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西安唐大明宮遺址考古工作者在新發(fā)掘的建福門址兩側發(fā)現(xiàn)了兩片特殊的等面積夯土痕跡：二者分別南北寬約十米，東西長約二十米，其上方的建筑已毀，只留存建筑基址。工作人員對照文獻記載，最終確定這便是文武百官在宮門口等待早朝時的休息場所：百官待漏院。

大明宮外的“待漏院”自唐憲宗年間首建，經過唐與五代的發(fā)展，直到宋朝成為設置完備的民情機構，其作用也由為等候上朝的官員們遮風擋雨，轉而成為緊連皇帝、官員與民眾的紐帶。

天子腳下的“茶水間”，也能“摸魚”打盹兒

當長安城還沉浸在濃重夜色中時，建福門外的燈火早已率先刺破黑暗。寅時剛過，身著各色官袍的身影便已絡繹匯聚于一座特殊建筑前——這里并非朝堂正殿，卻承載著帝國日常最關鍵的運轉。這座小樓即為被稱作“待漏院”的交通樞紐。

“漏”指古代以滴水計時的器具漏刻，亦可泛稱更次與時辰。李益《宮怨》詩云“似將海水添宮漏，共滴長門一夜長”便是借用海水無盡來比喻失寵嬪妃的夜夜漫長�！按敝卑锥中蜗螅疵枋龉賳T們在夜色未退之際，提早在宮外靜候漏刻報時宮門啟鑰的行為。宮門五更寅時開啟，即凌晨3至5點，百官必須提前到達，然而無論夏雨冬雪，天氣如何，官員只能在露天的環(huán)境里站立等候，之中的艱辛可想而知，如果再住得離宮門遠一些，披星戴月長途跋涉之后還要“罰站”，運動強度不亞于大學生軍訓。

一塊塊“望君石”在外苦苦等待：“三殿曙暉猶未啟，九霄寒露已將多�！苯K于在憲宗元和二年（807）設置待漏院，作為百官上朝前的風雨庇護之所：

“六月丁巳朔，始置百官待漏院于建福門外。故事，建福、望仙等門，昏而閉，五更而啓，與諸坊門同時�！�

唐朝的待漏院只有驛站歇腳的功用，但這卻是最基礎且至關重要的功能，官員們能在此遮風避雨，在覲見皇帝前，調整至上朝最佳狀態(tài)。他們整理儀容、朝服、笏板，拂去身上的塵土，平復一路勞累的心情，做好面圣的正式準備。

雖說待漏院是個嚴肅場所，許多朝禮規(guī)范都要求官員們在待漏時需儀態(tài)端正，不得“行立失序”“談笑喧嘩”，但時間久了，官員們也會變著法地“摸魚”讓自己能輕松一些。最初，同僚們會利用等待的時間進行非正式的交流，由此能在上朝之前掌握更多的政治信息。無論是商議即將上奏的要事，還是溝通衙署間的公務協(xié)調，或是交換京城內外的見聞，待漏院都扮演了重要的信息集散中心的角色。這一現(xiàn)象到宋時愈演愈烈，甚至已成為“固定節(jié)目”。宋人葉夢得在《石林燕語》中便提到：

“百官早朝，必集于待漏院，以待開門。時或有所咨訪議論�！�

閑聊能讓官員放松不假，但還有一種更為直接的放松方式被普遍采用：假寐。早朝要求大臣早早起床，許多人在昏睡中就已上路，于是選擇在待漏時抓緊時間補覺。唐朝詩人權德輿在待漏時酣然入夢，思緒飛到了幾千里外，事后還作詩《待漏假寐夢歸江東舊居》一首，聊表夢醒后的惘然：

“覺后忽聞清漏曉，又隨簪佩入君門�！�

在京城做官固然是無上的榮耀，但上早朝實屬是“力氣活兒”苦差事，官員雖然不至于叫苦不迭卻也在心中偷偷抱怨。好在有待漏院平地而起，不用“廣廈千萬間”，只要一個二百平方的小院，滿朝文武便能知足“俱歡顏”了。

今早待漏是偷懶還是“補作業(yè)”？這是一個問題

基于自身政變經歷與過往的歷史教訓，宋代在確定治國方略和思想時，逐漸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核心內容。受到重視的文官集團在待遇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如終宋一代，刑不上士大夫，而待漏院的設立也是宋代文官政治確立以后，士大夫待遇提高的表現(xiàn)之一。

北宋都城開封是在唐末汴州城的基礎上擴展而來，其城墻有里外兩重，宮城在先前遺留的舊州城之內。宋廷仿前朝在宣德門外構造待漏院，又稱待班閤（gé）子。較之唐朝，宋廷明顯抬高了待漏院的地位，更加注意加強對它的管理。首先是頒布了一套嚴格的程序：由宮內打開宮門，大臣們按照官品排列好次序，才可上朝。《朝野類要》記載：

“宮內之前待漏院，所以俟候宮門開，及閤門呼報排班，則穿執(zhí)而入也�！�

負責監(jiān)察百官的御史趙湘曾上書建議嚴格查控處于待漏院之中的官員：

“臣聞君臣之際，禮儀攸行；朝廷之儀，進止有度。故辯論而皆入，或假寐以待時，茍夙興之不勤，何匪懈之能竭，況乎稱疾尤屬慢朝。若無察視之規(guī)，孰執(zhí)曠官之咎�！�

