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省莊文化出土玉石器研究——以康家遺址出土玉石器分析為主 秦小麗 李欣桐

摘要：分布于關中―陜南地區(qū)的客省莊文化，歷來以其樸素單一的陶器組合和以村落級別的聚落規(guī)模為考古學文化特征。但諸多遺址中玉石器的發(fā)現(xiàn)，反映出客省莊文化樸素的文化面貌中蘊含復雜的內涵。玉石器作為新石器時代上層社會間交流頻繁的遺物，是研究考古學文化性質的重要方面。本文以目前正在整理的臨潼康家遺址出土玉石器為主要分析對象，并結合其他遺址出土的玉石器，嘗試從玉石器所體現(xiàn)的禮儀層面，探討客省莊文化的社會結構以及其與周邊同期考古學文化的交流動態(tài)。

以關中平原東西部及秦嶺南麓陜南地區(qū)為主要分布區(qū)的客省莊文化，作為龍山時代陜甘地區(qū)一支重要的考古學文化，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社會復雜化進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意義。這一文化自20世紀50年代發(fā)現(xiàn)以來，在70多年的發(fā)掘歷程中共發(fā)現(xiàn)了近40余處遺址。然而在迄今為止發(fā)掘的諸多客省莊文化遺址中，卻鮮少有像齊家文化、石峁文化和陶寺文化這些相鄰地區(qū)同時期或者略有前后的考古學文化那樣大量出土玉石器的報道，而其樸素單一、以日常生活器類為主要陶器組合等特征都使得學術界普遍認為客省莊文化在社會階層分化的等級序列中應該處于僅有村落的第三級別[1]，因為無論是從聚落面積還是出土遺物似乎都支持這一結論。但是處于龍山時代被周邊強勢文化包圍之中，特別是龍山文化晚期，部分遺址還可能進入夏紀年的客省莊文化是否只是一個普通的、村落級別性質的考古學文化，還需要在不斷增加新資料分析的基礎上進行全面探討。玉石器作為新石器時代上層社會間交流頻繁的物質文化遺物，是研究考古學文化性質的重要方面。本文以目前正在整理的臨潼康家遺址出土玉石器為主要分析對象，并結合其他遺址出土的玉石器及新近西安斗門鎮(zhèn)太平遺址報道的相關遺物[2]，對整個客省莊文化時期的玉石器進行探討。

一、康家遺址出土玉石器概況

康家遺址位于陜西省西安市臨潼區(qū)相橋鎮(zhèn)的渭河北岸約4.5千米處。這里屬關中平原東部，地勢較為平坦，距著名的驪山僅約20千米，西距石川河約4千米。遺址東側30多米處有一條南北向的古河道，直到漢代時仍然使用并南流注入渭河，而其南側約120米處有一條自西向東匯入的古河道。根據(jù)20世紀90年代初的多次鉆探調查，確定遺址的總面積約為19萬平方米，文化內涵為單純的客省莊文化堆積[3]。康家遺址自1981年由西安半坡博物館試掘以來，在歷年的數(shù)次發(fā)掘中零星出土了一些玉石器，其中以1985～1990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現(xiàn)為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進行的4次發(fā)掘中出土的42件玉石器為目前可觀察資料。1985年發(fā)掘時將整個遺址劃分為I～V五個區(qū)域[4]（圖一）。這里首先對除了Ⅱ區(qū)以外各區(qū)歷年發(fā)掘出土的玉石器進行綜述。

圖一 康家遺址試掘與發(fā)掘區(qū)域分布示意圖

（一）康家遺址不同區(qū)域出土玉石器

康家遺址是計劃性發(fā)掘項目，發(fā)掘區(qū)域是在鉆探后對遺址布局有所了解的基礎上，針對遺址可能的分布特征而設定的，因而發(fā)掘年度與區(qū)域也正是部分聚落布局的反映。而不同區(qū)域出土玉石器的狀況，可能暗示著玉石器在康家聚落內的空間分布特征。

如圖一所示，T1、T2所在區(qū)域為I區(qū)，發(fā)掘面積200余平方米，共出土17件玉石器，是歷年發(fā)掘出土玉石器最多的區(qū)域[5]。T3～T7所在區(qū)域為Ⅲ區(qū)，發(fā)掘面積500余平方米[6]，出土玉石器9件。T8～T25所在區(qū)域為Ⅳ區(qū)，發(fā)掘面積900余平方米，共出土玉石器6件。T26位于Ⅰ～Ⅳ區(qū)西側約200多米處，為Ⅴ區(qū)，發(fā)掘面積100余平方米[7]，共出土玉石器10件。

