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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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人講“士可殺而不可辱”，可若“士”是被權(quán)臣捏在掌心的皇帝，“辱”是日日活在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恥笑里，這份不可辱，就成了困獸猶斗的決絕。

公元260年夏末的洛陽皇宮，20歲的曹髦站在太極殿東堂，面對王沈、王經(jīng)，喊出了那句載于史冊的話：“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dāng)與卿等自出討之！”

他沒有選擇暗殺，也沒有等待奇跡。而是“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wèi)、蒼頭、官僮數(shù)百人”而出，以天子之名，公開討伐權(quán)臣。

后人總替他可惜：為什么不選個聰明的辦法？比如趁司馬昭上朝時，讓埋伏的武士一刀結(jié)果了對方？畢竟斬首行動比帶著這點人送命靠譜得多。

可當(dāng)我們翻開《三國志》《晉書》里那些關(guān)于上朝的細節(jié)，才會發(fā)現(xiàn)：曹髦的笨辦法，恰恰是他在權(quán)力牢籠里能做出的最清醒選擇——他要的從來不是殺司馬昭，而是以皇帝的身份反抗司馬昭。

今天老達子就來來跟大家來聊一聊～

司馬昭的權(quán)力牢籠

曹髦的悲劇，從他即位的那天起就寫好了劇本。

254年，司馬師廢了荒淫的曹芳，要立一個聽話的皇帝。大臣們挑來挑去，選中了14歲的曹髦，因為他是曹丕的曾孫，身份夠正，而且年紀(jì)小、文弱，看起來好控制。

可司馬師沒想到，這個文弱的孩子，后來會成為司馬家最棘手的對手。

司馬家的權(quán)力積累，早從249年的高平陵之變就開始了。司馬懿趁曹爽陪曹芳去高平陵掃墓，突然關(guān)閉洛陽城門，以謀反的罪名殺了曹爽滿門，從此掌控曹魏朝政。

司馬師繼位后，又平定了毌丘儉、文欽的叛亂，把軍權(quán)攥得更緊了。等到司馬昭接手時，司馬家已經(jīng)成了看不見的皇帝了。

軍權(quán)上，司馬昭是都督中外諸軍事，全國的軍隊都歸他管。朝政上，他的親信賈充、鐘會、何曾布滿朝堂，連尚書臺的文書都要先送司馬昭過目；

260年年初，司馬昭已經(jīng)被封為相國晉公，加九錫（古代臣子能拿到的最高榮譽，意味著離皇帝只有一步之遙）。

《晉書·文帝紀(jì)》里有段耐人尋味的記載：司馬昭固辭晉公之位時，曹髦下詔說：“公若不受，朕何顏以居乎？”。翻譯過來就是：你要是不接受，我這個皇帝還有什么臉坐下去？

這哪里是推辭？分明是司馬昭在試探曹髦的底線：“你這個皇帝，說了算不算？”

答案很清楚：不算。

曹髦的困境：連身邊的人都是司馬昭的眼睛

曹髦不是沒掙扎過。

他曾想靠學(xué)術(shù)刷存在感，即位第二年，他就召集大臣在太極殿討論《易經(jīng)》《尚書》《禮記》，連當(dāng)時的大儒鄭沖都夸他才辯無雙。

他也想拉攏大臣，比如王沈、王業(yè)，曾偷偷把他們叫到宮里說：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想坐等著被廢，你們跟我一起討賊吧！可王沈、王業(yè)轉(zhuǎn)頭就跑到司馬昭府里告密，只有王經(jīng)愿意跟著他。

更絕望的是，曹髦連貼身侍衛(wèi)都沒有?！度龂尽と俚奂o(jì)》注引《魏氏春秋》說，曹髦身邊的侍從大多是司馬昭安排的眼線，連他每天吃什么、說什么，都會被立刻報告給司馬昭。

這樣的曹髦，連單獨見司馬昭的機會都沒有，更別說上朝行刺了。

有人會問：司馬昭不是要上朝嗎？曹髦為什么不趁他進宮時埋伏刀斧手？

據(jù)《資治通鑒》記載，司馬昭上朝時，身邊永遠跟著甲士千人（全副武裝的士兵），而且這些士兵都是他的死士，從淮南戰(zhàn)場上挑出來的精銳，只聽司馬家的命令。

