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陳季冰

我從第一天起就不看好埃隆·馬斯克及其DOGE（美國政府效率部）的前景，然而，看到他宣布將要于今年5月底辭去這一職務的最新消息時，我仍然忍不住要對他表達相當?shù)木磁濉?/p>

必須要澄清的事實是，至少從馬斯克本人的聲明來看，他的離開并非因為像些許多人評論的那樣是“搞不下去了”，而是他認為自己的使命已經(jīng)接近完成。他在接受?？怂剐侣劜稍L時宣稱，自己有信心在離職前完成削減1萬億美元聯(lián)邦赤字的目標，并有信心在不影響關鍵服務的情況下減少15%的支出。

還要說明的是，我是對DOGE不看好，而不是不贊成。像我這樣的人，對于“小政府與大市場”“小政府與大社會”這樣的理念，不可能不舉雙手支持。我之所以不看好DOGE，是因為我認為它采取的“運動式”手段，頗令人懷疑，甚至擔憂。

毫無疑問，正如馬斯克宣布的，美國政府——實際上是任何政府——效率低下、存在大量浪費和欺詐，它需要改進。

然而第一，我們對此不應懷有過高期待，這是因為政府的性質注定了它永遠都不可能滿足作為企業(yè)家的馬斯克的績效追求——用偉大的自由主義經(jīng)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話來說，企業(yè)家花自己的錢為自己做事，政府官員花別人錢為別人做事，二者能一樣嗎？

美國政府也不是今天才有馬斯克列舉的那些令“川粉”們義憤填膺的亂花錢的毛病的。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我還是個大學新聞系學生的時候，課外讀普利策獲獎作品，就讀到60年代美聯(lián)社的一篇報道說，美國聯(lián)邦政府的某個部門竟然飼養(yǎng)了兩頭豬，為此還專門雇了一個豬倌！

如果你去責問與此事相關的每個層級的官員，你會發(fā)現(xiàn)他們的回答都是合法、合理且必要的，但加總的結果就是這么荒唐！要不，當年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發(fā)明的“工具理性”這個概念，為什么會如此深入人心呢？但凡有一點社會閱歷的人，都不會不懂這個道理。

第二，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馬斯克采取的手段是一種搞運動的方式。我稱此為“美國的三反運動（反貪污腐敗、反官僚主義、反鋪張浪費）”。運動貌似“一抓就靈”，本質上恰恰是因為它是一種“特別狀態(tài)”，會產(chǎn)生常態(tài)下不可能有的“特殊震懾”。然而這種“特別狀態(tài)”是不可能一直維系下去的，人總要過正常日子。一旦回歸常態(tài)，運動所產(chǎn)生的那點有限的表面效果很快就被吞噬得一干二凈。

我曾經(jīng)對朋友說，假如DOGE一直存在下去，那么30年、50年以后，你一定會發(fā)現(xiàn)，它自己也加入了現(xiàn)在它所聲嘶力竭反對的貪污腐敗、官僚主義和鋪張浪費。這是基本的人性使然。而且，DOGE所反對的那些東西本身就是權力所滋生的，為了反對它們，又制造DOGE這一新權力，這是可欲的嗎？何況向馬斯克授權的又是那么一位不靠譜的總統(tǒng)！

最后，運動的巨大副作用也是不容忽略的。對此，我們中國人可以說有特別深刻的體認。我一度甚至認為，馬斯克那一套正是受到他的中方合作者啟發(fā)而萌生的呢！

因此，在我這樣做事喜歡一板一眼的人看來，正確的方法是走議會路線，通過立法機構內部的廣泛磋商博弈，形成一個合理的目標和可行的機制，以正當程序推動聯(lián)邦部門減員增效。

從馬斯克的辭職預告來看，他對自己的使命是有清醒認識的。

像DOGE這類為了某個特定目標而設立的特別機構，不管那個目標如愿實現(xiàn)與否，都必須在一定的期限內撤銷。而且，這個期限最好應該在機構成立以前就事先約定。在一個法治國家，運動并非一定不可以搞，但必須將它限制在法治框架內，即有限的目標，有限的時間，有限的層級。

通過新聞媒體，馬斯克這張大嘴的最新矛頭指向了美國的立法機構。他說，許多國會醫(yī)院年薪僅20萬美元，卻擁有百倍、即2000萬美元的財產(chǎn)，這很令人懷疑。這似乎預示著，這位特立獨行的特斯拉狂人打算向更為深層的體制性問題宣戰(zhàn)。

當一個人在自己的專業(yè)領域里取得了成功，他很難抵制那種進一步去改變社會的雄心的誘惑。以美國的制度、馬斯克的身份和他的性格，人們基本不必擔心他最終淪為特朗普的可悲工具，就像當下圍繞在他身邊的那群馬屁精那樣。

因為作為職業(yè)政客的萬斯和赫格塞思們除了依附于權力別無他途，而馬斯克不必那樣，相反，他是試圖利用特朗普所握有的權力來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一旦他覺得不合意，也能夠輕松自如地全身而退。

當然，以我對政治的認識，我仍然對這種堂吉訶德式的挑戰(zhàn)深懷悲觀。但一項事業(yè)是不是值得鼓勵，并不取決于它能不能做成。依我看，特朗普“百日新政”里大張旗鼓地嚷嚷的那些“成就”里面，唯有馬斯克的DOGE是有一絲可能讓美國重新偉大而非迅速衰敗的。

所以，希望這不是一條愚人節(jié)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