（二）康家遺址出土玉石器器類特征

康家遺址出土的42件玉石器，根據(jù)器物形制可分為以下四類：祭祀禮儀類；工具類；裝飾類和與制作有關的玉料、殘次品及改制或者半成品。其中以具有祭祀禮儀性的璧、璜、白色條形器和工具類的錛、紡輪等為主，少見裝飾性飾品。而玉料、玉芯、玉器殘片及具有改制行為的半成品等制作環(huán)節(jié)遺物的發(fā)現(xiàn)，暗示著這里曾經(jīng)有制作玉石器行為。

具有祭祀禮儀性的石璧 6件。均殘。材質經(jīng)鑒定分別為粉砂質板巖4、長英質片巖1和變粒巖1件。殘長5～10厘米。其中完整度最高的石璧為標本T2④:22，殘存約四分之一，粉砂質板巖，為灰綠色，器身通體磨制，厚薄均勻。肉徑5.5、厚0.9厘米，重275克（圖二，17）。

圖二 康家遺址不同區(qū)域出土玉器

石璜 1件。標本T26F263:1，青白色，為滑石質。通體磨光。一端可見切割痕跡，縱截面為窄長方形。肉徑1.8、厚0.7厘米（圖二，33）。

長條形斜角器 14件。形狀都是扁長條形，一端磨成斜角，另一端殘斷，橫斷面為長方形。石質均為方解石。殘長2.6～5.6、寬0.9～1.6、厚0.63～0.68厘米。以標本T5④:16最為典型，白色，微透明，可見條紋結構。橫斷面為弧角長方形。一端均磨成約為45°斜角，另一端殘斷。殘長5.6、寬1.3、厚0.62厘米（圖二，23）。這類器物是康家遺址中出土數(shù)量最多，但其具體功能不明，也許是一種具有某種族群認同的象征性器物。與這類長條形斜角器較為相似還有2件條形器。其中一件為尖頭條形器，標本T22⑤:4，白色，方解石質。形狀為尖頭扁條形，一端成尖角，呈等腰三角形，尖角下方有一圈凹槽，器物另一端有一呈U形凹槽，凹口一側有弧形缺口，可見螺旋紋。橫斷面為圓角長方形。殘長4.5、寬1、厚0.57厘米（圖二，27）。另一件為軟玉條形器，標本87HG1⑥:45，黃白色。為長條形，橫斷面為橢圓形。兩端都被整齊的截斷，斷面可觀察到切割痕跡。殘長2.1、寬0.9、厚0.64厘米（圖二，18）。

工具類玉石器中錛 6件。其中軟玉質5件，石英質1件。玉錛的形制較為規(guī)整，扁平長條形，有的器身帶孔，器身長3～4.8厘米。標本T2F22:29，灰綠色，局部有黑褐色，軟玉質（G.B/T3882～2020稱青玉）。近長方形，橫截面為長方形，單面斜直刃，刃寬為最大寬。刃部與器身交界處有一孔。長4.8、寬2.7、孔徑0.29、厚0.45厘米（圖二，2）。石英質錛形制較玉錛略寬，標本T1H4:57，灰白色，扁平長方形，橫截面為圓角方形。底部殘斷。長5.4、寬4.7、厚1.8厘米（圖二，1）。

紡輪 4件。均為殘件。經(jīng)鑒定材質有方解石3件、石英巖1件。標本T1②:4，殘存三分之二，白色，方解石質。通體光滑平整。器物中間有一穿孔，孔壁直而光滑。直徑4、厚0.9、孔徑0.11厘米（圖二，15）。

鑿形器 1件。標本85kk采:22，灰白色，方解石質。呈長條形，橫截面為方形。雙面平直刃，刃寬等于最大寬，刃角約為45°。殘長5.4、寬1.2、厚0.85厘米（圖二，11）。

康家遺址出土玉石料包括軟玉料1件、方解石料2件、石英料1件。標本T1H1:5，黃白色，局部呈黃褐色，可見大量白色絮狀包裹體。呈不規(guī)則塊狀，邊緣磨成圓弧形。平面可見切割痕。殘長7.4、殘寬4.1、厚2.8厘米（圖二，14）。標本T1H9:1，為黃白色方解石料。形狀為菱形四面體，兩端有斷口，斷口呈完全解理。長3、寬1.8、厚0.9厘米（圖二，10）。標本T26③:24，石英料。黃白色，不規(guī)則塊狀，一面為原料石皮，另一面為參差狀斷口。最長3.4、最寬處2.4、厚1.1厘米（圖二，39）。

