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珠海斗門，農田里稀疏的秧苗映照著農民的無奈。時任廣東省委辦公廳秘書二處處長的陳開枝回憶道：“田根本插不下去，因為農民沒有積極性?！?/p>

在那個體制僵化的年代，集體勞動與利益脫鉤，農民“出工不出力”成為普遍現(xiàn)象。盡管廣東省委嘗試用“定額管理”量化勞動任務，但缺乏利益掛鉤的機制依然無法喚醒沉睡的土地。

沒辦法，省委只好派出調研組，專門下基層調研，目的是把深層次的問題找準，把老百姓的關切找準，真正能解決問題。陳開枝隨省委調研組深入佛山、湛江等地，進行了45天的田野調查。

結果，調研結論清晰而尖銳：唯有包產到戶才能調動農民積極性。然而，在當時的特殊環(huán)境下，這一結論只能被含糊地表述為加強“經營管理”，但種種跡象表明，改革的種子已在廣東老百姓心中發(fā)芽。

1978年，安徽小崗村的“生死契約”震動全國，中央要求嚴查并制止包產到戶。此時，廣東的基層實踐中，包產到戶早已如野火般悄然蔓延。面對中央文件，廣東省委陷入兩難：是如實上報扼殺生機，還是冒險保護改革的火種？

以陳開枝為代表的干部們選擇了后者。由副秘書長陳文俊帶隊，調研組赴肇慶、懷集等地確認了包產到戶的存在，在經過激烈討論后，省里最終拍板：“包?。　?/p>

于是，一份“像模像樣”的報告送往北京——“廣東沒有包產到戶”。陳開枝后來笑稱：“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向中央寫假報告！” 這句自嘲背后，是改革者在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的艱難權衡。

可是，誰都知道，這份“假報告”的勇氣，源于陳開枝對人民的深刻共情。他曾說：“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苦孩子，看到當?shù)厝说纳顮顩r，我是感同身受的。”

當然，陳開枝也講了，他當時只是執(zhí)筆的處長，而他敢上報這份假報告，沒有省里主要領導的默許是根本不行的。所以，從另一個側面來講，這也是省委的意思。

而今天再看“假報告”事件，這也絕非簡單的欺瞞，而是制度困境下的智慧突圍。它與小崗村按紅手印的農民、廣東清遠“洲心經驗”的探索者一樣，彰顯了基層力量對僵化體制的一種抗爭。

陳開枝后來總結：“不講大話，實干、苦干、拼命干；不圖功名，為人民排憂解難。” 這恰恰是改革者最珍貴的品格。這種血脈相連的使命感，也貫穿了他從事改革工作的全過程。

1985年，陳開枝被任命為省委副秘書長。就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省委副書記王全國點將，專門讓他陪著到北京談財政包干的政策。此時，中央已經原則同意了這個政策，只是包干多少，還得繼續(xù)談一些細節(jié)上的東西。

當時，中央提出，廣東每年包干13個億?？墒牵∥J為當前的財政也是相當緊張的，全年收入不過幾十個億。因此，希望上交10個億，為此，陳開枝陪著王全國在北京一直和中央反復談，可一個月過去了，也沒有談下來。

陳開枝每天在向省委匯報時都講，國家財政也非常緊張，但即便是這樣，也必須要堅持能省就省一些。搞改革開放，中央一分錢不撥付，全靠自己趟路，甚至是殺出一條血路來。別看是區(qū)區(qū)三億元，但如果投入到民生和招商引資中，那就會產生不一樣的效果，這就是廣東的現(xiàn)狀。

最后，廣東以上交11億與中央談攏，每年給省里財政省下2億元。而陳開枝的這份執(zhí)著，與當年寫“假報告”的擔當是一脈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