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紅山文化的玉禮器與玉禮制

作者：郭　明，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遼寧省文物保護中心）；

蓋麗艷，朝陽市牛河梁遺址管理處

玉器是紅山文化的主要器類，對玉器的研究成為認識紅山文化的重要內容。郭大順在紅山文化玉器的性質確定之初，就依據(jù)牛河梁遺址所見墓葬規(guī)模與隨葬玉器數(shù)量和組合的變化，提出紅山文化中形成的依據(jù)等級使用和隨葬玉器的制度就是“禮”的雛形，將中國傳統(tǒng)禮制的起源追溯到距今五千多年前的紅山文化。劉國祥也依據(jù)墓葬規(guī)模和隨葬品特征的相應變化，指出紅山文化的玉器使用已經(jīng)形成了一整套標志墓主人身份等級的用玉制度，即在紅山文化晚期已經(jīng)形成了比較完備的玉禮制系統(tǒng)。筆者則通過對發(fā)現(xiàn)數(shù)量較多的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等在墓葬中使用規(guī)律的分析提出紅山文化晚期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相應的社會等級規(guī)范與制度。

張國強等依據(jù)對玉器造型的分析，提出紅山文化玉器不是以生產生活為主要目的制作的產品，而是與神有關、或者是作為祭神的禮器。周曉晶則依據(jù)出土玉器的遺址中有祭祀禮儀建筑的角度指出玉器是原始宗教活動中的法器。二者雖具體表述不同，但都認為紅山文化玉器皆與祭祀禮儀活動有關。

“以玉事神”即為禮，將紅山文化玉器與傳統(tǒng)的禮制文化的討論聯(lián)系起來，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玉器又被稱為玉禮器，作為紅山文化已經(jīng)出現(xiàn)禮制的重要證據(jù)?！吨芏Y》是后世的禮制規(guī)范，對玉禮器的形制和使用進行了明確的限定：“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而紅山文化玉器中幾乎不見與《周禮》所記完全一致的器物形制，考慮到《周禮》是對其成書之前便已流行的社會現(xiàn)象的理想化、規(guī)范化的總結，在禮制形成的最初階段，這種嚴格的規(guī)范可能尚未出現(xiàn)，玉禮器的造型可能更加靈活多變，而并不局限于《周禮》所提及的器類。當然，也并非所有玉器皆為禮器，應依據(jù)其使用環(huán)境和功能加以確定。依據(jù)《周禮》記載，玉禮器主要有兩種功能：其一為祭祀活動用器，“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其二是彰顯社會身份與等級，“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即與社會等級或是祭祀活動相關的器物方可稱為禮器。

雖然研究者認為紅山文化中出現(xiàn)了玉禮器和玉禮制，卻未對玉禮器所涵蓋的范圍、禮制的內涵及其社會功能做具體說明。本文從玉器的分類與使用規(guī)律入手，簡要探討紅山文化中的玉禮器及其所表現(xiàn)的禮制內涵。

一、玉器的分類

紅山文化玉器造型多樣，復雜多變的造型不僅為玉器的分類帶來了困難，也阻礙了對玉器使用規(guī)律的認識。筆者試圖探索更能反映某類玉器共性特征的分類方式，為本文接下來的討論奠定基礎。

除鐲環(huán)、玉璧、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的數(shù)量相對較多，易于統(tǒng)計歸類外，還存在相當數(shù)量的造型獨特的器物，以往的研究者多從造型、功能等方面對玉器進行分類，不同標準下的分類之間差別明顯，但都將仿生造型的器物單獨區(qū)分出來。

仿生造型玉器（圖一）在紅山文化玉器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種類涵蓋飛鳥類、魚鱉類、走獸類。除與現(xiàn)實生活中存在的生物造型幾乎完全相同可明確歸類的器物外，還存在造型相對抽象或組合、變形的器物（圖二）。

圖一 紅山文化仿生造型玉器

1.玉鳳(N16M4∶1)2.松石鸮(東山嘴遺址)