其余還有白云石石鏟1件、軟玉玉芯1件、殘片2件。

二、康家遺址玉石器相關問題分析

（一）玉石器的出土背景分析

石璧是康家遺址出土數(shù)量較多者之一，共有6件，其中3件出土于V區(qū)的F256內。F256與F257、F258是第三期較晚的三聯(lián)成排房址中的一間，白灰面地面，中心灶出土陶斝和陶鬲，在東、西、南墻壁處都有集中堆積的大量陶片和獸骨，還出土骨鑿1件和骨錐2件。F256可能在當時曾經(jīng)舉行過大量人群集聚的活動，而石璧也許應該與這種活動儀式有關。其余3件石璧分別出土于I區(qū)和Ⅳ區(qū)的地層內，可能是在某個住址內使用后被廢棄的，與F256的出土情景雖然不同，但是使用意義應該一致。石璧的材質有粉砂質板巖（4件）、長英質片巖（1件）和變粒巖（1件），而若以肉眼觀察，以上3種石質均呈灰綠色。似乎暗示著石璧的制作在選材上可能存在著一定的規(guī)則。玉石璧作為傳統(tǒng)禮儀器，自良渚文化以來被很多地域的不同考古學文化所吸納，成為新石器時代具有廣域禮儀含義的一種物化體現(xiàn)?？导疫z址出土的石璧雖然材質上不及軟玉珍貴，但6件石璧均呈現(xiàn)統(tǒng)一的灰綠色調，顏色統(tǒng)一的特點可能正是康家人群在選材時的標準之一，同時也反映了石璧所承載的禮儀性意義。

而軟玉類的4件玉錛中有3件出土于I區(qū)F22內，呈墨綠色，均為上窄下寬的梯形，制作規(guī)整帶孔。另一件形狀極為相似的F26F265:11則出土于Ⅴ區(qū)內（圖二，35）。I區(qū)H4出土有石紡輪（T1H4:58）、殘片（T1H4:56）和1件石英錛(T1H4:57)，在其附近的H1出土1塊有切割痕跡的軟玉玉料。房址F22和灰坑H4、H1都出土大量完整陶器，分別是6件、14件和5件，H4還出土11件以骨錐為主的骨器和1件雕刻有花紋的骨片，另外還在同探方的地層出土3件卜骨。4件軟玉制品出土于Ⅰ區(qū)，而且伴隨著玉器半成品與玉料出土，暗示著這里曾經(jīng)是康家遺址軟玉類玉石器的加工場所。而同時伴隨出土數(shù)量較多的完整陶器、大量骨器與卜骨，暗示著所在遺跡性質的特殊性。

方解石料的發(fā)現(xiàn)，暗示著14件小斜角長條形器在遺址內的制作行為。而若從遺址功能區(qū)域的角度來看，I區(qū)在康家遺址功能分區(qū)中可能與玉石器，特別是軟玉和方解石的制作工坊關系密切，且有一定的與治玉關聯(lián)的祭祀行為。

（二）玉石器制作技術與相關遺物分析

康家遺址出土了4件玉石料，其中軟玉料1件，方解石料2件和石英料1件。4件玉石料上均有切割痕跡，顯示是當時制作過程中使用的料石。此外還出土有殘片2件，改制和帶有切割痕跡的殘玉石器3件。這些制作過程中產(chǎn)生的原材料、殘次品和改制品的出現(xiàn)，暗示著康家遺址曾經(jīng)在遺址內進行過玉石器的加工制作，而有玉石器制作的遺址，可能在當時社會結構中承擔著遺址或者區(qū)域社會使用玉器制作的重要角色。因為玉石器制作除了某種實用功能外（如錛和紡輪），大多數(shù)都是非實用性的和非裝飾性的器物（如長條形斜角器、石璧等）。這些特殊器類雖然不都是狹義的玉質，但是其非實用的特殊形制反映了其可能具有某種祭祀禮儀性質，因而是康家遺址重要的器類。康家遺址I區(qū)出土了包括軟玉原材料、半成品與玉器成品各個環(huán)節(jié)的遺物，顯示I區(qū)與制作玉石器的密切關系，但是康家遺址目前出土的相關遺物并不多，因此其產(chǎn)品流通以及制作行為在康家遺址中的意義值得探討。

