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耕華教授導讀、增配二百余幅圖片，

重塑民國史學大家呂思勉的中國近代史讀本

書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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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中國近代史（圖文導讀版）

著 者：呂思勉

導 讀：張耕華

書 號：978-7-101-17267-6

出版時間：2025年9月

定 價：82.00元

開 本：32開

裝 幀：精裝

字 數(shù)：427千字

頁 碼：612

CIP分類：K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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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歷史讀本

編輯推薦

◎史學名家呂思勉的遺著。呂思勉先生是民國史學大家，20世紀50年代被評為一級教授，2018年入選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lián)合會推出的首批“上海社科大師”。其所撰的歷史作品自初次出版以來，不斷再版發(fā)行。在他所撰斷代史系列中，近代史部分沒有完稿，本書是其撰寫的有關中國近代史的講義和概說，代表了他對中國近代史發(fā)展演變和重大歷史事件的基本看法。

◎呂思勉研究專家撰寫導讀。本書由呂思勉研究專家、華東師大歷史學系教授張耕華先生撰寫導讀。導讀指出，呂思勉先生善于從長時段觀察和思考，不局限于近代范圍，又將文化的轉(zhuǎn)變視為近代史的性質(zhì)，還注重從設身處地的角度評論史事、鑒別人物，這些都是這部歷史讀本的顯著特色。

◎斷代與專題相結合。本書收錄了呂思勉先生所撰的五種關于近代史的小書，既有如《中國近世史講義》《中國近世史前編》《中國近百年史概說》對近代中國宏觀演變脈絡的描繪，又有如《中國近世文化史補編》《日俄戰(zhàn)爭》對近代中國的諸多文化現(xiàn)象和重要事件的專題梳理，可謂是斷代與專題相結合的近代史優(yōu)秀讀本。

◎二百余幅配圖還原歷史情境。圖文導讀本不僅在文字編校、版式設計等方面有較大提升，而且新增各類配圖二百余幅。配圖涉及傳世書畫作品、碑拓、老照片、版畫、出土文物等多種類型，而且與行文契合度高，能較好地還原歷史場景，讓讀者更能體驗到閱讀時的場景感，親切感受近代中國的大變局。

內(nèi)容簡介

呂思勉先生是公認的近代史學大家，著作等身，所撰史學作品自出版以來不斷再版發(fā)行，是數(shù)代讀者了解中國歷史乃至傳統(tǒng)文化的優(yōu)秀讀本。在他所撰斷代史系列著作中，《中國近代史》并未完稿，但有多種關于中國近代史的講義或概要。

此次新版，以中華書局2020年出版的“呂思勉歷史作品系列”所收《中國近代史》為底本，仍由五種與近代史密切相關的著述合編而成，但先后次序依邏輯關系作了適當調(diào)整，涵蓋了從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到抗戰(zhàn)爆發(fā)前90余年的中國近代歷史，既有對近代歷史演變脈絡的宏觀勾勒，又有對商業(yè)、財產(chǎn)、官制、選舉、刑法等專題，以及日俄戰(zhàn)爭重大歷史事件的微觀梳理。文字上改正個別訛誤，對較長段落適當分段，生僻字詞注音及簡釋，并配有二百余幅圖片。同時，特邀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張耕華先生審讀全文，撰寫導讀，并據(jù)手稿恢復被刪文字。圖文導讀版《中國近代史》是呂思勉先生關于中國近代歷史方面可讀性頗高的入門讀物。

作者簡介

呂思勉（1884—1957），字誠之，筆名駑牛、程蕓、蕓等，江蘇常州人。中國現(xiàn)代著名史學家。曾任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編輯。1926年至1951年任上海光華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1951年高等學校院系調(diào)整，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任歷史學一級教授。1957年病逝于上海，享年74歲。2018年，入選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lián)合會推出的首批“上海社科大師”。呂思勉先生畢生致力于歷史研究和教學，為教學與研究互動之楷模。學術體系博大精深，貫通與專精兼具，在通史、斷代史、社會史、民族史、文學史、文字學等領域皆有建樹。教學之余，勤于著述，主要著作有《白話本國史》《呂著中國通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呂著中國近代史》《先秦學術概論》《經(jīng)子解題》《理學綱要》《宋代文學》《中國社會史》《中國民族史》《呂著史學與典籍》《文字學四種》《呂思勉讀史札記》，后匯集為《呂思勉全集》。