趙湘在上書中提到了官員們當勤于政事，應盡早去待漏院候早朝，且在等候時應沉默緘言，不可偷睡。對于一些晚到或者稱病因故請假者進行批評，甚至建議以“曠官”處理。同時他還建議排兩名專員每日“值班點名”：“有入晚者具名申奏。又風雨寒暑稍甚，即多稱疾請假，望委御史臺酌度聞奏，遣官診視，如顯有誑妄，即彈劾。”真可謂是當代“風紀委員”。

宋代待漏院由現(xiàn)象向制度推進的另一個證據(jù)，就是讓朝臣們在待漏期間有了具體的工作任務。以最高官員宰相為例，宰執(zhí)等高級臣僚在待漏院的“地盤”與普通官員有所區(qū)隔。他們在待漏院止息，通常并不純粹是靜候皇城開門而已，往往還要利用這段時間翻閱、處理案牘，為升殿奏事做準備，此時天未放亮，宰相只能在燈燭之下抓緊辦公。

《玉壺清話》有載：

“舊例，丞相待漏于廬，然巨燭尺盡始曉，將入朝，尚有留桉遣決未盡。”

可見，宰執(zhí)抵達待漏院的時間頗早，往往耗盡長達一尺的“巨燭”方才天亮入朝。待漏院本是為上朝而設置的輔助性建筑，“待漏”這段零碎時間，也被宰執(zhí)們利用來處理公務，由此可見其工作之繁重，以及官員之勤政。

當時普遍應用的椅子多是胡床，椅身較矮，靠著坐則無法支撐身體，躺著坐則姿勢不雅容易被參，非常不舒服。紹興初年，梁仲謨主政臨安，“有據(jù)胡床而假寐者，旁觀者笑之，又一人云近見一交椅樣甚佳，頗便于此”。后梁仲謨?yōu)楸娙酥棉k了新樣式的座椅，由硬板凳換成了“人體工學”，腰不酸了腿也不痛了，官員們無不歡伏感謝。

今職能層層疊加，逐步向朝房靠攏

宋代文學家王禹偁曾作散文《待漏院記》，暢想了賢相與奸相待漏時的不同思想狀態(tài)，褒貶之意非常鮮明。若是“兆民未安，思所泰之”，那么“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而如若“私心慆慆，假寐而坐”，則“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待漏院在宋代士大夫的心目中是勤政的象征，而他們在待漏院除了議論政事，還會受理官吏和民眾的訴求。

宰相孫抃曾受理過申冤的上訴：“在中書日，冤人叩待漏院理訴，公縷縷問�！庇秩缣K璀“訴其誣于待漏院，宰相吳正肅王文恭見其警敏，召至前語，奇之，事由是得白”。北宋初年，待漏院一度代替當時尚未建立的上奏院，處理各地方的上奏文書�！皣�，沿舊制皆本州鎮(zhèn)補人為進奏官……每日早集待漏院東廊下，承受宣敕司文字各就本州院發(fā)還�！�

但待漏院并不是大理寺登聞鼓院那樣專門受理上訴的司法機構，它本身也沒有判罰的法律權利，所以待漏院的上訴申冤更多的是一種增強對己方有利輿論的手段，可以說是古代的“輿情公關”。當通過正常的申訴程序不能夠達到申冤的目的的時候，就有人走投無路：“又請待漏訴之”。

雖說這樣的方式過于極端，弄不好易擔風險，但說到底也為平民百姓增添了一條上訪的途徑。于此之上，待漏院的職能還增添了如處理集體請愿、突發(fā)性事件、懸賞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朝廷處理政事的整體效率。

宋代雖多是恪盡職守的職官，但日復一日的待漏上朝還是為官員造成了很大的身心壓力。張士遜久在政府，且與呂夷簡為姻親，當從呂氏那里得知自己即將外放的消息時高興萬分，因為終于可以不用每天起早，于是在詔令還沒有發(fā)出的情況下便“令院子盡搬閣子內物色歸家，更不趨待漏院”，一天都不想上班了。更有甚者在待漏院等候時急疾發(fā)作，不得不回家休息：“景德元年，沆（人名）待漏將朝，疾作而歸�！笨上攵�，如若沒有待漏院，百官上朝前還會吃更多的苦，幸好有待漏院這一把晴雨傘，避免了“沒苦硬吃”的局面出現(xiàn)。

待漏院在唐宋期間不斷得到完善，并在時間意識、勤政象征與禮儀規(guī)范上都衍生出了獨特的政治文化。它雖非權力中心，卻是唐宋朝廷日常運轉不可或缺的齒輪，見證了官員們披星戴月的勤勉，也承載了朝堂內外的信息暗流。從簡陋的廊廡、歇腳的院落、到宋時制度化的建筑，后期還演化成為明清巍峨宮墻下的朝房，待漏院形態(tài)雖變，但作為連接宮禁內外、黑夜與朝堂的關鍵地位卻始終如一。

每一次宮門的開啟，都始于待漏院中焦灼的等待�！按倍直旧�，便凝固了古代王朝在時間刻度上精確運行的勤政觀念，以及對各地民生按部就班發(fā)展的深切期望。當漏盡鐘鳴，宮門洞開，官員們魚貫而入，新一天的朝政便在待漏院積蓄的黎明中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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