康家玉石器從制作技術來看，軟玉質與方解石質的器物加工精細，器身通體磨光。而粉砂板狀巖類的器物工藝簡單，善于利用薄片層狀節(jié)理作為器物的表面降低加工難度。從操作鏈的視角來看，首先是原料有軟玉、石英石和方解石原料（圖三），前二者的原料表面都保留了原生石皮，方解石原料為呈菱面體的單形晶體。軟玉料T1H1:5呈不規(guī)則塊狀，表面有片切割痕跡。根據(jù)玉料中部殘留的斷茬，推測取料應為雙向切割的砥斷法[8]，即從兩個方向進行片切割，當玉片和器身還有一些厚度時，便將其敲（掰）斷。石英巖料中沒有發(fā)現(xiàn)切割痕跡，僅見礦物受力自然破裂的參差狀斷口。推測康家先民根據(jù)不同的質料有不同的開料方法。

圖三 康家遺址出土玉石器原料

1. 軟玉料（T1H1:5） 2.石英料（T26③:24） 3.方解石料（T1③:52）

而治玉制作過程中的階段性產(chǎn)物有石紡輪T1H4:58、石鏟T1H6:31、石璧T26F256:11等以及玉芯T13④:3（圖四）。玉芯T13④:3通常由管鉆法獲得，由于風化作用，器物側面無法觀察到加工痕跡。石紡輪T1H4:58、石鏟T1H6:31及石璧T26F256:11器身均不完整且有明顯的片切割痕跡，特別是T1H6:31器表似水波的弧線并不是線切割的痕跡，而是白云石破裂的自然礦物特性。根據(jù)穿孔器物判斷，器物被切割是發(fā)生在穿孔工序之后，故推測以上幾件殘缺的器物應為改制所剩余料，側面反映康家遺址玉料的稀缺性以及來源的復雜性。

圖四 康家遺址出土玉石器制作階段性器物

1.石紡輪（T1H4:58） 2.石鏟（T1H6:31） 3.石璧（T26F256:11） 4.玉芯（T13④:3）

成品的表面經(jīng)過細致打磨，方解石、滑石類摩式硬度較小的器物表面磨痕更加明顯。通過觀察發(fā)現(xiàn)，器物邊緣的處理方式與材質的關系不大，與器物形制緊密相關。所有錛類的器物邊棱銳利，而長條形斜角器物的邊棱則都經(jīng)過磨圓處理，橫斷面呈弧角長方形，斜角部分都經(jīng)過磨薄處理，均比器身略薄。

穿孔僅見于紡輪、錛兩類。從孔洞的斷口部位僅T26F270:1可觀察到平行的螺旋紋，其余皆因風化作用無法觀察。根據(jù)紡輪孔道豎直、孔口圓整，推測為管鉆法（圖五，1）。有穿孔的2件玉錛皆出土于F22，材質紋路相似，應來自同一原料。二者孔道均較為勻直，也應為管鉆法。從T2F22:29孔洞邊緣不規(guī)則的破損來看，行將穿透時會采用琢打的方式進行透孔（圖五，2）。

片切割痕跡不僅見于玉料和改制的余料中，在成品器物中（石璜T26F263:1、長條形斜角器T24F182:11）也可以觀察到（圖五，3、4）。成品上的切割痕跡使這些器物與“精致”相去甚遠，但從總體來看，康家遺址出土玉石器以簡約規(guī)整為特點。

