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啟金

凌晨四點的湛江，房東的鑰匙在鎖孔轉動——這不是夜歸人的溫情故事，而是一場以“公共安全”為名的暴力闖入。睡夢中的孩子被強光驚醒，冰涼的針頭刺破皮膚時，他們顫抖的肢體語言在監(jiān)控里凝固成無聲的控訴。而當?shù)毓俜绞潞髵伋龅摹昂戏ê弦?guī)”聲明，竟將“兒童同意”作為破門抽血的遮羞布，這套權力邏輯的荒謬性已然刺穿了社會良知的底線。

“兒童同意”？這堪稱基層治理中最精致的黑色幽默。當睡眼惺忪的孩子在深夜被一群陌生成年人圍住，在父母缺席的驚恐中，一句怯懦的“嗯”如何能等同于法律意義上的知情同意？《民法典》白紙黑字規(guī)定，八歲以上未成年人的醫(yī)療行為需法定代理人追認。權力者卻將孩子驚恐中的沉默或點頭，偷換概念為“自愿授權”，這無異于將法律踩在腳下，更暴露出對兒童權益令人發(fā)指的漠視。

程序正義的盔甲下，包裹著權力的任性獠牙。官方精心編織的“閉環(huán)”——電話未通、兒童同意、房東開門——看似嚴絲合縫，實則處處漏風。電話未接是否窮盡了聯(lián)系監(jiān)護人的可能？基孔肯雅熱是否緊急到必須深夜破門？房東手中的鑰匙，本屬于租賃契約，此刻卻被征用為公權力突破憲法“住宅不受侵犯”原則的攻城錘。當商業(yè)房東異化為“網格化協(xié)管員”，當私宅大門在行政指令下隨意洞開，公民最后的安全感已被碾得粉碎。

更深的恐懼，在于那把被馴化的“萬能鑰匙”。疫情緊急狀態(tài)雖已遠去，但“房東開門”的粗暴模式，連同“入戶消殺”“強制轉運”等非常規(guī)工具，并未隨病毒退潮而封存。它們沉淀為基層的“治理肌肉記憶”，隨時準備以“必要”之名重啟。這把“公共安全”的萬能鑰匙，今天能打開打工者孩子的房門，明日就能插入任何一扇被標記為“風險”的民宅——當權柄的邊界如此模糊，誰的家門還能真正上鎖？

湛江衛(wèi)健局的調查恐難跳出“自查自清”的窠臼。真正的解藥，在于徹底檢視并鎖死那只“權力工具箱”：法律必須明確傳染病防控中強制檢測的門檻與程序，禁止對未成年人實施監(jiān)護人缺席的侵入性操作；基層執(zhí)法者亟需植入人權意識與比例原則，讓“手段必須合乎目的”成為鐵律；而每一次以“公共利益”之名伸手時，權力都需在眾目睽睽下證明其別無選擇、且傷害最小。

當孩子的臥室在凌晨淪為“防疫戰(zhàn)場”，當“同意”二字成為強權的修辭術，我們失去的遠不止一管血樣。公權力每一次對私域的踐踏，都在蛀空社會信任的基石。若不能以制度牢籠鎖住那串危險的鑰匙，今日湛江孩童的驚惶淚水，終將成為明日我們共同的安全噩夢——畢竟，在萬能鑰匙的邏輯下，沒有哪扇門能永遠屬于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