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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湖山秀美，宋仁宗譽其為“東南第一州”，柳永以“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的華美辭章，盛贊其繁華盛景。

蘇軾亦對杭州風(fēng)物亦是情有獨鐘，初到杭州，就有一種舊地重游的親切感，詩曰“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游”。

可是，當(dāng)他想提筆賦詩作文贊美這座美麗的城市時，卻因為一個十七歲少年的到訪而擱筆，甚至還自愧弗如。

這個少年就是晁補之，隨父宦游來到杭州，有感于錢塘山川風(fēng)景人物的秀麗，寫成《七述》一書。

彼時，蘇軾在杭州通判任上，讀罷此書，贊嘆不已，稱其文博雅雋永瑰偉，對眼前的少年更是刮目相看。

韓愈說，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而晁補之與蘇軾的師生緣亦因此拉開了帷幕。

相對于蘇門四學(xué)士中的其他三位，晁補之的起點很高，26歲進士及第，其文章深得宋神宗賞識，贊其深于經(jīng)術(shù)，親授為北京國子監(jiān)教授。

33歲那年，晁補之又得到宋哲宗的面試，升為秘書省正字，而后又遷校書郎，從此正式入職館閣。

能夠師從蘇軾門下，又接連得到兩位皇帝的青睞，其文采可見一斑，《宋史》亦盛“補之才氣飄逸，嗜學(xué)不知倦，文章溫潤典縟，其凌麗奇卓出于天成”。

可是，晁補之的仕途并未因此而順遂，盡管他通達世務(wù)，有濟世之志，任職期間也頗有政績。

宋哲宗執(zhí)zheng后，以蘇軾為首的元祐黨人又被排擠出朝堂，作為蘇門弟子，晁補之也未能幸免于難。

紹圣元年（公元1094年），晁補之由著作佐郎出知濟州（山東濟南），次年又以修神宗實錄失實之罪，被降為應(yīng)天府通判。

《題谷熟驛舍二首 其二》即作于紹圣二年九月，是晁補之赴任應(yīng)天府途中，題于谷熟驛舍壁上的一首七言絕句。

一官南北鬢將華，數(shù)畝荒池凈水花。
掃地開窗置書幾，此生隨處便為家。——宋 晁補之《題谷熟驛舍二首·其二》

簡譯：

多年來，我為了這一官半職，在南北各地輾轉(zhuǎn)奔波，如今兩鬢已然生出華發(fā)。

眼前這數(shù)畝大小的池塘，雖然已經(jīng)一派荒蕪，但池水卻干凈澄澈，波瀾不驚。

收回視線，轉(zhuǎn)身拿起掃帚認真地清掃地面，而后推開窗戶，在窗前擺好書案。

世事難料，人這一輩子，無論走到哪里，都可以把那里當(dāng)作自己的家就好了。

賞析：

谷熟驛位于今河南省商丘市虞城縣境內(nèi)，該驛站作為北宋時期的交通站點，承載了文人宦游的軌跡。

晁補之此詩描述了被貶途中的心境與所見秋景，頗富禪意，飽含其通透曠達的人生態(tài)度，值得一讀。

“一官南北鬢將華”，開篇不同凡響，雖然只有短短的七個字，卻道盡了詩人多年來的宦海沉浮。

“一官”點明了他為官的身份，然而這“官”并非一帆風(fēng)順、平步青云，而是伴隨著頻繁的調(diào)動和無盡的奔波。

“南北”二字，則形象地勾勒出他輾轉(zhuǎn)于大江南北的足跡，從繁華的京城到偏遠的州縣，長期漂泊不定。

“鬢將華”不僅僅是外貌上的變化，更是其內(nèi)心深處對時光匆匆、年華老去的無奈與悲哀。

他曾經(jīng)懷揣著遠大的理想和抱負，渴望有所作為，可多年過去，理想?yún)s依然遙不可及，這讓他心中充滿了苦澀和失落。

次句宕開一筆，有了振奮之意，這“數(shù)畝荒池凈水花”之句，看似荒涼卻又充滿生機，給人超脫之美。

深秋時節(jié)，枯荷衰柳的池塘給人一種破敗、冷清的感覺，然而在這荒池之中，卻有一池澄澈的清水。

夕陽的余暉灑在水面上，波光粼粼，像鋪了一層細碎的金子，清新明亮，令羈旅行役的詩人心生溫暖。

“掃地開窗置書幾，此生隨處便為家”，結(jié)尾這兩句詩，是全詩的點睛之筆，生動地展現(xiàn)了詩人隨遇而安的生活態(tài)度。

拿起掃帚清掃地面，推開窗戶，讓新鮮的空氣和陽光透進來，然后在窗前擺好書案，為自己營造出一個舒適、寧靜的讀書環(huán)境。

在被貶的途中，雖然身處簡陋的驛舍，卻并未因此而抱怨或消沉，心懷熱愛，在平凡中尋找美，于困境中保持樂觀的心態(tài)。

心安便是歸處，于其而言，無論身處何地，只要能有這樣一個可以讓自己安心讀書、思考的地方，就可以當(dāng)作自己的家。

這種隨遇而安的態(tài)度，也是其恩師蘇軾的人生境界，而他亦在經(jīng)歷挫折后，愈發(fā)地從容淡定，豁達超脫。

人生不可能一帆風(fēng)順，總會遇到各種挫折和困難，而真正的幸福和滿足，就在于內(nèi)心的平靜和對生活的熱愛。

從對仕途漂泊的感慨，到對荒池凈水花的欣賞，再到隨遇而安的生活態(tài)度，晁補之此詩包含生活哲學(xué)，頗有蘇軾“一蓑煙雨任平生”的韻味。

參考文獻：

《雞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