圖五 康家遺址出土玉石器工藝細節(jié)圖

1.石紡輪（T26F270:1） 2.玉錛（T2F22:29） 3.石璜（T26F263:1） 4.長條形斜角器（T24F182:11）

（三）玉石器反映的社會意義

康家遺址出土玉石器中僅有8件軟玉制品，從功能來看以玉錛這種工具類占比最多，因此可見康家遺址的軟玉并沒有顯示其在祭祀性禮儀器中的優(yōu)勢，這一點與周邊其他遺址玉石器的特征明顯不同。而在占大多數(shù)的石制品中，卻有以長條形斜角器和石璧為代表的非實用器占比較多，可能是康家遺址具有祭祀性功能的物化表現(xiàn)，承擔著這一遺址實用器之外與祭祀、宗教禮儀有關的禮儀功能。這兩種器物在制作之初，從原材料選擇開始可能就是有規(guī)劃性的。因為在17件白色方解石制品中，長條形斜角器占到90%以上，似乎暗示著制作選材時專材專用的傾向。而6件石璧雖然從礦物學上鑒定為3種材質，但是均為灰色片巖的表面特征可能是當時人們肉眼選材的標準。固然軟玉玉材作為一種稀有原材料，在表現(xiàn)上層社會禮儀器的制作上具有先天優(yōu)勢，也符合威望產(chǎn)品的稀有性和珍貴性特質，但是若考慮古代人群在原材料的選擇上顏色作為最直接的感官要求，那么這種非軟玉的方解石就可能是因顏色而被選擇的，而這種依據(jù)顏色選擇原材料的思想正體現(xiàn)了康家先民對祭祀禮儀器物內涵的理解。

三、關中及周邊地區(qū)諸遺址出土的客省莊文化玉石器

除了康家遺址之外，在關中－陜南地區(qū)的其他客省莊文化遺址也出土有玉石器，其中距離康家遺址較近的太平遺址和客省莊遺址出土的玉石器與康家遺址具有一定的關聯(lián)性。

（一）西安斗門鎮(zhèn)太平遺址新發(fā)現(xiàn)的玉石器

太平遺址位于西安市西咸新區(qū)灃東新城斗門街道太平村的東側渭河谷地延伸的河流階地上。據(jù)報道，2021年發(fā)掘面積為3900平方米，共清理客省莊文化灰坑173座、壕溝3條、房址5座、灰溝葬4座[9]。出土了一些玉器和玉料等。主要器類有玉璧、玉璜、玉刀、玉圭類禮儀性器類，還有笄、臂釧、佩飾等裝飾品（圖六）。其中少量帶線切割痕的玉料、玉璧芯、毛坯等表明該遺址應有玉器作坊存在。其中白色長條形器與康家遺址的長條斜角方解石器相似，這一點值得關注。而首次出土的葉形陶牌飾和陶鈴以及聚落環(huán)壕設施等都顯示太平遺址是客省莊文化時期中心性大型環(huán)壕聚落。其碳十四測年為距今4150～3700年，進入夏代紀年范圍，這將會極大地推進關中—陜南的龍山—二里頭文化社會轉型期的考古學研究，也對進一步研究客省莊文化的玉石器具有啟示意義。

圖六 太平遺址出土的玉器與玉料、玉芯等

（二）長安客省莊遺址出土的玉石器

客省莊遺址位于西安市斗門鎮(zhèn)附近的灃河流域，發(fā)掘于20世紀50年代，是客省莊文化的命名遺址[10]。出土玉璜5件，玉料多件均為軟玉類材質，如長柱形玉原材的各面均有磨光，殘存有截斷時留下的痕跡等。另外，在石器類的報道中有15件用途不明的“小白石器”引人注目，小白石器的橫斷面為長方形，大多長4.1、寬1.45、厚0.7厘米左右。雖然沒有圖片和礦物鑒定結果，但是呈白色和標本的尺寸大小，與康家遺址出土的方解石質長條形斜角器相似。

縱觀以上康家、太平與客省莊三處遺址的玉石器有以下共同點：首先三遺址均發(fā)現(xiàn)了與玉石器制作過程性遺物，至少暗示著遺址中都可能存在制作玉石器的行為；其次是均發(fā)現(xiàn)有其他地域少見的“長條形斜角器”，康家14件、客省莊15件、太平2件，可能是關中地區(qū)玉石器的特有器型；第三，均發(fā)現(xiàn)有軟玉制品。器類除了璧和璜以外，多為錛、紡輪等工具與少量裝飾品類，少見同一時期其他地區(qū)常見的玉琮，或大而薄的玉鉞、玉刀、玉璋等禮儀器。相對而言，白色方解石質的長條形斜角器則凸顯這一地區(qū)的玉石器特點。

