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制”是中國史學及考古學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20世紀70年代末，以俞偉超、高明先生《周代用鼎制度研究》為代表的考古學禮制研究，無疑推動了“禮制考古”研究領域的發(fā)展。不過，以往研究雖然以禮儀或禮制為主題進行了相當深入的思考與探索，本書編者之一也曾提出過“考古學禮制文化”等概念，但大多數(shù)研究集中在對相關史實或“禮的起源”等問題的討論，較少對“禮制考古”的相關定義、重要研究領域等進行總結(jié)。我們在編寫本書時，也曾結(jié)合自身研究對上述問題進行了一些思考，故不揣淺陋，略述于此。

一、禮制考古的概念與定位

討論“禮制考古”，首先需要認識“禮”與“禮制”。

“禮”是中國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林沄先生《豊豐辨》等文細致回顧了“禮”字的形成過程與含義，認為“豊”（禮的本字）從玨從壴，而古代行禮時常用玉和鼓，故中原地區(qū)在造字之初，以玉鼓之形（豊）表達“禮”這一概念。至于隨后禮演化出的各種內(nèi)涵，前輩學者討論甚夥，茲不贅舉。概而言之，“禮”是古代社會發(fā)展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由統(tǒng)治階層用于維護社會秩序的禮節(jié)儀式（禮儀）、政治制度（禮制）與思想觀念（禮義）等構成。禮的內(nèi)涵豐富，不僅塑造了中國人的精神品格，也為我們帶來“禮義之邦”的美譽。此外，“按現(xiàn)在一般的用法，禮儀和禮制可以視為兩個具有包容關系的概念……禮儀包括民間禮儀和國家禮儀，國家禮儀即為禮制”，因此禮儀是一個更寬泛的概念，而禮制則是一個相對狹窄的概念，處在更為程式化、標準化、政治化的層次。這是我們在使用與理解時需要注意的。

中國考古學有著明顯的“歷史主義特征與傳統(tǒng)”或者說“歷史傳統(tǒng)”，而文獻史學“制度文化考釋傳統(tǒng)”也為中國考古學所繼承。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中國古代禮制演變發(fā)展為主要內(nèi)容的禮制史研究興起，其中也包含大量考古學研究。當然，相比于經(jīng)學史或思想史研究者重視對禮義的探索，考古學者無疑對禮節(jié)儀式與相關制度的研究更加得心應手，這與考古學者更多地接觸物質(zhì)文化材料密切相關。大量禮節(jié)儀式尤其是禮制的推行都需要一定的禮儀空間（如宗廟、墓葬）與禮儀用具（禮器），因此通過對這類物質(zhì)文化資料的積累、整理與研究，并借助“三禮”文獻等資料，考古學者往往可以分析復原各類禮儀活動，總結(jié)不同時段禮制的基本面貌。此外，盡管對禮俗的研究往往偏向社會學、民俗學，但由于禮俗與禮制的密切關系，甚至相互轉(zhuǎn)化（如“禮源于俗”），考古學禮制研究也應關注禮俗層面。

考古學是“通過實物資料來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科學”，而“禮制考古”則是以禮制遺存（考古學禮制文化）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考古學分支。從研究時段和對象來看，“禮制考古”又可歸入歷史考古學、專門考古學的范疇。

此外，“禮制考古”與宗教考古、儀式考古等關系密切，但并不完全一致，我們在借鑒相關理論與方法時，也要注意是否與我們的研究對象相適應。

二、重要研究領域

禮的內(nèi)涵豐富，可大致劃分為禮儀、禮制、禮義三個層次。禮儀包括各種可見的進退程式，也涉及各類可觸的禮儀用具（如鼎、簋）與禮儀空間（如墓葬、宗廟）。禮制重在制度層面，禮義則指禮的思想層面。這三個層次的內(nèi)涵相互交融，也孕育出獨特的中國古代禮制文明，成為禮制考古研究的題中之義。從物質(zhì)層面入手，考古學者既可探索各類禮器的使用規(guī)范，也可研究各類禮儀空間的營建、用途與變革等。而通過對各類禮制遺存的一般性現(xiàn)象的梳理、歸納與研究，考古學者又可進一步探索相關禮制、禮俗乃至其背后的思想文化。因此，禮制考古的研究內(nèi)容涉及禮儀的各類層次。當然，有學者指出，“禮節(jié)儀式和相關制度是中國禮制史研究的主要對象”，而禮義層面的探索往往不易著手，過去專及的研究相對較少。由于考古學者更多接觸物質(zhì)文化資料，這方面的表現(xiàn)也更為明顯。為了方便闡釋與理解，以下便結(jié)合個人研究方向與本書中的部分篇目，簡要回顧以往禮制考古的重要領域，也方便讀者對本書所選部分篇目有一個初步的了解。