3.玉蟈蟈(N5Z2M9∶1)4.玉龜殼(N2Z1M21∶10)

5、6.玉鱉(N5Z1M1∶6 N5Z1M1∶7)

圖二 牛河梁遺址組合型仿生玉器示例

1.雙鸮首玉飾(N2Z1M26∶2)

2.龍鳳佩(N2Z1M23∶2)

組合型的仿生玉器以同類生物形成對稱組合，著重表現(xiàn)頭部特征，從構圖方式看，可以分為頭部相對和相背兩種（圖三）。前者以雙鸮首玉飾為代表，后者則可見雙龍首玉璜、雙人首和雙熊首三孔器等。從所仿生物的特征看，雙鸮首玉飾以圓目、突出的耳羽和勾喙重點表現(xiàn)正視的頭部特征，其頭部的表現(xiàn)方式與各部分特征展現(xiàn)完整的松石鸮相同（圖四）。相背構圖的雙人首和雙熊首三孔器其所仿對象為地上生物。構圖方式的不同可能與所仿生物的屬性有關，相對構圖者目前只見鳥類一種，相背構圖者雖形象較為多樣，但皆為陸上生物。

圖三 組合型仿生玉器的構圖方式示例

圖四 雙鸮首玉飾與松石鸮頭部特征對比

除了組合型玉器之外，紅山文化中還可見成對出現(xiàn)的仿生動物形象玉器，其使用方式或許也可以為組合型玉器的構圖規(guī)律提供參考。

成組出現(xiàn)的仿生玉器包括牛河梁遺址N2Z1M4的玉龍、N5Z1M1的玉鱉及胡頭溝M1出土的玉鱉。胡頭溝遺址出土的兩件玉鱉為后期從村民手中征集來的，原初位置已無法確認。N2Z1M4的兩件玉龍出土時頭部向下（頭朝向墓主腳端），背部靠在一起，形成了身體相觸面部朝向相反的組合（圖五）。N5Z1M1出土的兩件玉鱉分別位于墓主的左右手位置，頭部朝向相反，擺放方式也與頭部相背組合造型的玉器相似（圖六）。

圖五 N2Z1M4玉龍出土狀態(tài)

圖六 N5Z1M1玉鱉出土狀態(tài)

成對出現(xiàn)的仿生造型玉器在使用中的特征與組合型玉器相似，可以據(jù)此初步判定成對或組合型玉器存在相對和相背兩種對稱構圖方式，其中，采用相背構圖的形象有人、熊、龍、鱉，盡管龍的原型存在熊或是豬的不同意見，但二者皆為陸上生物，總結來看，采用相背構圖的仿生造型玉器的原型分別來自陸上或淡水生物，而采用相對構圖的雙鸮首玉飾的原型為鳥，則可視為天上的動物。即可以將仿生造型的器物分為天、地兩類，并可依據(jù)構圖特征對抽象的仿生玉器加以分類。

勾云形玉器是紅山文化出土數(shù)量相對較多的一類玉器，其中，雙勾型勾云形玉器亦為對稱結構的組合型玉器，由單勾型勾云形玉器鏡像翻轉組合而成的雙勾型勾云形玉器的構圖方式（圖七）與雙鸮首玉飾相同，采用主體紋飾相對構圖，顯示表現(xiàn)內容的重點也較為相似，亦可視為仿生造型中的表現(xiàn)天上的動物形象。由此也可以推知，構成單勾型的勾云形玉器亦應屬于抽象的鳥類形象,可以劃歸屬天類玉器。

圖七 雙勾型勾云形玉器構圖方式示意圖

龍鳳玉佩（圖二，2），上側為圓眼、勾喙、頭部帶有翎毛的鳥，下側則是以長嘴、大鼻孔、豎耳、短直角為特征的某種鹿科動物的形象，形成頭部相對的非嚴格對稱造型。從形象上看，是分別屬于天、地兩類生物的組合，而從相對的構圖原則看，則可能更偏向為屬天類玉器。

