定涉案人員不構成詐騙罪。

在實務中我們接觸的案件，辦案機關有將涉案公司人員指控詐騙罪，將商務局等部門的“相對人”認定為職務上疏忽大意的行為，多數不做犯罪追究從而轉化為證人，甚至證人證言中如何被騙的陳述，會成為指證涉案公司人員的重要證據。也有部分案件，辦案機關將涉案公司的人員指控為詐騙罪，將相關部門工作人員另行指控為職務犯罪。

我們認為此兩種處理情形，都存在不當，無法合理解釋相關部門主觀明知的情況下，案件已經不符合詐騙罪構成要件的刑法問題。此類騙補型案件，在滿足商務局等部門明知的情況下，我們認為不應當作為詐騙罪處理，對涉案公司相關人員可做行政處罰。

尤其是部分領域比較持續(xù)性的領取補貼類型的案件，事實上存在一種長期的“合作關系”，如果相關部門長期處于明示要求、暗示默許的狀態(tài)，甚至同類型案件曝光后，比較公開的都是作行政處罰處理，但是在一定期限又轉而以刑事犯罪進行重判處理，不利于經濟領域的發(fā)展和法律對社會行為的指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