（一）器用制度

器用制度指禮儀中器物的使用規(guī)范，這涉及禮器的用途、使用場合、使用等級等?！岸Y器”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禮器專指容器（即ritual vessel），尤其是三代以來的青銅容器，如以周代為代表的中原禮儀中使用的鼎、簋等容器。廣義的禮器則泛指各類禮節(jié)儀式運行過程中使用的儀式器具，從材質(zhì)、用途均可再細分。過去考古學者口中的禮器多指狹義的禮器，近年來，一些學者也開始強調(diào)更廣義語境下的禮器。事實上，無論是三代的鼎、簋還是明清的五供，禮器的形態(tài)、材質(zhì)雖有所變化，但“器以藏禮”的核心特征始終延續(xù)。在相關研究越來越深入的同時，我們也要注意禮器在不同語境下的內(nèi)涵。

器用制度研究的內(nèi)容繁復，下面以我們熟悉的青銅禮樂器制度簡要介紹。

1. 青銅禮器制度

本節(jié)討論的青銅禮器主要指狹義的青銅禮（容）器。

夏商周時期的禮器除玉器外，多為青銅鑄造，又被稱為“青銅禮器”或“青銅彝器”。自有宋以來，對青銅禮器的著錄與定名工作廣泛開展，這也是金石學對禮器研究最大的貢獻之一。王國維先生曾著有《說斝》《說觥》等幾篇短小精悍的研究，運用“二重證據(jù)法”將出土遺存與傳世文獻相結(jié)合，成為今天歷史考古及禮制考古的先聲。隨著大量墓葬的發(fā)掘，一些學者注意到禮器實物與古代文獻往往能相互印證，進而對各類青銅禮器制度開展了探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對周代用鼎制度的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一些學者便注意到周代墓葬中的銅鼎往往成套出現(xiàn)，并結(jié)合文獻將之稱為“列鼎制度”，同時也指出鑊鼎、列鼎、陪鼎（或铏鼎）存在的可能性，但并未對各類鼎的器用制度做詳細分析。1978～1979年，俞偉超、高明先生合作發(fā)表了《周代用鼎制度研究》，結(jié)合出土遺存與傳世文獻，對周代用鼎制度做了一次全面考察。該文首先闡釋鼎類三分法，在此基礎上，又對周代用鼎制度做了長時段的觀察，將用鼎制度的變化與禮制變革、社會變革聯(lián)系在一起，奠定了禮制考古利用禮器探討古代社會結(jié)構、社會變革的研究范式。當然，其中的討論并非毫無問題。林沄先生后來發(fā)表了《周代用鼎制度商榷》，該文首先指出文獻記載鼎制的矛盾性與片面性，在回顧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也指出過分關注雜配成套的可能性，容易陷入主觀“數(shù)字游戲”的危險，并進一步提出了鼎類四分法。林文再一次深化了用鼎制度的研究，其提出的四分法也對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思路。此后，以用鼎制度為基礎分析墓葬等級及其背后社會面貌的研究理路繼續(xù)沿用。除了繼續(xù)圍繞某時段（如商代、周代、漢代）或某區(qū)域（如江南、海岱、楚地）鼎制開展研究外，也開始進行橫向?qū)Ρ扰c縱向?qū)Ρ?。以張聞捷《周代用鼎制度疏證》為例。該文從鼎食角度結(jié)合實物資料對文獻中的四類鼎進行了梳理，又從中原、楚地的材料分別探索南北鼎制上的差異，并據(jù)此反觀禮書寫作時的參考藍本。張文進一步分析了南方楚地與中原地區(qū)在鼎制上的差異，也為學界分析周代不同區(qū)域墓葬等級提供了參照。

