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超、李勇、謝廣英，這三個名字背后是一樁沉冤二十多年的錯案，終于在9月28號這一天，被最高人民法院宣告無罪了。

事情要從2000年1月17日說起，安徽渦陽縣一名16歲女學生不幸遇害。在巨大的破案壓力下，警方將矛頭指向了鄰居車超、車雪峰、李勇、荊獻柱四人，車超的母親謝廣英也因所謂偽證被卷入。

這起案件的審判之路異常曲折。從2001年起，亳州中院先后三次作出有罪判決，其中車超一度被判死刑，李勇被判無期；安徽高院兩次以“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為由發(fā)回重審。直到2004年，案件出現(xiàn)轉機，車雪峰、荊獻柱因證據(jù)不足被改判無罪，但車超仍被改判死緩，李勇和謝廣英維持有罪判決。

在經(jīng)歷了長達二十多年的不懈申訴后，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再審28日這天一錘定音：當年定案的口供系非法獲取，關鍵足跡鑒定不具科學性，而新的DNA證據(jù)指向了真兇另有其人。最終，法院莊嚴宣告車超、李勇、謝廣英無罪。

這個消息一出來，就在網(wǎng)上刷了屏。說到底，這個案子能徹底翻過來，關鍵就在于證據(jù)說話。

當年判他們有罪，靠的是什么？是靠非法手段逼出來的口供，和一個根本站不住腳的足跡鑒定。這次再審，這些非法的、不靠譜的證據(jù)被統(tǒng)統(tǒng)排除了。

更關鍵的是，新的DNA技術直接證明了，真兇根本另有其人。所以，這不是什么“證據(jù)不足，算你走運”，而是實實在在的“徹底清白，你們就是被冤枉的”。

回過頭看，整個過程真是曲折得讓人心痛。最諷刺的是，當年的尸檢報告明明寫著被害人“處女膜完好”，結果案子還是被定性為“輪奸殺人”。那時候正趕上中考，學校和社會輿論給警方的壓力異常的大，“限期破案”成了首要任務。

就在這種高壓下，這四個年輕人被卷了進來。案卷材料顯示，當初獲取口供的過程存在很大問題，審訊程序不規(guī)范，導致供述反復不定。在客觀證據(jù)如此薄弱的情況下，案子還是被一路推著往前走。

四個年輕人的命運，就這樣在“死刑、無期”和“死緩、無罪”之間來回搖擺。這種反復本身，就說明最初的判決根基不穩(wěn)和漏洞。

那么，問題到底出在哪兒呢？根源應該就是那句我們耳熟能詳?shù)摹懊副仄啤薄?/p>

命案影響大，不破案沒法向社會與群眾交代，這種壓力有時會讓辦案過程變形，以至于忽略了最基本的證據(jù)和程序。更可怕的是，一旦在偵查階段出了錯，后面的公訴、審判環(huán)節(jié)很容易就會慣性的將錯就錯，缺乏糾錯的勇氣。

這才是最需要我們警惕的地方——必須從“偵查說了算”轉向“審判為中心”，讓法庭來最終把關，讓司法真正成為人命關天的最后一道屏障。

所以，最高法院這次直接再審改判，意義重大。它展現(xiàn)的不僅是糾錯的勇氣，更是對“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的真正落實，給各級法院做了一個典型的示范。

當然，這個案子也讓我們思考，為什么糾錯的路這么難、這么長？地方法院是不是也能像最高法院這樣，更有擔當一些，敢于自己發(fā)現(xiàn)問題、堅決糾錯，而不是讓冤案一定要走到最后一步才能平反？

法官手里握著的確是別人的人生，判案時必須萬分謹慎，始終抱有“如我在訴”的同理心，辦案中要時刻想著“如果我是他”。堅決杜絕為了照顧情面或者追求破案率，就出現(xiàn)“疑罪從輕”、“留有余地”的判決。

說到底，法律的權威，是靠一個個具體案件的公正判決累積起來的。過去，想排除一個非法證據(jù)、爭取一個無罪判決，都非常困難。希望車超案能成為一個更好的轉折點，推動司法實踐更加重視程序正義、敢于堅持疑罪從無。

車超案的無罪判決，可以說是中國司法史上一個里程碑。它用一個沉重的案例再次告訴我們：法律不是書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要在實踐中實現(xiàn)的、有溫度的正義。就像那句名言說的：“正義有時會遲到，但不會缺席?！?/p>

這不只是車超幾個人的平反，更是對整個社會的信心重建。它讓我們看到，司法機關有勇氣直面問題、糾正錯誤。

司法的防線，必須固若金湯。

愿從今往后，排除非法證據(jù)能成為鐵律，作出無罪判決能成為常態(tài)。

讓法律成為每一位公民權利最堅實的守護，這，才是法治中國最好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