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博主發(fā)帖說，她因為刷到一個愛國采訪，于是上班時就效仿著采訪了自己的同事，結果不采訪不知道，一采訪嚇一跳，該同事不僅對日本哪年投降、香港何時回歸一無所知，甚至連新中國的成立日期都答錯了，國歌也只會一兩句。

因為這位同事是其大學同學兼好友，她有些拿捏不準，于是求助網友，同事是不是間諜，該不該舉報。帖子下面有一萬多條評論給她分析支招，也不知道這位博主最終舉報了沒有，如果舉報了，那可真是冤枉了好人。

并不是說相識多年、知根知底就一定可以排除間諜的嫌疑，而是世界上沒有這么業(yè)余的間諜。

間諜是一個高度專業(yè)化的職業(yè)，除了需要在情報收集、行動隱蔽以及安全規(guī)避等技能方面的專業(yè)化之外，對文化適應能力的要求也是極高的。不僅要深入了解當地的歷史源流、政治背景以及社會結構，還需具備超越自身文化的視角，能夠敏銳地洞察和尊重目標文化的價值觀和信仰，避免由于文化差異而產生誤解或沖突。

比如在中國當間諜，為了更具有欺騙性，古代史、近代史與當代史都是必修課，不說了如指掌，水平起碼應該在普通人之上，與此同時還得時刻保持敏感度，以免做出傷害中國人民族情感的行為，上述那位實誠的同事就是反面教材。如果有必要，甚至得積極迎合主流價值觀，以達到隱藏自我的目的。

從這種意義上而言，真要抓間諜的話，也應該重點關注有“愛國”傾向的群體，而非那些一眼就能辨別出的“反賊”，畢竟最具威脅的敵人往往也最會偽裝。

再說了，一個間諜天天待在辦公室996，能得到什么有價值的情報，難道是為了竊取牛馬養(yǎng)殖技術？

當然，這并非個例，近幾年很流行用這種“對暗號”的形式來抓間諜，比如某些國家象征、歷史事件甚至名梗和名臺詞都可以被當作識別工具，19年就有媒體報道過，有人因不知道“宮廷玉液酒”的下一句而被打成了境外勢力。

這當然是很荒唐的，因為該臺詞的出處——小品《打工奇遇記》，是1996年春晚的節(jié)目，距今已經過去了將近30年，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清晰記得，哪怕這句臺詞再怎么家喻戶曉，也不能因為大多數人記得，而去給遺忘的少數人扣上間諜的帽子，這是典型的暴民政治。更何況，不是每個人都看春晚，都對小品感興趣，那個年代，很多地區(qū)甚至連電視機都還未普及。

換言之，明明有多種合理的解釋，人們偏偏選擇以間諜來為一個人蓋棺論定，這不僅僅是認知的極化，更是一種用“正確的集體記憶”實現集體內部自我凈化的手段。

所謂“集體內部的自我凈化”通常是指，一個集體為了內部的團結與統(tǒng)一，通過自我審查、排斥異己、強化共識等方式，主動清除或糾正那些被認為與集體目標、價值觀或規(guī)范不符的個體或思想，使其快速淘汰，以保持集體的“純潔性”。

同時，對于那些符合集體標準的行為和觀點，集體可能會給予獎勵，而對于不符合的則可能會施加懲罰，以進一步強化內部凈化的過程。特別是在一些相對封閉的環(huán)境中，這樣的傾向更容易形成，也更加頑固與激進。

因此，當一個人不會唱國歌、不記得建國日期、不知道“宮廷玉液酒”的下一句時，意味著他不具備多數人所擁有的“正確的集體記憶”，是污染集體純潔性、需要被凈化的雜質，尤其是在該集體面臨外部威脅與壓力的情況下，這種“雜質”往往會被粗暴地歸類到外部勢力的陣營，給予其聲討、網暴甚至舉報、封號的懲罰。

對于個體而言，這樣的過程通常是無意識的，很難察覺到邏輯與證據上存在的問題，哪怕察覺到，也可能會被自我審查機制所過濾，以便更好地適應集體、尋求認同和歸屬感，而這又反過來強化了集體的無意識，為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創(chuàng)造了土壤與環(huán)境。

這也很好的解釋了，為什么人們在抓間諜的時候總是喜歡以國歌、建國日等事物為判斷標準，明明國旗內涵、建國歷史以及抗戰(zhàn)歷史等也同樣意義非凡，甚至相比于記住一個日期，了解整個歷史進程更具有愛國教育意義，也更能激發(fā)民族情感。

根本原因在于，前者文本量小、學習成本低，哪怕是群氓也能輕易掌握，屬于真正的“多數人的集體記憶”，具有非常廣泛的適用性，能團結起更多的人。而后者則需要一定的學習興趣與學習門檻，注定無法成為排斥異己的趁手工具，畢竟自己都沒有掌握，怎么能以此去要求別人呢？

所以說，不會唱國歌、不記得建國日并不是什么值得上綱上線的事，最多只能算作公民責任與義務的范疇，再嚴厲的批評也不過是缺乏常識與國家認同，無法與間諜劃上等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