從最初借助文字材料為鼎劃分名實、種類，到利用鼎制梳理墓葬等級、探討社會變革，再到對各地、各時段用鼎制度的比較研究并反觀禮書的寫作背景，相關研究越來越深入。某種程度上來說，用鼎制度研究成為禮器制度研究最具代表性的部分。這種強調(diào)考古學本位、并注重結(jié)合文獻（尤其是禮制文獻）等材料的研究理路，同樣可以運用到其他禮器制度（如粢盛器、盛酒器制度等）與禮儀活動的研究中，囿于篇幅，在此就不過多贅述了。

2. 青銅樂器制度

樂器制度是器用制度研究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早期研究較少關注樂器制度，隨著相關樂器遺存的發(fā)現(xiàn)，音樂史學者與考古學者接觸增多，音樂考古研究層出不窮，樂器制度也成為禮制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皹泛贤?，禮別異”，禮樂相輔相成，“樂器同禮器一樣，都是禮樂制度的外顯形式，是禮樂制度的表征”。換言之，樂器本身也是禮器。

三代時期，常用于禮儀活動的樂器往往以金屬和石質(zhì)樂器為代表，就這兩大類樂器的研究而言，學界對鐘磬尤其是青銅樂鐘制度研究較為深入。因此，以下選擇樂鐘制度研究簡要介紹。

近代以前，商周樂鐘多為零星出土，組合不全。故金石學家主要重視對樂鐘的著錄與銘文考釋，以補史料之缺。如宋代《考古圖》等均有著錄當時所見周代樂鐘資料，部分資料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同時，宋清學者還依據(jù)這些出土樂鐘實物來探索古代音律問題，力圖復原上古時期的樂律、樂制，其中尤以清代乾嘉學派創(chuàng)見甚多，影響深遠。民國時期，為古器物摹繪圖形、銘文拓片并詳加考釋的做法得到延續(xù)，而唐蘭先生《古樂器小記》首次將樂器從彝器中分離出來，對樂鐘的名稱、形制、起源及功用等都進行了開創(chuàng)性的探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隨著地下成套編鐘資料的陸續(xù)出土，利用這些完整的考古資料，并佐以現(xiàn)代測音技術，來探討周代樂鐘組合、音律的變化，進而認識周代樂鐘等級制度的發(fā)展變遷便成為新的趨勢。尤其是1978年曾侯乙編鐘的出土，更促成了“音樂考古學”學科的蓬勃興起。諸多學者都結(jié)合考古資料從音律、組合、調(diào)音方法等角度對周代樂鐘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先后提出了“雙音鐘說”“周樂戒商說”“旋宮轉(zhuǎn)律說”“銼磨調(diào)音法”等重要的學術觀點，不僅基本厘清了周代不同階段樂鐘組合、音律搭配的變化情況，更打破了傳統(tǒng)經(jīng)學唯鄭注是從的弊病，而不再偏信“二八之說”，轉(zhuǎn)而采用動態(tài)的視角來全面梳理、考察周代的樂鐘制度問題。而且，“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叢書詳盡地收集了中國境內(nèi)出土的周代樂鐘資料，也為后續(xù)研究建立了良好的數(shù)據(jù)庫系統(tǒng)。在此基礎上，許多學者也對周代的樂鐘組合、音律等做出了新的系統(tǒng)性討論。

考古學方面，相較于音樂史學者偏重音律的復原研究，考古學者更關注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①樂鐘的銘文、形制與年代及其反映的文化系統(tǒng)。前人多側(cè)重于通過類型學研究方法并佐以編鐘銘文來探索編鐘的年代及地域性問題，并發(fā)現(xiàn)了西周時期編鐘顯著的拼湊性特點，進而提出了“廟制”與“葬制”的區(qū)別。②編鐘數(shù)量、組合與身份等級的關系。早年郭寶鈞先生就已十分關注編鐘數(shù)量與貴族身份的對應情況，而王世民先生則重點探討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樂器與禮器的組合關系，常懷穎先生又梳理了晚商、西周時期鐃、鐘的隨葬制度。③樂鐘的出土位置。如趙世綱先生即依據(jù)樂鐘的出土位置復原了王孫誥編鐘的懸掛方式。不過這些研究仍以個案居多，且以往偏重西周時期，近來雖也有部分對東周樂鐘制度的探索，但仍需從更宏觀的視角進行長時段、系統(tǒng)性的考察。

