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原川軍名將、四川省水利廳廳長、四川省體委第一副主任郭勛祺病勢沉重，眼看已經到了彌留之際。

當時，郭勛祺的夫人羅顯功就在他身邊，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郭勛祺十分感慨的對夫人說：

“我這一生最引以為憾的有兩件事。第一件事，是我在被撤職后，未能把部隊全部拉到江北去，與陳毅一起共同抗日，第二件事就是，我被剝奪軍權以后，我的部隊被調去參與了‘皖南事變’，給新四軍造成了很大的損失?！?br/>

事實上，郭勛祺晚年一再念叨遺憾的兩件事，其實就是一件事，他一直耿耿于懷的是，早在1939年他本就有機會跟隨共產黨走，但那時候他顧念抗日大局，沒有去，后來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襄陽戰(zhàn)役中被俘，他在見到陳毅以后，還始終不忘這件往事。

由此可見，這件事情對郭勛祺本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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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7月，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中原野戰(zhàn)軍，趁華東野戰(zhàn)軍發(fā)起豫東戰(zhàn)役，襄樊兵力空虛之際，抽調第六縱隊（轄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旅）、陜南軍區(qū)第十二旅和桐柏軍區(qū)第二十八旅、第三軍分區(qū)2個團共14個團3萬余人，在江漢軍區(qū)部隊配合下發(fā)起襄樊戰(zhàn)役。

應該說襄樊戰(zhàn)役抓的時機非常巧妙，此戰(zhàn)最終也以我軍大勝而告終。

時任國民黨第十五綏靖區(qū)司令官的康澤、副司令郭勛祺被我軍俘虜。

郭勛祺成為我軍俘虜，其實是有些冤枉的。

解放戰(zhàn)爭中期，蔣介石其實已經面臨無將可派的境地，臨時趕鴨子上架，把毫無軍事經驗的康澤派了過來，康澤一輩子干的都是特務工作，是臭名昭著的別動總隊的創(chuàng)始人，雖然他在與蔣經國斗爭失勢后，一直想掌握軍隊實權，但蔣一直沒有批準。

康澤在上任之前，考慮到十五綏靖區(qū)大部分都是原來川軍的部隊，于是向蔣提出派川軍名將郭勛祺來統(tǒng)領這些部隊。

也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已經坐了數(shù)年冷板凳的郭勛祺又被重新抬出來，赴任襄樊。

之所以說郭勛祺是坐冷板凳多年，原因在于他早在1939年就被蔣介石撤職，當時郭是五十軍軍長，而罪名名義上是作戰(zhàn)不力，實際上是因為“通共”。

郭勛祺是四川華陽人，早年在在成都投川軍，后來成為潘文華麾下將領，而潘文華在1921年又投靠了劉湘，所以郭勛祺在川軍中是屬于劉湘派系的。

因為能征慣戰(zhàn)，郭勛祺頗受劉湘重用，這也使得郭勛祺對劉湘，有種“士為知己者死”之感。

不過，與此同時的是，郭勛祺與中共方面也建立了聯(lián)系。

1922年，郭勛祺在萬縣受陳孟熙引薦，認識了陳毅，后來陳毅在重慶任《新蜀報》編輯，郭勛祺也于同期調重慶任川軍65旅旅長，那時候陳毅經常給郭勛祺講一些革命道理，郭勛祺很是贊同，也因而受其影響。

1925年8月，郭勛祺在重慶參加了由中國共產黨人主導的國民黨省黨部的進步活動，并與楊闇公等一些中共黨員交好。

1926年9月28日，郭勛祺參加了楊闇公主持召開的軍事會議，客觀上支持了楊闇公后來領導的順瀘起義。順瀘起義后，郭勛祺因受劉湘猜忌，從而被罷免軍職。此后郭勛祺仍然在私底下支持中共革命活動。