張耕華，1952 年生，浙江鄞縣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呂思勉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史學理論、史學史、中國古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長期參與、主持呂思勉先生學術著作的校訂和出版，以及呂先生各種學術資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先后出版《人類的祥瑞——呂思勉傳》《史學大師——呂思勉》《歷史哲學引論》等。

目 錄

導讀 張耕華

中國近世史前編

一 論中國近世史的性質(zhì)

二 入近世期以前中國的情形

三 中西的初期交涉

四 五口通商和咸豐戊午、庚申之役

五 漢族的光復運動

中國近百年史概說

一 總論

二 中西交涉之初期

三 中國此時之情形

四 外力侵入時代中國之情形

五 變動中之中國 ( 上 )

六 變動中之中國 ( 下 )

七 國民政府之奮斗

中國近世史講義

一 緒論

二 中西交通之始

三 傳教之始

四 康雍乾三朝與俄國交涉

五 清代之盛衰

六 道光以前中外通商情形

七 道光以前煙禁

八 燒煙及中英戰(zhàn)事

九 江寧和議

十 鴉片戰(zhàn)爭之役評論

十一 五口通商后廣東中英交涉

十二 咸豐戊午、庚申之役

十三 戊午、庚申和約大要

十四 中俄咸豐戊午、庚申兩約

十五 同光中俄交涉

十六 嘉道咸同光之朝局

十七 各國立約交涉

十八 革新之漸

十九 日本立約及臺灣生番事件

二十 英人《芝罘條約》

二十一 法越之役

二十二 英緬之役

二十三 英通西藏

二十四 中日之戰(zhàn)

二十五 港灣之租借

二十六 戊戌政變及庚子義和團

二十七 俄占東三省及日俄之戰(zhàn)

二十八 清末外交情勢

二十九 改革政體之動機

三十 清之亡及民國成立

三十一 民國以來之政局

三十二 民國以來之外交

中國近世文化史補編

一 商業(yè)篇

二 財產(chǎn)篇

三 征榷篇

四 官制篇

五 選舉篇

六 刑法篇

七 學校篇

日俄戰(zhàn)爭

一 東北形勢總論

二 日俄開戰(zhàn)之原因

三 日俄戰(zhàn)前之交涉

四 日俄兩國戰(zhàn)前之形勢

五 日俄戰(zhàn)事上

六 日俄戰(zhàn)事下

七 日俄和議

八 日俄戰(zhàn)事與中國之關系

九 日俄戰(zhàn)役之結果及戰(zhàn)后情勢之變遷

十 結論

精彩章節(jié)

一論中國近世史的性質(zhì)

轉(zhuǎn)變，偉大的轉(zhuǎn)變！

世界上的民族、國家，為什么會有盛衰興亡之事？

人必有其所處之境，與其所處之境適宜則興盛，不適宜則衰亡，這是很容易明白的。然則人與環(huán)境，為什么有適宜不適宜之分呢？我們知道：動物適應環(huán)境的力量，是很小的，它所謂適應，無非是改變自己，以求與所處之境相合，如此，則非待諸遺傳上的改變不可，這是何等艱難的事！人則不然，不但能改變自己，還能改變環(huán)境，使與自己適合。所以人類不但能適應環(huán)境，還能控制環(huán)境。人類控制環(huán)境的行為，為之文化。人類，很難說有無文化的，即在最古的時代，亦是如此。人類的進化，純粹是文化進化。我們現(xiàn)在的社會，和漢唐時代，已經(jīng)大不相同了，而我們的身體，則和地底下掘出來的幾十萬年以前的人，并無不同。歐洲考古學家證明古埃及人的體格和現(xiàn)代并無不同。不論如何野蠻社會里的人，倘使移而置之文明社會之中，都可以全學會文明社會中人之所能，而無愧色，就是一個確切的證據(jù)。所以民族國家的盛衰興亡，全是判之于其文化的優(yōu)劣。

文化為什么會有優(yōu)劣呢？文化本是控制環(huán)境的工具，不同的環(huán)境，自然需要不同的控制方法，就會造成不同的文化。文化既經(jīng)造成以后，就又成為人們最親切的環(huán)境，人們在不同的文化中進化，其結果，自然更其差異了。文化是無所謂優(yōu)劣的，各種不同的文化，各適宜于對付各種不同的環(huán)境。但是環(huán)境不能無變遷，而人們控制環(huán)境的方法，卻變遷得沒有這么快。