此外，“樂懸制度”仍是這一時期被持續(xù)關注的議題。裘錫圭、李家浩、饒宗頤、陳雙新等學者從古文字角度探討了樂鐘的名實、“肆、堵”之義、樂律及編列等問題。曾永義先生則依據(jù)《儀禮》所載復原了“樂懸制度”的具體組合方式。曾侯乙墓編鐘被發(fā)現(xiàn)之后，多被認為是“軒懸”制度的范本，并屢有學者論及，但實際上，曾侯乙編鐘本身僅有兩面，尚需依靠北面的編磬方能構成三面“軒懸”之制，如若這樣取舍，士一等級“特懸”又如何理解呢？近來學界也對此有所討論。

對樂鐘制度的探索從最初的著錄、考釋到如今音樂史與考古學相結(jié)合的研究越發(fā)深入，而日益新見的實物資料，也將樂鐘制度的探索推向新的領域。樂鐘制度乃至樂器制度探索的成功范式，也啟發(fā)著我們開展對不同類別禮器的研究探索。

上面我們以用鼎制度與樂鐘制度為例，簡要回顧了器用制度的相關研究。除了上述內(nèi)容外，從銅器銘文入手探索古代相關禮儀，或?qū)δ承┨厥庥猛酒魑锏奶剿?，也是器用制度研究的重要?nèi)容，如巫鴻先生對明器、生器的討論，楊華先生對行器的討論等，無疑豐富了我們對器用制度的認識。此外，禮器的材質(zhì)豐富，諸如對玉禮器、漆禮器的研究也頗為重要，同樣值得關注。當然，器用制度研究浩繁，不勝枚舉，在此便不再贅述了。

（二）喪葬制度綜合研究

喪葬禮儀可分為三大環(huán)節(jié)，即對死者的裝殮、埋葬及葬后祭祀，相關儀節(jié)的程式繁多，也因此將生者與死者、現(xiàn)實世界與死后世界聯(lián)系在一起。喪葬禮制研究內(nèi)容豐富，前已提及的器用制度研究，極大部分便與喪葬禮制相關。此外，喪葬禮儀復原、裝殮制度、棺槨制度、墓地制度及陵寢制度、賻赗制度等也是喪葬禮制的研究范疇。

夏商周三代是禮制性社會，禮制在當時“是一套不成文法”，而其中喪葬禮制往往是國家禮制建設的重要層面。因此，作為喪葬禮儀的遺存，墓葬資料與其他禮儀遺存一樣也反映了當時的禮制面貌與社會變遷。加之考古材料的局限性，墓葬遺存往往成為考古學者探索古代禮制發(fā)展演變與觀念變遷的重要資料。當然，除了從某一方面（如前述器用制度）出發(fā)對古代喪葬禮制展開研究外，越來越多的研究重視從多方面入手，宏觀進行喪葬禮制的綜合探索。

陳公柔、沈文倬先生早年已結(jié)合出土遺存對禮書記載的喪葬制度有所考論，而俞偉超先生《漢代諸侯王與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論“周制”、“漢制”與“晉制”的三階段性》一文，不僅從墓葬資料出發(fā)正式提出了“周制”“漢制”“晉制”，也指出“楚制”承自周制，并將喪葬禮制的轉(zhuǎn)變與當時社會經(jīng)濟背景相聯(lián)系。俞文發(fā)表以后，對“周制”等“三制”乃至其他時段喪葬禮制、禮俗的探索成為禮制考古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韓國河、楊泓、高崇文等先生分別對秦漢前后的喪葬禮制、禮俗進行了長時段論述；李如森先生《漢代喪葬制度》、黃曉芬先生《漢墓的考古學研究》則針對漢代喪葬制度進行了專門討論；齊東方先生除先后對“唐制”“晉制”進行了論述外，也注重對“喪葬觀念”“喪葬習俗”“喪葬禮儀”“喪葬制度”等相關概念展開辨析，為喪葬禮制研究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此后的相關研究還有許多，如張聞捷《從墓葬考古看楚漢文化的傳承》對“楚制”與“漢制”傳

承演變的討論，倪潤安先生《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與社會演進》、李梅田先生《葬之以禮：魏晉南北朝喪葬禮俗與文化變遷》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禮制、禮俗的討論等。相關成果頗豐，此不贅述。