（三）天水師趙村遺址出土的玉石器

師趙村遺址位于甘肅天水市西約7千米的籍河北岸階地，是一處有多重考古學文化構成的復合型遺址。其中師趙村第七期屬于龍山文化晚期[11]，其白灰面成排分布的居住排列，以小耳斝、單耳鬲和夾砂罐為主的炊煮器組合等都具備客省莊文化的特征。師趙村第七期僅發(fā)現(xiàn)3座墓葬，其中M8隨葬一組玉琮與玉璧組合，二者均為透閃巖制成。琮呈方柱形，中央縱穿一圓孔，通體磨光。與玉琮共出的玉璧，中間孔徑由管鉆法穿透，璧的一面平整磨光，另一面留有切割痕跡（圖七）。玉琮的大小與梓里近似，但是玉璧則完全不同，大小、材質與制作技術均顯示其與良渚文化玉璧的相似性[12]。除墓葬外還在居住生活遺跡中出土了軟玉類玉環(huán)2件和玉璜9件。因此師趙村第七期是陜甘地區(qū)客省莊文化時期出土玉石器最多的遺址。

圖七 甘肅天水師趙村第七期M8及出土玉石器

（四）寶雞石嘴頭東區(qū)遺址出土的玉石器

石嘴頭東區(qū)位于寶雞市香茵河南岸。根據(jù)1985年考古報道有灰坑2座，成組分布房址6座和墓葬M1。從年代上看M1最晚，可能進入夏紀年。其出土了一組包括玉錛、玉斧、玉紡輪和玉璧以及綠松石珠的重要隨葬品[13]。然而同出的陶器卻不是遺址所在區(qū)域的橙黃色陶，而是以灰陶色為主。軟玉器類有錛、斧、紡輪等，也體現(xiàn)客省莊文化常見的以工具類為主的特征。

（五）華縣梓里遺址出土的玉石器

梓里遺址位于華縣城西南的杏林鄉(xiāng)梓里村，面積約15萬平方米。遺址內涵由仰韶文化和客省莊文化構成[14]。屬于客省莊文化的灰坑12個、灰坑葬2座。其碳十四測年為公元前2295～前2000年。各遺跡出土的玉石器有石璧、玉琮、玉飾品、綠松石飾。H7的玉琮殘損過半，色淺黃，其形體外方內圓，橫斷面呈方形，兩端有矮圓射，管鉆兩面穿孔,孔內留有明顯的臺痕，器表面拋光,但仍留有旋紋痕跡，通高3.6、射高0.3、射徑3.5厘米，石璧內直徑3～4、外徑7～8厘米，斷面呈長方形（圖八）[15]。梓里玉琮與石璧的出土，是關中地區(qū)首次出現(xiàn)這一具有良渚文化特點的玉石器組合，反映了與晉西南地區(qū)的清涼寺[16]和陶寺遺址[17]的相同點。

圖八 華縣梓里遺址出土玉琮和玉璧

（六）商洛東龍山遺址出土的玉石器

東龍山遺址位于丹江上游洛南縣42千米處，文化內涵包括由客省莊文化、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崗文化[18]。其中龍山文化時期遺存有居址5座、灰坑46座和墓葬9座。這些遺存出土的石質裝飾禮儀器和制作遺物共14件，分別是石璧6、石飾1、石鉆芯7件。石璧均為大理石質，單面鉆為主，石璧孔徑在3.2～7.8厘米之間，孔形均口大底小，顯示為管鉆而成。除了2件為成品石璧外，其余4件為外邊緣尚未修整的半成品，結合7件鉆芯遺物，可以認為這里曾經(jīng)是一處制作環(huán)璧類石質裝飾禮儀器的手工業(yè)作坊。在稍晚的二里頭文化早期，共屬于同一座墓上建筑的墓葬M83、M84中出土了一組由玉璋、玉鉞、石圭、石璧和漆器隨葬品。其中石璧沿襲早于它的客省莊文化形制特點，并繼承前期的石質環(huán)璧制作手工業(yè)傳統(tǒng)，而新出現(xiàn)的玉璋與玉鉞則顯然是來自伊洛平原的權威性禮儀器。

