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2日，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主辦的“滿文檔案與清史研究報告交流會”順利召開。會議邀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處研究館員吳元豐，中央民族大學中國邊疆民族歷史研究院院長、教授趙令志進行學術報告。會議由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中國古代史團隊（下）帶頭人羅冬陽主持。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教授莊聲，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蘇力、李媛，講師劉桂海、谷麗偉出席會議。

吳元豐研究館員以《清代滿文檔案及其研究價值》為題，探討了清代滿文檔案的由來與類別，介紹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滿文檔案的基本情況，并論述滿文檔案的史料價值。檔案是人類社會活動的原始記錄，具有歷史憑證作用和學術研究價值。清朝檔案保留數(shù)量巨大，其中滿文檔案有數(shù)百萬件，種類繁多，內容豐富，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滿文是清代書寫公文的主要文字，皇帝的誥敕、諭旨，各級負責八旗、宮廷、邊疆、民族等事務滿蒙官員的公文等一般用滿文繕寫，這些公文由專門的部門或官員保管，因此大量文書檔案得以保存?，F(xiàn)存的滿文檔案，按其內容和形成特點，可分為公文原件、編年體匯抄的檔簿、紀事本末體匯抄的檔簿、日行公事檔簿、修書館檔案、滿文輿圖六大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滿文檔案按全宗分類，可分為內閣檔案、軍機處檔案、宮中檔案、內務府檔案、東北地方檔案等五種全宗。

吳元豐研究館員接著回顧了國內滿文檔案的整理與編譯出版情況。歷史檔案的整理，首先按全宗原則進行劃分，之后按照檔案內容與形式進行著錄與編目，編制檔案目錄。按一定順序組織的條目，可編書出版，也可建立數(shù)據(jù)庫。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已建立全文檢索數(shù)據(jù)庫，可以通過任意詞，進行全方位檢索查閱，快捷方便。按出版形式，可將整理的檔案分為三類，分別為單純漢譯文的編輯出版、滿文原件與漢譯文的合集出版及滿文檔案原件的編輯出版。最后，吳元豐研究館員通過比較錫伯族檔案與實錄中記載錫伯族官兵西遷史實的檔案數(shù)量，分析滿文檔案的研究價值。滿文檔案具有原始性、客觀性、系統(tǒng)性、唯一性，是第一手史料。滿文檔案存在時間早，涉及的區(qū)域與內容較漢文史料更加細致。王鍾翰、戴逸等前輩學者利用滿文檔案取得豐碩成果，推動了清史相關領域的研究，也啟發(fā)后人發(fā)掘和利用新史料。運用滿文檔案等新史料進行研究，已成為當今歷史研究的基本趨勢。通過滿文檔案，可以系統(tǒng)研究清代通史，進而深入研究清代專史，解決、更正以往研究過程出現(xiàn)的分歧、差錯，開拓清史研究的新領域。

趙令志教授以《滿文檔案與清代民族交流交融——以雍和宮金瓶掣簽制度為中心》為題，利用滿文奏折、題本等檔案史料，考證雍和宮金瓶掣簽設置的時間和乾隆帝建立雍和宮金瓶掣簽制度所采取的具體措施等問題，進而討論滿文檔案與清史研究之間的關系，在八旗制度、清代民族史、邊疆史、清代國家治理等研究領域中，學界應注重利用滿文檔案，利用滿文檔案的同時，也不能忽視相關的漢文檔案。金瓶掣簽是乾隆末年制定的更定藏傳佛教高僧轉世的制度，也是清朝加強對藏傳佛教管理的重要舉措，是清史研究中的熱點問題之一。趙令志教授簡單回顧了金瓶掣簽前蒙古地區(qū)的轉世方式，并分析了活佛轉世之權由達賴喇嘛轉歸清政府的具體原因。以往研究者基本利用《清實錄》等漢文史料，認為拉薩大昭寺設置金奔巴瓶的最早上諭時間為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但查閱創(chuàng)制大昭寺金瓶掣簽的相關檔案，可知最早上諭時間實為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三十日。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形成的《藏內善后事宜二十九條》中記載了金瓶掣簽的規(guī)定，以往學界認為《藏內善后事宜二十九條》系?？蛋?、和琳等與西藏僧俗官員協(xié)商擬定，但制定金瓶掣簽制度實由乾隆帝主導，軍機大臣商定，征求福康安等駐藏官員而形成的，大昭寺金瓶掣簽的上諭要早于《藏內善后事宜二十九條》。通過閱讀創(chuàng)制雍和宮金瓶掣簽的檔案，可知雍和宮設置金奔巴瓶的最早上諭時間為乾隆五十八年三月十五日，此上諭亦被收錄于《清高宗實錄》及嘉慶朝《大清會典事例》。檔案記載了金奔巴瓶的制造時間與具體樣式，對比雍和宮與大昭寺的金奔巴瓶，可知雍和宮金瓶制造時間雖晚，但第一例真正的金瓶掣簽于雍和宮進行。在滿文檔案中，可以知曉朝廷推行金瓶掣簽制度的具體措施，在徹查三音諾顏部額爾德尼班第達呼畢勒罕認定事件的過程中，朝廷采取查清事件經(jīng)過、詰問達賴喇嘛、派遣松筠詰問并處理喀爾喀官員、審訊商卓特巴那旺達希、打壓拉姆吹忠等措施，并派理藩院侍郎奎舒等人重新尋覓轉世靈童。通過以上措施，皇帝將活佛轉世掌控于清朝政府管理之下。經(jīng)過雍和宮的首次金瓶掣簽之后，雍和宮金瓶掣簽制度正式確立。綜上所述，通過滿文檔案等史料，學界可對清代金瓶掣簽制度有新的認識。雍和宮金瓶掣簽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對促進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會議最后，羅冬陽教授進行簡要總結，認為滿文檔案在清代邊疆治理研究、民族史研究等領域中具有其他文獻無法替代的史料價值，發(fā)掘與利用滿文檔案，可為相關學術研究提供新史料、新視角與新成果。最終，本次會議在全場師生的熱烈掌聲中圓滿落幕。

作者徐嘉林為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