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翻衣箱，翻出幾面古銅鏡子來，大概是民國初年初到北京時候買在那里的，“情隨事遷”，全然忘卻，宛如見了隔世的東西了。

一面圓徑不過二寸，很厚重，背面滿刻蒲陶，還有跳 躍的鼯鼠，沿邊是一圈小飛禽。古董店家都稱為“海馬葡萄鏡”。但我的一面并無海馬，其實和名稱不相當。記得曾見過別一面，是有海馬的，但貴極，沒有買。這些都是漢代的鏡子；后來也有模造或翻沙者，花紋可造粗拙得多了。漢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馬蒲萄，大概當時是視為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裝飾。古時，于外來物品，每加海字，如海榴，海紅花，海棠之類。海即現(xiàn)在之所謂洋，海馬譯成今文，當然就是洋馬。鏡鼻是一個蝦蟆，則因為鏡如滿月，月中有蟾蜍之故，和漢事不相干了。

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還不算弱，例如漢人的墓前石獸，多是羊，虎，天祿，辟邪，而長安的昭陵上，卻刻著帶箭的駿馬，還有一匹駝鳥，則辦法簡直前無古人�，F(xiàn)今在墳?zāi)股喜淮�，即平常的繪畫，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只洋鳥，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個草書一個俗字么？許多雅人，連記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國紀元。不知道是沒有如此大膽的藝術(shù)家；還是雖有而民眾都加迫害，他于是乎只得萎縮，死掉了？

宋的文藝，現(xiàn)在似的國粹氣味就薰人。然而遼金元陸續(xù)進來了，這消息很耐尋味。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qū)使，絕不介懷。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jīng)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彷佛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而國粹遂成為孱王和孱奴的寶貝。

無論從那里來的，只要是食物，壯健者大抵就無需思索，承認是吃的東西。惟有衰病的，卻總常想到害胃，傷身，特有許多禁條，許多避忌；還有一大套比較利害而終于不得要領(lǐng)的理由，例如吃固無妨，而不吃尤穩(wěn)，食之或當有益，然究以不吃為宜云云之類。但這一類人物總要日見其衰弱的，因為他終日戰(zhàn)戰(zhàn)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氣了。

不知道南宋比現(xiàn)今如何，但對外敵，卻明明已經(jīng)稱臣，惟獨在國內(nèi)特多繁文縟節(jié)以及嘮叨的碎話。正如倒霉人物，偏多忌諱一般，豁達閎大之風消歇凈盡了。直到后來，都沒有什么大變化。我曾在古物陳列所所陳列的古畫上看見一顆印文，是幾個羅馬字母。但那是所謂“我圣祖仁皇帝”的印，是征服了漢族的主人，所以他敢；漢族的奴才是不敢的。便是現(xiàn)在，便是藝術(shù)家，可有敢用洋文的印的么？

清順治中，時憲書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個字，痛苦流涕來劾洋人湯若望的偏是漢人楊光先。直到康熙初，爭勝了，就教他做欽天監(jiān)正去，則又叩閽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shù)”辭。不準辭，則又痛哭流涕地來做《不得已》，說道“寧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比欢K于連閏月都算錯了，他大約以為好歷法專屬于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學(xué)不得，也學(xué)不好的。但他竟論了大辟，可是沒有殺，放歸，死于途中了。湯若望入中國還在明崇禎初，其法終未見用；后來阮元論之曰：“明季君臣以大統(tǒng)浸疏，開局修正，既知新法之密，而訖未施行。圣朝定鼎，以其法造時憲書，頒行天下。彼十余年辯論翻譯之勞，若以備我朝之采用者，斯亦奇矣！……我國家圣圣相傳，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設(shè)成心。即是一端，可以仰見如天之度量矣！”（《疇人傳》四十五）

現(xiàn)在流傳的古鏡們，出自冢者中居多，原是殉葬品。但我也有一面日用鏡，薄而且大，規(guī)撫漢制，也許是唐代的東西。那證據(jù)是：一、鏡鼻已多磨損；二、鏡面的沙眼都用別的銅來補好了。當時在妝閣中，曾照唐人的額黃和眉綠，現(xiàn)在卻監(jiān)禁在我的衣箱里，它或者大有今昔之感罷。

但銅鏡的供用，大約道光咸豐時候還與玻璃鏡并行；至于窮鄉(xiāng)僻壤，也許至今還用著。我們那里，則除了婚喪儀式之外，全被玻璃鏡驅(qū)遂了。然而也還有余烈可尋，倘街頭遇見一位老翁，肩了長凳似的東西，上面縛著一塊豬肝色石和一塊青色石，試佇聽他的叫喊就是“磨鏡，磨剪刀！”

宋鏡我沒有見過好的，什九并無藻飾，只有店號或“正其衣冠”等類的迂銘詞，真是“世風日下”。但是要進步或不退步，總須時時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異域，倘若各種顧忌，各種小心，各種嘮叨，這么做即違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終生惴惴如在薄冰上，發(fā)抖尚且來不及，怎么會做出好東西來。所以事實上“今不如古”者，正因為有許多嘮叨著“今不如古”的諸位先生們之故。現(xiàn)在情形還如此。倘再不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將新文化盡量地吸收，則楊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瀝陳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時候，大概是不勞久待的罷。

但我向來沒有遇見過一個排斥玻璃鏡子的人。單知道咸豐年間，汪曰楨先生卻在他的大著《湖雅》里攻擊過的。他加以比較研究之后，終于決定還是銅鏡好。最不可解的是：他說，照起面貌來，玻璃鏡不如銅鏡之準確。莫非那時的玻璃鏡當真壞到如此，還是因為他老先生又帶上了國粹眼鏡之故呢？我沒有見過古玻璃鏡。這一點終于猜不透。

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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