曹髦就算想埋伏人，也根本進不了司馬昭的安全圈；就算真的刺死了司馬昭，司馬家的勢力還在：司馬炎、司馬伷、賈充……這些人會立刻起兵，曹髦還是逃不掉被廢的結(jié)局。

曹髦比誰都清楚：行刺只能殺一個司馬昭，卻殺不死司馬家的權(quán)力帝國。

曹髦為什么會選擇公然討伐呢？

曹髦選擇公然討伐，不是因為他傻，恰恰是因為他太清醒，他要的從來不是殺死司馬昭，而是捍衛(wèi)皇帝的最后尊嚴(yán)。

曹髦的骨子里，藏著曹操的血性。

《三國志》里說他“才慧夙成，好問尚辭”，即位前就通讀了《詩經(jīng)》《尚書》，甚至能背誦《左傳》里的名篇。他曾在洛陽太學(xué)和學(xué)者討論禮，說：“禮者，治之始也”。

他想做一個守禮的皇帝，可司馬昭連禮都不給他。

260年年初，群臣上奏，曹髦被迫封司馬昭為晉公，加九錫。曹髦咬著牙寫了詔書，可司馬昭固辭；曹髦再寫，司馬昭再辭；直到曹髦第三次下詔，司馬昭才勉強接受。

《晉書·文帝紀(jì)》里的這段記載，像極了一場貓戲老鼠的游戲：司馬昭要的不是晉公的爵位，是曹髦的屈服。

曹髦的底線被徹底踩碎了。他對王經(jīng)說：“司馬家越來越過分，我再忍下去，就不是曹魏的皇帝了！”

曹髦出發(fā)前，曾把黃素詔扔在地上說：“正使死，何所懼？“，從這句話就可以看出來，他怕的不是死，是像曹芳一樣被廢為庶人，是被司馬家釘在傀儡的恥辱柱上。

他的討伐，從來不是軍事行動，而是政治宣言：他要告訴天下人，曹魏的皇帝沒有屈服；他要告訴司馬家：就算你掌控天下，我還是皇帝；最后他也要告訴自己：就算死，也要死得像個帝王。

《漢晉春秋》里記錄了曹髦的討賊詔，原話直白得讓人心疼：“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dāng)與卿等自出討之！”沒有華麗的辭藻，只有一個年輕人的憤怒和尊嚴(yán)。

當(dāng)曹髦帶著宮人沖出皇宮時，他其實已經(jīng)做好了必死的準(zhǔn)備。他知道自己打不過司馬昭的禁軍，知道自己會被罵荒唐，可他還是要去，因為反抗本身，比活著更重要。

曹髦的死是一場尊嚴(yán)之戰(zhàn)的結(jié)局

司馬昭聽到消息時，正在府里和賈充下棋。《資治通鑒》說他“大驚，自投于地”，不是因為怕，是因為麻煩：曹髦畢竟是皇帝，公然殺帝會激起天下人的憤怒。

于是司馬昭做了兩件事：

第一，把弒君的罪名推給成濟。他下令斬了成濟全家，還貼出布告說：”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少Z充這個主謀卻升了官，后來還成了司馬炎的開國元勛。

第二，立曹奐為帝。這個15歲的孩子比曹髦更聽話，連反抗的念頭都沒有。

曹髦的死，徹底撕開了司馬家的偽裝。《晉書·文帝紀(jì)》記載，當(dāng)時的百姓“聞帝死，莫不流涕”，可能不是因為曹髦有多英明，是因為他們看懂了：這個皇帝用生命，守住了帝王的最后一點尊嚴(yán)。

老達子說

《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在寫到曹髦之死時，說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話：“帝之美志不遂，惜哉！”他可惜的不是曹髦沒成功，是曹髦沒能守住曹魏的江山，更是這個年輕人用生命捍衛(wèi)的尊嚴(yán)。

曹髦死了，可他的話留了下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句話像一把刀，戳穿了司馬家的偽裝。更像一面鏡子，照出了中國歷史上所有傀儡皇帝的困境：

當(dāng)權(quán)力被奪走時，反抗或許是最無用的選擇，卻是最高貴的選擇。

公元265年，司馬炎代魏建晉，曹髦的牌位被放進了曹魏太廟?？蓻]人記得司馬炎的開國之功，反而記住了那個20歲的皇帝，帶著一群宮人，舉著劍沖向權(quán)臣的背影。

那是曹魏最后的驕傲，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悲壯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