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事件

震驚全國的山東"入室搶嬰案"近日在泰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四名被告人曾某、呂某、王某、袁某被控拐賣兒童罪。庭審現場爆出驚人一幕：三名被告當庭翻供，否認此前對警方的供述！這一惡性案件背后隱藏著怎樣的法律爭議？買家明知孩子來路不正仍購買是否構成犯罪？今天，我們就從五個關鍵角度，深度解析這起令人揪心的案件。

人販子集體翻供，能逃脫法律制裁嗎？

庭審現場，曾某、王某、袁某三人突然推翻此前供述，這種"集體翻供"的行為在司法實踐中并不罕見。但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guī)定，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

翻供能否成功取決于三個關鍵因素：

1. 是否存在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情形
2. 其他證據能否形成完整證據鏈
3. 翻供理由是否合理可信

本案中，根據警方披露的信息，辦案人員通過監(jiān)控視頻、DNA鑒定、轉賬記錄等客觀證據已形成完整證據鏈。即便被告人翻供，只要這些證據確實充分，法院依然可以定罪量刑。值得注意的是，翻供行為可能被視為認罪態(tài)度惡劣，反而會成為從重處罰的情節(jié)。

為何只定拐賣兒童罪？搶劫罪去哪了？

很多網友疑惑：明明是"入室搶嬰"，為何檢方僅指控拐賣兒童罪，而不追加搶劫罪或故意傷害罪？這涉及刑法上的想象競合問題。

根據《刑法》第二百四十條，拐賣兒童罪本身就包含"以出賣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或者麻醉方法綁架兒童"的情形，其法定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而搶劫罪的最高刑為死刑。兩罪在"入室搶嬰"這一行為上存在競合。

司法實踐中，對于同一行為觸犯多個罪名的，擇一重罪處罰。由于兩罪最高刑相同，但拐賣兒童罪更能準確評價整個犯罪過程（包括后續(xù)的販賣行為），因此檢方選擇以拐賣兒童罪指控更為適宜。

有人認罪有人翻供，責任如何劃分？

本案出現部分被告認罪、部分翻供的情況，這在共同犯罪中十分常見。根據《刑法》第二十五條至二十九條規(guī)定，法院認定共同犯罪責任主要考慮三個維度：

1. 參與程度：直接實施搶嬰的曾某與僅提供信息的袁某，作用明顯不同
2. 主觀惡性：組織者、策劃者通常比實行犯責任更重
3. 事后態(tài)度：認罪認罰可作為從寬量刑情節(jié)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共同犯罪中"部分實行全部責任"原則。即便袁某只是提供信息，但只要其提供的幫助對犯罪得逞具有實質性作用，就需對整個犯罪后果負責。這也是為什么袁某雖未直接參與搶嬰，仍被認定為主犯的原因。

"信息中介"為何成了主犯？

案中袁某僅提供信息未直接參與搶嬰，卻被認定為主犯，這體現了我國刑法對拐賣兒童犯罪"全鏈條打擊"的立場。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知他人拐賣兒童，仍提供居間介紹、接送、中轉等幫助的，以拐賣兒童罪的共犯論處。袁某作為"信息中介"，其行為具有三個特征：

1. 關鍵性：提供了精確的嬰兒信息
2. 主動性：積極聯絡買家賣家
3. 牟利性：從中獲取高額介紹費

正是這些特征，使其行為超越了簡單的幫助犯范疇，對整個犯罪起到了組織、串聯作用，故被認定為主犯。

買家該不該坐牢？法律如何規(guī)定？

最令人憤慨的是，案件中買家明知嬰兒系被搶來的"黑孩子"仍執(zhí)意購買。根據《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收買被拐賣的兒童，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但現實中買家很少被追責，主要原因有三：

1. 取證困難，難以證明"明知"
2. 部分案件為"民間送養(yǎng)"的灰色地帶
3. 解救兒童需要買家配合

但本案不同，根據報道，買家支付了明顯高于正常收養(yǎng)的費用（通常5-10萬元），且嬰兒來源明顯異常（無任何合法手續(xù)），這些都可作為認定"明知"的依據。若查實買家確知嬰兒系被搶而來，則必須追究刑責，否則就是變相縱容拐賣犯罪！

法律冷知識：即便事后對收買的兒童沒有虐待行為，甚至"視如己出"，也改變不了收買行為本身的違法性。就像不能因為小偷對偷來的手機愛護有加就免除其盜竊罪責一樣。

結語：每個孩子都不該是商品

從"梅姨案"到本案，拐賣兒童犯罪始終牽動著全社會的神經。本案的特殊性在于：

• 犯罪手段極其惡劣（入室搶劫）
• 犯罪鏈條完整（搶、運、賣一條龍）
• 反偵查意識強（多人配合、電子支付）

司法機關對此類案件堅持"零容忍"態(tài)度，2016-2020年，全國法院審結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案件8765件，對13562名犯罪分子判處刑罰，重刑率達56.59%。我們期待本案的公正判決能形成有力震懾，更期待通過完善出生登記制度、建立全國失蹤兒童DNA數據庫等舉措，從根本上鏟除拐賣犯罪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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