總體而言，學界開展的喪葬禮制綜合研究不斷深化與突破。從時段來看，除繼續(xù)深化“三制”的研究，也將視野拓展到“晉制”以后。從研究內(nèi)容來看，除了對各類喪葬禮制的具體面貌予以整理、討論外，也重視對不同時期喪葬禮制背后的思想觀念如喪葬觀念、生死觀念展開討論，重視社會觀念變遷在喪葬禮制、禮俗演變中所起到的作用。當然，一些學者也指出喪葬禮制研究中提出的各種“制”主要是對考古遺存現(xiàn)象的歸納，相當于史前考古中“考古學文化”一樣的概念，它們并不等同于歷史文獻記載的喪葬禮制，只是一定時空范圍內(nèi)的喪葬模式（burial mode）。這一點也值得我們繼續(xù)思考。

（三）都城禮制

城市是人類社會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chǎn)物，與文明、國家、禮制的出現(xiàn)密切相關。中國古代城市文明有其自身的發(fā)展特點，是以一種禮制性的城市文明不斷發(fā)展和完善的，等級越高的城市，其內(nèi)部結(jié)構與設施往往也越完善，故而在研究古代城邑、城市禮制時，都城禮制往往是人們關注的核心。其中又涉及城郭規(guī)劃禮制、宮城規(guī)劃禮制、宗廟與社稷規(guī)劃禮制等多方面。

較早記載古代都城禮制的文獻以《周禮·考工記》為代表，其載：“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jīng)九緯，經(jīng)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這段文字對早期都城營建與禮制的記載雖然具有理想性，但卻影響了秦漢以來兩千多年中國古代都城的建設與發(fā)展。此后歷代史地文獻如《漢書·地理志》《水經(jīng)注》等為我們留下了大量有關都城禮制方面的資料。此外，一些大儒對禮書中記載的禮制建筑的研究或復原圖譜，也為我們認識相關都城禮制建筑提供了幫助。這方面，李如圭《儀禮釋宮》、任啟運《宮室考》、焦循《群經(jīng)宮室圖》等至今也還有一定的價值。近現(xiàn)代以來，以安陽殷墟為代表的各地都城遺址相繼開展了長期的田野考古工作，為都城禮制的個案研究與長時段觀察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王仲殊先生《中國古代都城概說》以長安城與洛陽城為核心，較早對兩漢至隋唐都城建制的發(fā)展演變進行了總結(jié)，而俞偉超先生《中國古代都城規(guī)劃的發(fā)展階段性——為中國考古學會第五次年會而作》一文，較早提出了中國古代都城規(guī)劃禮制的“四分說”，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楊寬先生的《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則較早對中國古代都城禮制進行長時段的詳細考察，盡管隨著考古工作的開展，其部分認識已值得商榷，但其將古代都城制度劃分為“封閉式都城制度”與“開放式都城制度”兩種都城制度與發(fā)展階段，即使在今天來看也是十分有益的探索。徐蘋芳先生《中國古代城市考古與古史研究》首提宮城加郭城的“兩城制”概念。許宏先生《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tài)解讀》等著作則針對先秦時期的城邑、城市及都城進行了較為細致的研究，其提出的先秦城市分期與“大都無城”的觀點，對深化都城禮制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張國碩先生《夏商時代都城制度研究》對夏商時期的都城禮制進行了綜合研究，并提出了主輔都制度、離宮別館制度等。姜波先生《漢唐都城禮制建筑研究》則對秦至唐代的都城禮制建筑進行了長時段的研究，也是學界較早對

漢唐都城禮制建筑展開研究的專著，意義重大。孟凡人先生《宋代至清代都城形制布

局研究》則是對歷史時期晚段都城禮制研究的大作。錢國祥先生《漢魏洛陽城的祭祀禮制建筑空間》等文，以漢魏洛陽城為中心，對古代都城禮制面貌進行了長期探索，成果豐碩。高崇文《古代都城禮制文化的形成》《東周列國都城的禮制文化》等文，也對中國古代都城禮制文化進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此外，徐良高、王巍先生《陜西扶風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初步認識》、孫慶偉《鳳雛三號建筑基址與周代的亳社》等眾多個案研究，也豐富了我們對周代禮制建筑的認識。當然，都城考古及都城禮制的研究繁多，近年來也出現(xiàn)不少對此前研究的總結(jié)梳理之作，劉慶柱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都城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對以往中國古代都城的發(fā)現(xiàn)、演變與研究進行了系統(tǒng)的梳理，其中也大量涉及都城禮制的內(nèi)容，是近年來都城考古及都城禮制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經(jīng)夏商周三代逐漸形成的都城禮制為后來都城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而隨后漢唐長安城、明清北京城等都城建設，不僅延續(xù)了先秦都城的禮制特征，也為中國古代都城禮制注入了活力。中國古代的都城是中國乃至世界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也是禮制考古的重要研究對象，值得繼續(xù)深入探索。