經(jīng)過以上分析，可將紅山文化中仿生類玉器分為兩組，分別代表天、地兩個空間，前者包括各種造型的鳥類、與之相關的組合及其變形特征，根據(jù)勾云形玉器的構圖特征，亦可劃歸此類；后者則除了龍、熊、人、鱉之外，還可包括蠶、蟬、蟈蟈等這類較小的仿生玉器。由此可以將紅山文化的玉器分為：

斜口筒形玉器（N5Z1M1上下貫通的鼓形箍亦可劃歸此類）、玉璧、玉環(huán)（包括佩戴于手腕的鐲）、分別代表天或地的仿生玉器、石斧（鉞），以及玉管、玉珠、玉墜等裝飾品。

二、玉器組合與墓葬等級

隨葬品種類、數(shù)量和墓葬規(guī)模都是衡量墓主社會地位和影響的重要指標，牛河梁遺址墓葬規(guī)模的相關要素包括墓坑的大小、深度，石棺的有無和砌筑方式，附屬設施的有無及規(guī)模。綜合上述三種要素可以N2Z1為例將牛河梁遺址的墓葬大體分為三個層級（圖八）。

圖八 墓葬等級劃分標準示例

一級墓葬有冢墻、筒形器構成的類冢墻等附屬設施，墓穴深入基巖，由規(guī)整石板疊砌石棺，如N2Z1M25、N2Z1M26。

二級墓葬無附屬設施，墓穴深入基巖，以規(guī)整石板疊砌石棺，如N2Z1M27。

三級墓葬無附屬設施，僅挖淺壙，以石板疊砌石棺或豎置石板構筑石棺，石棺蓋板與壙口平齊或高出壙口，如N2Z1M7、N2Z1M5等。

并可據(jù)此特征確定其他墓葬在層級劃分中的具體位置（表一）。

表一 牛河梁遺址墓葬層級統(tǒng)計表

對各層級墓葬出土玉器的簡要觀察可以發(fā)現(xiàn)，除一級的N2Z2M1和二級墓葬N3M10受到擾動不見隨葬品外，其余無隨葬品墓皆出現(xiàn)在第三層級，約有一半以上的墓葬無隨葬品。玉環(huán)（包括直接佩戴于手腕的鐲）出土數(shù)量最多，幾乎在有隨葬品墓葬中皆可發(fā)現(xiàn)。環(huán)類玉器，特別是明確佩戴于手腕部分的玉鐲的數(shù)量和使用方式與墓主性別密切相關，因此，數(shù)量多少和尺寸大小皆不能作為辨識墓主身份地位的依據(jù)。

對數(shù)量略少的璧、斜口筒形玉器和前文所劃分的分屬天、地的仿生玉器在各等級墓葬中出現(xiàn)頻次的統(tǒng)計（表二）可以發(fā)現(xiàn)，除玉璧在各層級墓葬中出現(xiàn)頻率較為均衡，屬地仿生玉器在三級墓葬中所占比例略高于二級墓葬外，斜口筒形玉器和屬天類的仿生玉器都顯示出隨墓葬等級下降比例逐漸減少的趨勢。第三層級屬地仿生玉器中雙熊首、雙人首三孔器可能是作為飾品上的裝飾，若排除此類與裝飾有關的仿生造型，則屬地仿生玉器也存在使用頻率隨墓主層級下降的趨勢。

表二 玉器使用頻率統(tǒng)計表

從器物組合看，一級墓葬可見“斜口筒形玉器+屬天”（N2Z1M25與N2Z1M26共同組成）、“玉璧+鼓形箍+屬天+屬地”（N5Z1M1）、“斜口筒形玉器+屬天+屬地”（N16M4）三種主要器物組合。