四、客省莊文化玉石器考察

根據(jù)公開發(fā)表的資料，關中—陜南地區(qū)發(fā)掘的客省莊文化遺址約有20余處，其中上述7個遺址中發(fā)現(xiàn)有玉石器，根據(jù)出土玉石器特點可以區(qū)分為裝飾禮儀器、工具類和制作相關遺物幾類。盡管其中大多數(shù)不是由軟玉類原材料制成，但其形態(tài)卻與軟玉類器型形似，顯示著與軟玉制品相同的禮儀性特征。比如白色長條形斜角器和用灰色石材制成的石璧。至少從康家遺址出土的3件石璧和梓里公布的1件石璧來看，其制作特征與緊鄰的山西芮城清涼寺和陶寺墓地不同，不是斷面呈長三角形的內孔厚、外邊輪廓薄的晉西南特點的石璧，而是以孔徑與外輪廓厚薄一致的良渚型為特征。軟玉類禮儀器除了在天水師趙村、華縣梓里、石嘴頭出土有玉璧、玉琮、玉錛、玉斧等外，還在康家、太平、客省莊和東龍山遺址出土有玉石芯和軟玉及石質原材料等，而以甘肅天水師趙村遺址出土玉石器最多，還在一座墓葬發(fā)現(xiàn)了玉琮與玉璧的共存組合。關于師趙村第七期的文化性質目前仍然有爭議，雖然多數(shù)學者認為是屬于齊家文化，但是近年來也有學者通過陶器分析認為其性質應該屬于客省莊文化[19]，共存陶器也顯示其濃厚的客省莊文化因素。因此根據(jù)以上玉石器的出土狀況，本文認為客省莊文化時期的玉石禮儀器可能存在兩個系統(tǒng)：一個是在龍山文化晚期流行于豫、晉、陜、甘等地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玉琮和玉璧的傳承體系；另一個是以白色長條形斜角器為特征的客省莊文化自身的傳統(tǒng)性禮儀器。而在晚于客省莊文化晚期的遺存中發(fā)現(xiàn)的玉石器，則出現(xiàn)玉璋、玉鉞、玉圭類新器形，這一點顯示著與陶器組合變化出現(xiàn)的同步演變，其背景應該是伊洛盆地強勢而起的二里頭文化對其西側區(qū)域經(jīng)營策略的結果。此外在關中地區(qū)的康家、客省莊與太平遺址中還出土有軟玉原材料、玉芯以及有切割痕跡的廢料，暗示著不擅長用玉的客省莊文化也曾經(jīng)制作玉石器，而軟玉材料的來源，制作技術及產(chǎn)品的流向則需要今后進一步深入研究。

附記：感謝西北大學溫睿教授研究組慨允測試儀器。

向上滑動閱讀注釋：

[1]劉莉.中國新石器時代:邁向早期國家之路[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54-57,92,190-204.

[2]龐樂,軒轅楊子.考古明確西安太平遺址進入夏代紀年范圍[N].西安日報,2021-10-9(6).74

[3]a.西安半坡博物館.陜西臨潼康家遺址第一、二次試掘簡報[J].史前研究,1985(1).b.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康家考古隊.陜西臨潼康家遺址發(fā)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1988(5/6).c.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康家考古隊.陜西臨潼縣康家遺址1987年發(fā)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1992(4).

[4]凌悅揚.陜西臨潼康家遺址陶器研究——以T26出土陶器分析為主[D].上海:復旦大學,2021.

[5]同[3]b.

[6]同[3]c.

[7]劉莉,閻毓民,秦小麗.陜西臨潼康家龍山文化遺址1990年發(fā)掘動物遺存[J].華夏考古,2001(1).

[8]佟柱臣.仰韶、龍山工具的工藝研究[J].文物,1978(11).

[9]同[2].

[1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發(fā)掘報告:1955-1957年陜西長安縣灃西鄉(xiāng)考古發(fā)掘資料[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67-68.

[1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師趙村與西山坪[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171-175.

[12]楊岐黃.新石器時代至漢代玉璧研究[D].西安:西北大學,2020:49-50.

[13]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yè)82級實習隊.寶雞石嘴頭東區(qū)發(fā)掘報告[J].考古學報,1987(2).

[14]a.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yè)77級實習隊.陜西華縣梓里村發(fā)掘收獲[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3).b.西北大學考古專業(yè)77級華夏梓里實習隊.陜西華縣梓里遺址發(fā)掘紀要[J].文物,2010(10).

[15]承蒙西北大學錢耀鵬和西北大學博物館張越提供照片，謹此致謝。

[16]a.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運城市文物工作站,芮城縣旅游文物局.清涼寺史前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12.b.李百勤,張惠祥.坡頭玉器[J].文物世界,2003(增刊).

[1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臨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發(fā)掘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18]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東龍山[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66-68.

[19]崔俊俊.天水師趙村第七期遺存文化屬性試析[C]∥不惑集——山西大學考古專業(yè)成立40周年紀念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45-51.

作者：秦小麗 李欣桐（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

原文刊于：《考古與文物》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