（四）禮制文明概觀

當然，除了上述領域外，禮制考古最終也應該著眼于中國古代的禮制文明。禮制是中國古代社會發(fā)展運行的獨特制度，也孕育了中國古代獨特的文明模式。前述城市、喪葬等禮制建設，均是中國古代禮制文明的重要內(nèi)容，但如何從宏觀層面探索中國古代的禮制文明并非易事，需要長期的堅守和宏大的視野。三代以來逐漸形成的禮制文明在我國持續(xù)運行，禮樂文化、禮制文明的起源曾是過去討論的熱點，但哪些因素推動禮制文明后續(xù)的發(fā)展運行，其間又有著怎樣的變革與延續(xù)？還需要我們?nèi)ヒ灰惶綄ぁＪ穼W方面，近來湯勤福先生主編的《中華禮制變遷史》與馮天瑜先生的遺作《周制與秦制》都對中國古代的制度及禮制演化展開了宏觀研究，頗具貢獻。考古學方面，我們也曾撰寫有《中國古代禮制文明的考古學觀察》一文，嘗試從考古學角度對我國古代禮制文明進行一些闡釋。不過這方面的禮制文明綜合探索尚較少，相關問題仍值得繼續(xù)探索。

三、展望

基于上述視角，我們從“禮制文明概觀”“都城禮制”“喪葬禮制”“器以藏禮”四個方面選取了以往研究中的部分經(jīng)典篇目?！岸Y制文明概觀”部分作為開篇部分，既從宏觀層面介紹了中國古代禮制文明的發(fā)展演變，也結(jié)合考古學、古文字學揭示了古代“禮”字與禮樂文化的起源?！岸汲嵌Y制”部分既有對中國古代都城禮制的長時段觀察，也有對禮制建筑的個案研究，方便讀者了解古代都城禮制的部分研究成果。“喪葬禮制”部分既有從個案出發(fā)探討喪葬制度者，也有從考古材料出發(fā)，探討三禮文獻相關內(nèi)容者?！捌饕圆囟Y”部分多從先秦秦漢時期禮樂器的角度出發(fā)，探討這一時期禮制變革與不同功能器物的情況。

上述選取的研究并不局限于老一輩學者的成果，部分中青年學者在相關領域也有一定的建樹，我們也適當選取了一些成果編入。希望這些新鮮血液的融入，能為本書增加更多的活力。當然，我們更希望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了解禮制考古的研究旨趣，并能收獲一些啟發(fā)，甚至開展相關研究，那將是我們所樂見的。

禮制考古經(jīng)過長期的發(fā)展，已經(jīng)在許多方面建立了相當深厚的基礎。在未來發(fā)展中，禮制考古領域或許也可加強以下方面的工作，如：①關注多元語境下的禮器；②開展禮制考古的分期分區(qū)研究；③開展對不同禮制系統(tǒng)的比較研究等。本書編寫工作的完成僅僅是一個開始，禮制考古的研究工作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希望借本書將禮制考古研究加以推廣，也希望能有更多朋友加入到禮制考古的“廣闊天地”之中，學海無涯，讓我們繼續(xù)前行。

本文由王光明、蔡鴻博摘編自高崇文 張聞捷主編《禮制考古經(jīng)典選讀》一書之前言。內(nèi)容略有刪節(jié)、調(diào)整。

978-7-03-079139-9

定價：268元

本書是國內(nèi)禮制考古的第一本教材，在內(nèi)容上分為“禮制文明概觀”“都城禮制”“喪葬禮制”“器以藏禮”四部分，囊括禮制考古學最重要的內(nèi)容。其中，“禮制文明概觀”主要從宏觀視角論述中國古代禮制文明的發(fā)展演變；“都城禮制”主要以先秦秦漢時期的都城及禮制建筑為個案，探討不同時空都城與建筑所體現(xiàn)的禮制文化；“喪葬禮制”既有從個案出發(fā)探討墓葬、陵園喪葬制度者，也有從考古材料出發(fā)探討三禮文獻相關內(nèi)容者；“器以藏禮”多從先秦秦漢時期禮樂器的角度出發(fā)，探討這一時期禮制變革與不同功能器物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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