二級墓葬則可見“斜口筒形玉器+玉璧+屬天+屬地”（N2Z1M21）、“斜口筒形玉器+玉璧+屬地”（N16M14）、“斜口筒形器+玉璧+屬天”（79M2）、“玉璧+屬天”(N2Z1M23)、“斜口筒形器+屬天”（N2Z1M22）、“斜口筒形器”（N3M7、N2Z4M2、N2Z4M15）、屬天玉器（N2Z1M24、N2Z1M27、N16M15）、玉璧（N16M11）等幾種主要組合方式,其余幾座墓葬則不見這幾類重要的表現(xiàn)墓主身份等級的器物。其中N2Z1M21包括最完備的“斜口筒形玉器+玉璧+屬天+屬地”玉器的組合，從器物組合上來看等級明顯高于第一層級的墓葬，但其中屬天類的勾云形玉器明顯較小，并未給墓主的身份地位帶來實質性的提升，可能是作為飾品而非彰顯墓主身份地位的禮器出現(xiàn)，因此，其組合應簡化“斜口筒形玉器+玉璧+屬地”。N16M11墓葬受到擾動僅余玉璧，殘存玉器可能并不能準確表明其器物組合。概言之，二級墓葬的隨葬品組合中四類玉器皆可發(fā)現(xiàn)，組合則以斜口筒形玉器和屬天或屬地類玉器的組合為主，而不見斜口筒形器、屬天、屬地類玉器的完整組合。

三級墓葬見“斜口筒形器+屬地”（N2Z1M4）、“斜口筒形器+玉璧”（N2Z1M15、N16M10）、“玉璧”（N3M3、N16M1、N2Z1M7）、“玉璧+屬地”（N2Z1M11）、“屬天”（N2Z1M14、N2Z1M9、N16M13）、“屬地”（N2Z1M17、79M1、N5Z2M9）幾種主要玉器種類的組合，玉璧和屬地類玉器的比重略有上升，不見前兩個層級中常見的斜口筒形玉器與屬天類玉器的組合。

從各層級墓葬中玉器的使用情況看，等級較高的墓葬中玉器種類也相對較多，四類主要的玉器種類中玉璧的使用相對寬泛，在三個層級墓葬中皆有發(fā)現(xiàn)。不見其他三類玉器而以玉璧作為主要隨葬品的墓葬等級并不高；在器物組合相同的情況下，玉璧數(shù)量的增加并未提升組合的層級，對墓主社會地位的指示意義并不明顯。

斜口筒形玉器和屬天、屬地類仿生玉器則是較為重要的反映墓主身份地位的器物，由三類玉器共同構成的完整組合等級最高，只見于最高等級墓葬。但在二、三級墓葬中玉器的種類、組合則未見明顯規(guī)律，如二級墓葬中不但有僅有斜口筒形玉器而不見其他標志墓主身份器物的墓葬（N3M7），也有部分不見斜口筒形玉器等明顯標示墓主身份地位玉器的墓葬，第三層級中則發(fā)現(xiàn)了從隨葬品特征上來看等級更高的，同時包含斜口筒形玉器和屬地類玉器的墓葬（N2Z1M4）。

牛河梁遺址紅山文化墓葬延續(xù)了500多年的時間，對不同時段的資料不加區(qū)分可能會削弱比較的有效性，若要更加明確紅山文化中玉器的等級和功能，則需要將其放置在更精細的時間框架內加以討論。

筆者依據(jù)墓葬特征的變化將牛河梁遺址紅山文化晚期墓葬分為5段，其中2段暫未發(fā)現(xiàn)一級墓葬，5段的一級墓葬被擾動未發(fā)現(xiàn)隨葬品。有隨葬品的一級墓葬見于第1、3、4段。第1段時斜口筒形玉器與屬天玉器分別出自兩座一級墓葬，共同構成了一級墓葬的標志性組合。第3段雖不見斜口筒形玉器，但有體量較大的中部外鼓的玉箍，應是斜口筒形玉器的簡化或替代版本，第一層級墓葬形成了斜口筒形玉器與屬天、屬地類玉器的完整組合。第4段則采用了標準的以斜口筒形玉器和屬天、屬地類仿生玉器作為最高等級墓葬的玉器組合。第2段雖不見一級墓葬，但可從二級墓葬的特征對此有所了解。第2段的二級墓葬中出現(xiàn)了斜口筒形玉器與屬天或屬地類玉器的組合，屬地類玉器已經(jīng)開始作為標示社會等級的重要器物出現(xiàn)。由此可以推測，從第2段開始，由斜口筒形玉器與屬天、屬地類玉器構成的完整玉器組合開始成為最高等級墓葬的標準配置，至5段時則形成了更為嚴格的規(guī)范。

