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陳述內(nèi)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贅述文章結(jié)尾

1950年9月20日那天，北京天安門城樓上終于懸掛起了新中國的國徽。

正式公布是當天上午十點，文件上寫得清清楚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公布施行。”可真正令人動容的，是這枚國徽背后，那些不被看見的名字和故事。

說來有點反常識。

開國大典那天，天安門城樓上，居然沒掛國徽。

不是來不及做——是壓根還沒定稿。

這事兒擱現(xiàn)在聽起來像是段子，但在1949年的那個秋天，卻是現(xiàn)實。

一個新國家剛剛成立，很多國家象征還在籌劃中。

沒有國徽，成了臨時的尷尬。

這時候，全國政協(xié)緊急召集專家，組織了兩個設計組。

一個是中央美術(shù)學院的張仃、周令釗帶隊，偏視覺藝術(shù)路線；另一個是清華大學營建系的梁思成、林徽因主導，強調(diào)文化脈絡和建筑秩序。

分頭設計，最后競稿。

這不是普通的設計比賽。

那會兒國徽意味著什么，不用多說。

它不是一枚徽章，而是國家的臉面，是掛在天安門上的“國之符號”。

設計必須慎之又慎，不能隨便來。

林徽因那組最早的方案，起點其實很高。

她用“玉璧”作為主形，意象來自中國古代禮器，象征天地與圓滿。

五顆星圍繞主星排布，寓意全國人民圍繞黨的領導。

兩邊用嘉禾點綴，底部是一抹紅綬，整體風格偏古典，講究對稱和含蓄。

有人第一眼看完就說：太美了，像藝術(shù)品。

可問題也在這兒。

美，有時候不是優(yōu)勢。

那會兒的主流聲音是要“莊重、鮮明、革命性強”。

林徽因的設計被認為太優(yōu)雅了，不夠“有力量”。

設計被否決，是一次不小的打擊。

可落選，并不意味著退出。

這時候的林徽因，已經(jīng)是病體在床。

她長期患肺結(jié)核，幾乎無法久坐。

但國徽設計任務沒停。

她和梁思成在病房里繼續(xù)討論，修改，甚至畫圖。

那間房，變成了臨時工作室。

梁思成后來回憶：“我們就在床邊改圖紙，她咳得停不下來，但手沒停。

這組人一共做了四套修改方案。

嘉禾的顏色、星星的位置、紅綬的比例，全都反復推敲。

甚至連齒輪的齒數(shù)，也要考量是否對稱、是否有象征意義。

另一邊，張仃他們那組也沒閑著。

他們的方案突出工農(nóng)聯(lián)盟，用齒輪、麥穗、紅星組合成一個五角形布局。

中間是天安門，上方是五顆星。

整個構(gòu)圖更現(xiàn)代，視覺沖擊力更強。

兩組方案，在1950年6月送審。

周恩來看了都覺得各有千秋。

最后決定，兩組融合。

天安門和齒輪用張仃組的，嘉禾、紅綬和星星布局參考清華組的。

最終版本里，還保留了林徽因組對五角星角度的設計建議。

那年6月20日，國徽定稿。

到了9月20日，正式公布。

八位參與設計的清華老師，每人得到800斤小米作為獎勵。

在物資緊張的年代，這算是重賞了。

只是這批小米，林徽因他們一口沒吃，全捐了出去。

去向是抗美援朝前線。

這件事沒怎么宣傳過。

只是后來在清華檔案館里，有一封當年的捐贈信，還保存著。

信是梁思成寫的，最后一句是：“愿這點心意，助前線一線之需。

說到林徽因，很多人腦子里還是“民國才女”“詩人”“徐志摩的知己”這些標簽。

可她真正的事業(yè)心和專業(yè)能力，可能遠遠超出公眾想象。

她不是一開始就能學建筑的。1924年去美國讀書，想報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結(jié)果人家那年還不收女學生。

她只好轉(zhuǎn)學美術(shù)系。

但她不死心，幾乎所有建筑課都去旁聽。

兩年后，成了系里第一個女助教。

回國后，她和梁思成跑遍全國，實地測繪古建。

光是遼代和宋代的建筑遺址，就走了100多個地方。

她在日記里寫：“每到一地，先看廟門。”她的畫圖功底極強，很多古建結(jié)構(gòu)圖都是她親手畫的。

東北大學的校徽，就是她25歲時設計的。

那時張學良親自出資搞設計征集，最后選了她的方案。

徽章看起來簡單，是黑山白水的圖案，背后卻藏著國家危機的隱喻。

她一直是那種能把美學和責任感綁在一起的人。

國徽設計完成的第二年，她病情惡化，幾乎不再出門。

再之后不久，她去世了。

沒有記者采訪，沒有公開追悼。

只有一張病床上的照片，還留著她手邊的設計草稿。

從那以后，再也沒人這樣叫過她。

• 參考資料：
• 張復合、林洙編，《梁思成林徽因年譜》，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2000年。
• 張仃口述，魯樞元整理，《設計中國：張仃回憶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0年。
•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國徽設計檔案資料選編》，文物出版社，2009年。
• 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國徽的誕生》，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