人們控制環(huán)境的方法，為什么變遷得不會有環(huán)境這么快呢？那是由于，（一）大多數(shù)人，總只會蹈常習故。審察環(huán)境的變遷，而知道控制的方法，不可不隨之而變遷的，總只有少數(shù)人。（二）而我們現(xiàn)在社會的組織，沒有能劃出一部分人，且揀出一部分最適宜的人來，使之研究環(huán)境變遷的情形，制定人類控制的方法，而大家遵而行之，而只是蹈常習故。古希臘

《春秋公羊經(jīng)傳解詁》（宋紹熙二年［1191］余仁仲萬卷堂刻本）隱公元年書影

人有一種理想，以為君主宜以最大的哲學家為之，中國古代亦系如此?！豆颉る[公元年》何注，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義道：“《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nèi)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贝酥^王者應根據(jù)最高的原理，制為定法，以治天下，其說原無誤繆。但在小國寡民之世，事務簡單，庸或能事事措置妥帖。在廣土眾民之世，就斷無法悉知悉見了，悉知尚且不能，何況加以研究，而制定適當?shù)奶幹梅椒?？所以古人希望有一個圣人出來，對于一切事情，無不明白，因而能指示眾人以適當處置的方法，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但一人之智不及此，合眾人而共同研究，則不能謂其智不及此，我們的誤謬在于：（一）迷信世界上有一個萬古不變之道，此道昔人業(yè)已發(fā)現(xiàn)，我們只要遵而行之，遂不復從事于研究。（二）處事之時，亦不肯注重于研究。即或迫于事勢，不得不加以研究，而研究的人數(shù)，既苦于不足，其人選又不適宜。所以社會科學的道理，迄今多黯然不明?，F(xiàn)代科學的研究，不合理想的地方還很多，因其規(guī)模比較大，研究的人數(shù)比較多，人選亦比較適宜，其成績就非前此所可同日而語了。所以治世的方法，并非不可發(fā)現(xiàn)的，不過人們現(xiàn)在的所為，不足以語于此。于是環(huán)境變遷了，人還是茫然不覺。（三）人，雖然沒有能夠推出一部分人來，使之從事于研究環(huán)境的情形，以定眾人行為的方針，然事實上總有處于領導地位的人。這種人，頭腦往往是頑固的，而且其利益，往往和大眾及全體沖突，以全體的利益論，在某時代，適宜于改行新制度，“制度”二字，舊時多就政治方面言，此處所用，兼該社會的規(guī)則。所謂環(huán)境，實有兩方面：一為自然，一即社會，可謂人類的自身。制度即人類所以控制自己的。而這種人的私利，卻是借舊制度為護符的。因為和其私利沖突，新制度，即適宜于控制環(huán)境的方法，往往為此等人所反對。甚至知識為利欲所蔽，連此等新制度的適宜，他也不知道了，而真以舊制度為適宜，遂至盡力以反對新制度，保存舊制度。因為此等人，在社會上是有力分子，人們要改變控制環(huán)境的方法，就成為非常艱難的事，因為先要對付反對改變的人。如此，人們改變控制環(huán)境的方法，就往往要成為革命行為，這是何等艱難的事！

文化的興起，本是所以應付自然的。在最初的一剎那間，所謂環(huán)境，其中本只包含自然的成分。此系就理論上言，勿泥。但是到文化興起以后，文化就成為環(huán)境中的一個因素了。而且較諸自然的因素，更為重要。因為自然的變遷，是緩慢的。在短期內(nèi)，不會使人們有大變其控制方法的必要。人為的因素則不然。其變遷往往甚劇，迫令人們非改變其方法不可。能改變則更臻興盛，不能改變則日就衰亡，大概都是這種因素。