二、三級墓葬中雖可見三類玉器，但不見三者的完整組合，多以斜口筒形玉器與屬天或屬地類玉器組合的形式或單獨出現(xiàn)。總體而言，三類玉器在二級墓葬中占比較高，在三級墓葬中則較少出現(xiàn)。根據(jù)各時段不同層級墓主所擁有的三類玉器（或組合）的變化，3段時亦可發(fā)現(xiàn)斜口筒形玉器與屬地類玉器玉龍組合的墓葬處于第三層級，第4段墓葬數(shù)量較少無法確知其規(guī)律，至第5段時第三層級墓葬中已不見斜口筒形玉器，屬天或屬地類玉器則以飾品的形式出現(xiàn)，不再具備表示社會層級的意義，各層級使用玉器的規(guī)范基本形成。

綜合各時段三個層級墓葬中玉器的組合情況，在牛河梁遺址晚期的較早階段（1—2段），初步形成了玉器組合的等級規(guī)范，用以規(guī)范最高等級個體與其他社會成員在玉器方面的使用。至遲至第5段就已經(jīng)形成了對不同等級個體使用玉器種類、組合的相對嚴格的規(guī)范，“玉禮制”已現(xiàn)雛形。

三、玉禮器與玉禮制

禮器具有兩種功能，分別為“禮天地四方”和“以等邦國”，前者明確用于祭祀禮儀活動，而后者則用以規(guī)范人與人之間的地位與關系，雖然紅山文化玉器主要見于墓葬之中，無法確定哪一種類與祭祀禮儀活動直接相關，種類也無法與“以等邦國”之“六瑞”直接對應，然而，玉器的種類、組合與社會身份等級的相關變化顯示反映社會等級秩序的禮器的出現(xiàn)。紅山文化造型多樣的玉器與社會等級的相關程度存在差異，并非所有玉器皆為禮器。玉器中以鐲環(huán)類玉器數(shù)量最多，在所有有隨葬品的墓葬中皆有發(fā)現(xiàn)，對墓主的社會等級缺乏強烈的指示意義。玉璧數(shù)量次之，雖然高等級墓葬中也有玉璧出現(xiàn)，但玉璧的數(shù)量和有無對于提升墓主地位的意義較為有限。斜口筒形玉器與屬天、屬地類玉器則顯示出更為明顯的與社會地位相關的特征，是紅山社會體現(xiàn)社會地位的禮器。

由玉器的使用可以簡要歸納紅山社會玉禮制的兩個主要原則。

第一，以器物的組合與種類作為確定地位等級的首要原則，以三類器物的不同組合方式彰顯紅山文化晚期的社會秩序。斜口筒形玉器和屬天類玉器出現(xiàn)時間較早，上層積石冢階段第1段分別隨葬斜口筒形玉器和屬天類玉器（雙鸮首玉飾）的墓葬共同作為最高等級個體，形成了以斜口筒形玉器和屬天類玉器各自相對獨立又彼此互補的組合，如果兩類玉器是墓主所擁有的不同社會權力的反映，則意味著兩類玉器的所有者共享權力。屬地類玉器稍晚出現(xiàn)，其地位也逐漸提升，成為與前兩者并行的新的社會權力或職能的代表，隨之形成了以三類玉器的不同組合所構建的相對完善的社會等級系統(tǒng)。同時擁有三類玉器的個體占據(jù)社會權力的頂峰，權力逐漸集中到獨一的最高等級個體的手中。