1927年3月，重慶三三一慘案前，郭勛祺多次冒險為楊闇公等中共黨員傳遞消息，并講陳毅藏在他的公館掩護，還在事后從陳毅上了離開四川的的船。

不過，隨著大革命失敗，郭勛祺與中共之間的聯(lián)系也戛然而止。

1934年10月，紅軍長征過境四川，劉湘曾奉蔣介石之命，派川軍圍追堵截紅軍，其中格外有名的就是郭勛祺打的“土城戰(zhàn)役”。

土城戰(zhàn)役是遵義會議以后，在毛主席建議下紅軍打的第一仗。

此戰(zhàn)毛主席親自到一線視察地形，發(fā)現(xiàn)道路兩側均為高地，如果敵人孤軍深入的話，集中紅軍主力是能夠打的贏追擊敵軍的。

可萬萬沒想到，當時負責追擊的川軍郭勛祺部并不是不到四個團的兵力，而是有六個團，并且還是齊裝滿員，精神飽滿。

紅軍光是對付川軍已經不容易，況且當時周圍都是增援的敵軍，因此毛主席果斷放棄了北渡長江計劃，選擇西渡赤水向川南古藺、敘永地區(qū)轉移。

盡管此戰(zhàn)川軍也損失慘重，郭勛祺為此不得不后退十五華里暫避，但也成就了郭勛祺名將之名。

不僅如此，郭勛祺也在土城戰(zhàn)役后，受到劉湘、蔣介石的“通令嘉獎”。

2

郭勛祺與我黨重新建立聯(lián)系還是在抗戰(zhàn)時期。

1938年春，郭勛祺因抗戰(zhàn)有功，升任50軍軍長，同年夏天又因率部進攻蕪湖，牽制日軍第105師團，晉升國民黨第二十三集團軍副總司令、

當時，郭勛祺率部駐防皖南的南陵、繁昌、銅陵地區(qū)，與新四軍的駐地相隔不遠。新四軍還派代表聯(lián)系郭勛祺，兩軍達成合作意向，多次聯(lián)合作戰(zhàn)。

時任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的陳毅還多次到郭勛祺的軍部去，兩人念及當年交情，均感觸頗多，陳毅還多次建議郭勛祺，堅持鞏固和發(fā)展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

之后，郭勛祺數(shù)次請新四軍陳毅、譚震林來50軍演講。

不僅如此，當時新四軍還派了夏育群到50軍，任新四軍駐50軍的聯(lián)絡代表。

為了抗日大局計，郭勛祺在與新四軍交往的過程中，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也做了不少有益抗戰(zhàn)的事情。

比如在1938年秋，郭勛祺聽說新四軍缺少槍彈，補給補充也很困難，特意從自己的部隊中，抽調一批武器裝備送給新四軍，總共有三次。

新四軍為此還特意寫了封感謝信給郭勛祺，時任新四軍副軍長項英還在夏育群的陪同下，專程到郭勛祺的軍部去致謝。

不過，很遺憾的是，郭勛祺與新四軍之間的交往，特別是同陳毅的關系，引起了蔣介石忌憚。

郭勛祺很早就收到過蔣介石“防共”的密電，可他不僅不為所動，還將此密電給夏育群看，意在提醒新四軍要早做預防。

后來50軍政治部陳去惑向蔣介石告密，惹得蔣介石震怒。

1039年秋，蔣介石借口“貴池戰(zhàn)役”郭勛祺作戰(zhàn)不利，撤了他23集團軍副總司令、50軍軍長地軍職，當時郭勛祺正在前線視察陣地，聞訊后也是大為惱火，他對師長孟浩然嘆息著說了一句：

“我一片抗日救國的雄心，就這樣無辜地斷送了！”

當時在場的中校營長張某立即站起來說：

“太不公平了，我主張掉轉槍口！”

郭勛祺立馬勸阻他：

“我郭勛祺決不做民族罪人！”

孟浩然也寬慰郭勛祺：

“軍長，抗日救國的機會，不是沒有的，我們始終是跟著你走的！”

不過，從郭勛祺當時的反應來看，很明顯是在提防什么，因為郭勛祺從前線返回后，還特意派參謀溫念君到云嶺去找項英，并當著項英的面提出了有關意見（資料沒有提及，但應該是郭后來耿耿于懷的起義或者是參加中國共產黨的事兒）。

項英婉拒了郭勛祺的提議：

“現(xiàn)在是團結抗日，不能給國民黨以口實?！?br/>

不過，應該明白的是，當時項英拒絕也不無道理，特別是在抗戰(zhàn)初期，國共二次合作的前提下，不少資料中后來提及此事，還稱是陳毅拒絕了郭勛祺，這里特別做一個澄清。

這件事情后來也成了郭勛祺的心病。

1940年8月，郭勛祺被調回重慶參加陸軍大學特五期受訓。

更令郭勛祺心痛的是，就在他被調走不久后，皖南事變爆發(fā)，他一手帶出來的50軍中，有兩個師參加了對新四軍作戰(zhàn)（即144師、新七師），這其中144師更是郭勛祺起家的部隊。

