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享有“司馬遷之才”和“國士無雙”美譽的蔣廷黻博士走到了人生的終點。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默然不語，只是流下了兩滴淚水。

第一滴淚，是為他自己而流。畢生最大的愿望，是撰寫一部權威性的中國近代史，以此作為傳世之作。然而，由于政務纏身，這個宏大計劃始終未能實現(xiàn)，僅僅留下五萬余字的提綱。

第二滴淚，則是為他的兩個妻子而落。他對與自己反目成仇、糾葛了18年的原配唐玉瑞，心中充滿歉疚；同時，對陪伴他走完人生旅程的沈恩欽，他擔憂她未來可能會孤苦無依。

無論作為學者還是從政者，蔣廷黻都是那位最耀眼奪目的存在，被譽為“魯?shù)钪械撵`光”。然而，這個在外人眼中極具洞察力的人，卻無法看清那些曾與自己最親密的人。

一、天才兒童到海歸博士：初登歷史舞臺

1923年春季，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書桌上放著一份求職簡歷：

蔣廷黻，湖南省寶慶府人士。11歲入明德學堂接受西式教育。17歲赴美留學，在派克學院半工半讀期間，組織俱樂部并積極參與社團活動。

25歲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學習，并曾擔任美國東部各大學中國學生夏令會主席。

在華盛頓會議期間，參與“中國留美學生華盛頓會議后援會”，并負責英文刊物編輯工作。28歲完成論文《勞工與帝國》，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張伯苓閱畢簡歷后略加思索，即拿起聘書鄭重蓋章，將蔣廷黻聘為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

年輕的蔣廷黻能夠成功應聘成為大學教授，得益于他的天賦、努力以及些許運氣。

天賦：蔣廷黻自幼便展現(xiàn)出非凡記憶力，那些需要背誦并默寫全文的課文對他而言毫無難度。他常說：“我當時成了天才兒童�！遍L輩們也將他視作讀書的一塊好材料。

努力：成功離不開努力。17歲的蔣廷黻獨自赴美，由于學費不足，他選擇半工半讀，每日用三個小時體力勞動換取兩個小時學習時間。

在異國他鄉(xiāng)，他因語言障礙和繁重工作感到困擾，并一度病重幾近喪命，但憑借堅韌毅力，他在養(yǎng)病期間堅持閱讀英文小說，從而攻克英語難關。

運氣：蔣廷黻早年的幸運不可忽視。他在幼年時被二伯視作可造之材悉心培養(yǎng)，得到了良好的教育資源，否則很可能就隨父親去做小商人了。在長老會學習期間，蔣廷黻結識了林格爾夫人。

這位女士不僅為他安排好了赴美的一切事務，還在生活中給予了諸多關懷。28歲那年，他以年輕博士的身份歸國，滿懷雄心壯志，準備在歷史舞臺上大展拳腳，這一刻無疑是他事業(yè)的巔峰起點。

二、特立獨行的學者

蔣廷黻進入南開大學后，從中國近代外交史入手，大量查閱史料，并積極搜集民間資料，以填補研究空白。

在南開的六年半時間里，他與學生一起進行實地調查，與那些埋頭寫書的教授截然不同。直到離開南開時，他才發(fā)表了一篇文章，但已在歷史界嶄露頭角。

1929年，清華大學邀請蔣廷黻擔任五年的歷史系主任。

那段時期，中國相對和平團結，使得他能安心工作。學校資金充裕，他大量購買檔案用于研究，以至于書商們每周三都排隊等候，為他展示各自的書單，這成為清華歷史系的一道風景線。

文化人之間為了搶奪稀有書籍，有時不免施展“小詭計”。一次，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和蔣廷黻一起拜訪私人收藏家，兩人互相監(jiān)視著找資料，都聲稱對對方選中的書沒興趣。

分手后，蔣廷黻急忙趕回去買自己看上的小冊子，卻發(fā)現(xiàn)袁同禮已捷足先登，讓他不禁嘆息。

在清華五年間，蔣廷黻繼續(xù)深入研究中國外交史，并出版了《中國近代外交史資料輯要》兩卷。他意識到僅限于外交史太狹窄，于是將研究擴展到整個中國近代史領域。

有時，在故紙堆里發(fā)現(xiàn)前所未見的資料讓他欣喜若狂；有時則因長期沒有收獲而感到失落。正如他說：“我努力工作，有時因為偉大的發(fā)現(xiàn)而高興，有時因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而失望�！�

盡管作為學者非常稱職，但蔣廷黻并不是個“稱職”的教授，因為他從未專注于為本系招攬生源。一旦有學生申請加入歷史系，他總是給他們潑冷水，提醒他們讀歷史可能會長期貧窮。

他深知除非做出重大真?zhèn)伟l(fā)現(xiàn)，否則很難成名，而畢業(yè)后的就業(yè)前景也不樂觀：雖然可以去中學教書，但待遇低、資源匱乏，不利于個人發(fā)展。

三、跨界游刃有余

九一八事變后，蔣廷黻在《獨立評論》和《大公報》上發(fā)表的文章引發(fā)廣泛關注，其中也包括了當時的重要人物——蔣介石。

蔣介石曾三度召見蔣廷黻，1935年，蔣廷黻毅然辭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一職，以獨立學者的身份加入國民政府，出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盡管他在政壇毫無背景，卻在此后的近三十年中活躍于政治舞臺。

蔣廷黻決定從政的消息傳開后，他的朋友們議論紛紛。有些人勸他三思而后行，認為政治圈如同火坑，一旦踏入可能會身敗名裂；還有人說那是一個泥潭，會玷污他的學者風骨。當然，也不乏因嫉妒而冷嘲熱諷者。

蔣廷黻自己卻有著不同的看法。他堅信“政治并非金錢堆砌的榮耀”，更將其視為一份工作，“和教書一樣充滿高尚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