第二，同類玉器以質地和器物形制的大小確定所昭示的層級，器物形制較小或裝飾品化的玉器對墓主身份地位則無明顯提升的意義。最典型的例子便是N2Z1M21，雖然隨葬品數(shù)量多，種類也最為齊全，但其中屬天類的勾云形玉器器物形制較小，僅具有裝飾品意義，其墓主雖然社會地位較高，仍不是最高等個體。

玉禮器的使用原則不僅適用于牛河梁遺址，與牛河梁遺址直線距離150千米的胡頭溝遺址也發(fā)現(xiàn)了相同的墓葬規(guī)模與隨葬玉器的規(guī)律。最高等級墓葬也有以冢墻為代表的附屬設施（圖九），隨葬玉器數(shù)量最多。墓葬特征顯示，胡頭溝遺址的最高等級墓葬M1與牛河梁遺址的最高等級墓葬N5Z1M1年代大體相同，器物組合也較為相似，包括屬天（勾云形玉器）、屬地類（玉鱉）玉器，玉器形制也基本相同。與牛河梁遺址相比，胡頭溝遺址玉器的質地略差，器物形制也相對較?。▓D一○），不同身份、等級所能擁有的器物種類、器物形制大小及原料的質地差異都已顯示出與《周禮》的記載相似。牛河梁遺址與胡頭溝遺址高等級墓葬之間的等級關系顯示二者處于同一社會體系中。

圖九 胡頭溝M1及附屬設施

圖一○ 牛河梁遺址與胡頭溝遺址高等級墓葬出土玉器比較圖

1.牛河梁遺址N5Z1M1出土玉器

2.胡頭溝遺址M1出土玉器

雖然紅山文化尚未形成如后世所記規(guī)范的禮制，但玉器的使用原則及其與持有者社會地位之間相對穩(wěn)定的關系，則標示著玉器的使用已經(jīng)遵循相應的社會原則，并且得到了相對廣泛空間范圍內社會群體的認可。

四、小　結

本文根據(jù)器物的構圖特點，將紅山文化造型多樣的仿生玉器重新分類，通過對玉器的組合規(guī)律及其與墓主身份地位的關系的分析，討論紅山文化玉器中的玉禮器及其所體現(xiàn)的禮制原則和社會規(guī)范。

將紅山文化中造型多樣的仿生玉器根據(jù)其造型來源的總體特征重新分為屬天、屬地兩類，前者以鳥類形象為主，后者涵蓋的形象較為豐富，但皆可視為地上生物。

以牛河梁遺址為代表的紅山文化晚期社會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基于財富和社會地位差異的社會分層，雖然在紅山文化晚期并未發(fā)現(xiàn)與《周禮》記載相同的玉器，暫時也無法準確判定哪些玉器在祭祀禮儀活動中使用。分析發(fā)現(xiàn)斜口筒形玉器和造型多樣的仿生玉器與墓葬規(guī)模密切相關，是反映社會等級地位的禮器，玉器的不同組合方式反映了墓主身份地位、社會等級的變化，從而將玉禮器從紅山文化種類繁多的玉器中區(qū)分出來。

玉禮器是紅山社會秩序的突出體現(xiàn)，玉器的使用顯示出明顯的制度化、等級化的特征，形成了相對完善的等級規(guī)范和禮制系統(tǒng)，胡頭溝遺址與牛河梁遺址的相似性及二者之間基于用玉原則上的等級分化則將禮制所覆蓋的區(qū)域范圍從牛河梁遺址擴展到更廣泛的區(qū)域，由玉器的使用所展現(xiàn)的禮制成為構建紅山社會的制度基礎。

［基金項目］本文為科技部國家重點研發(fā)項目中華文明探源研究 “北方長城地帶文明進程研究”（課題編號：2020YFC1521601）、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紅山社會文明化進程研究”階段性成果。

原文刊于：《北方文物》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