郭勛祺當時在重慶，聽聞這一消息后，感到萬分震驚，他后來同夫人羅顯功還說起過這件事：

“當蔣介石密電防共的時候，就把原電給夏育群看了，夏是向項英匯報過這件事的，應當引起新四軍重視，繼后我因‘通共’罪被撤銷軍職，這是一個響亮的信號，就更應該引起他們重視，這次事變并非偶然，新四軍損失太大了。”

3

郭勛祺從1939年冬被解除軍職后，在后來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坐冷板凳，很難有所作為。

一直到1947年冬，康澤請求蔣介石派郭勛祺出山，蔣通過曾擴情逼迫郭勛祺，郭勛祺被逼無奈，這才出任國民黨第十五綏靖區(qū)副司令。

郭勛祺在上任之初，康澤對其還頗為重視，畢竟郭勛祺“名將”之名在外，而自己又不通軍事，各方面都要依仗他。

可康澤后來了解到，郭勛祺歷史上就有“通共”的情況，態(tài)度一下子就冷淡下來，對郭勛祺的一些建議，也都當成了耳旁風。

1948年7月襄樊戰(zhàn)役后，郭勛祺被俘，劉伯承聞訊特意致電前線，要求將郭勛祺送到河南寶豐中原軍區(qū)政治部。

在寶豐，郭勛祺見了陳毅，談及當年往事，還頗為埋怨，但陳毅勸他：

“那個時候怎么行？大局是團結抗日，還沒有撕破臉皮嘛！如果我們接收了你們，就在政治上犯很大錯誤。蔣介石就會振振有詞地說我們不抗日，挖國民黨的墻腳。翼之兄，你要懂得這個道理，不該嘔這個氣！再說，當時我們的條件差得很，你這個當大兵出身的人可能吃得消，可是你那些部下都能像你嗎？所以，翼之兄，問題不是那么簡單?！?br/>

陳毅一席話，也解開了郭勛祺心里的疙瘩。

此后數(shù)月，劉伯承、陳毅、鄧小平、張際春等中原軍區(qū)、中原野戰(zhàn)軍領導干部相繼登門拜訪郭勛祺，耐心開導他的同時還為其講了全國解放形勢。

不過，有件事頗耐人尋味。

郭勛祺是在戰(zhàn)場上被俘的，但在后來并未被當成戰(zhàn)犯對待，可見郭勛祺思想上其實早有變化，只是一直沒有同我黨接觸的機會。

如果郭勛祺不是被突然派往襄樊，而是一直留在成都（郭勛祺被接觸軍職后，就在成都定居），后來也會參加起義。

1948年九十月間，郭勛祺接受了劉伯承、鄧小平的指示，利用川軍同袍的身份到四川做統(tǒng)戰(zhàn)工作，并借機進行策反工作。

有資料顯示，郭勛祺在動身之前，在劉伯承、鄧小平介紹下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9年農歷除夕，郭勛祺秘密從南京乘坐飛機前往成都，在途經漢口時，他秘密會見了時任華中“剿總”高參的楊續(xù)云，力勸其要認清形勢，做出符合人民利益的決定。楊續(xù)云采納了郭勛祺的意見，隨即辭職返回四川，并于1949年12月在自貢起義。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郭勛祺的行動已經引起了國民黨當局注意，從他到成都之日起，國民黨特務就對他展開跟蹤。在極為危險的情形下，郭勛祺仍不遺余力的奔走，并積極聯(lián)絡舊部，展開策反的行動。

1949年5月，郭勛祺與中共四川臨時工作委員會取得聯(lián)系，此后一直在四川臨工委的領導下工作。

同年12月，經四川臨工委批準，郭勛祺成立了西川人民保衛(wèi)軍司令部，并自任司令員，他陸續(xù)派出了多名代表奔赴各地，與各地的舊部聯(lián)系。

當時，郭勛祺聽說蔣介石要秘密逮捕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的消息后，還連續(xù)派人送信給三人，要求三人迅速轉移。

幾乎與此同時的是，郭勛祺做通了國民黨第十八兵團司令李振的工作，并促成了該兵團下轄的第六十五軍全部、第九十軍第六十一師及第三十軍一部宣布起義。

新中國成立后，郭勛祺陸續(xù)擔任了西行署委員兼交通廳廳長、四川省水利廳廳長、四川省體育委員會第一副主任。

1959年12月28日，郭勛祺在成都病逝，享年6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