文化是有傳播性質(zhì)的，即甲社會控制環(huán)境的方法，可以為乙社會所仿效，乙社會之方法，可為甲社會所仿效亦然。此其相互之間，較優(yōu)的社會，往往欣然愿意指導較劣的社會，而較劣的社會，亦恒欣然樂于接受。此等現(xiàn)象的由來，我們除掉說：人是生而有仁智之心的，別無解釋的方法。人心之不可改變，等于人體之不可改變。心理是根于生理的，其實二者原系一事。要使人不愛人，人不求善，正和不許人直立而使之倒懸一樣的難。如此，世界上各地方各種不同的文化，就應當迅速的互相傳播，各地方很快的風同道一；而全人類的文化，也因之日進無疆了。然而不能不為前述的原因所阻礙。因此，各民族國家的文化，就不能無適宜與不適宜之分，因而生出盛衰興亡之事。

當盛衰興亡迫于眉睫，非大改變其文化不能控制環(huán)境，以謀興盛而避衰亡之時，其能否改變，改變之速度，能否與環(huán)境的變遷相應，所謂能否改變，其實就是速度能否相應的問題。若不為環(huán)境所迫而至于衰亡，時間盡著延長，是沒有什么民族，能斷言其不會改變的。仍看其本來文化的高低。

因為自然的環(huán)境不會急變，急變的總是人造出來的環(huán)境。所以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環(huán)境的劇變，恒在與一個向不交通的區(qū)域交通之時。這所謂交通，非普通所謂往來之義。世界上無論如何隔絕的區(qū)域，和別一區(qū)域直接或間接的往來，怕總是有的，但是此等偶爾的往來，并不能使該區(qū)域中的文化發(fā)生需要改變的情形，便非我在此地所說的交通。我在此地所說的交通，乃指因兩造的往來，使其中的兩造或一造所處的環(huán)境為之改變，達于非改變控制方法不可的程度而言。不達于此程度，雖日日往來，亦不相干。準此以談，則中國的文化，可以劃分為三大時期，即：

1.中國文化獨立發(fā)展時期。

2.中國文化受印度影響時期。

3.中國文化受歐洲影響時期。

第一時期的界限，截至新室滅亡以前，尋常都以秦的統(tǒng)一，為古今的大界，其實這只是表面上的事情。若從根本上講，則社會組織的關系，實遠較政治組織為大。中國在古代，本有一種部族公產(chǎn)的組織，其部族的內(nèi)部，及其相互之間，都極為安和，此種文化，因交通范圍的擴大，各部族的互相合并而破壞了。但其和親康樂的情形，永為后世所追慕，而想要恢復它，因為昔人不明于社會組織的原理，所走的是一條錯誤的路，因此，自東周至前漢之末，此種運動，垂六七百年，此不過約略之辭，實際上，此等運動或更早于此，亦未可知。不過在西周以前，史料缺乏，無可征信罷了。而終于無成。

釋迦牟尼及右脅侍菩薩像? 云岡石窟第三窟

自新室的革命失敗以后，我們遂認現(xiàn)社會的組織是天經(jīng)地義而不可變。不以為社會的組織，能影響于人心，反以為人心的觀念，實造成社會的組織，遂專向人的觀念上去求改良。在這種情形之下，印度的哲學思想，是頗為精深的；其宗教感情，亦極濃厚；適合我們此時的脾胃，遂先后輸入，與中國固有的哲學宗教，合同而化，而成為中國的所謂佛教。發(fā)達到后來，離現(xiàn)實太遠了，于是有宋朝的理學，欲起而矯其弊。然其（一）以觀念為根本，（二）承認現(xiàn)社會的組織為天經(jīng)地義，還是一樣的。所以理學代佛學，在社會上，并不起什么變化。

近幾百年來，歐洲人因為生產(chǎn)的方法改變了，使經(jīng)濟的情形大為改變。其結果，連社會的組織，亦受其影響，而引起大改革的動機。其影響亦及于中國。中國在受印度影響的時代，因其影響專于學術思想方面，和民族國家的盛衰興亡，沒有什么直接的緊迫的關系。到現(xiàn)在，就大不相同了。交通是無法可以阻止的，最小的部族為什么要進為較大的國家？較大的國家，為什么要進為統(tǒng)一的大國？統(tǒng)一的大國，為什么還要與域外之國相往來，都是受這一個原理的支配。既和異國異族相交通，決沒有法子使環(huán)境不改變，環(huán)境既改變，非改變控制的方法，斷無以求興盛而避衰亡。所以在所謂近世期中，我們實有改變其文化的必要。而我國在受著此新影響之后，亦時時在改變之中，迄于今而猶未已。

轉(zhuǎn)變，偉大的轉(zhuǎn)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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