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古都曾經是一個個強大王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見證了無數興衰往事。它們不僅是磚石壘砌的城池，還蘊含著中國人對秩序、中正的追求，是時代性格最為鮮活的載體與時代歷史最為生動的縮影。

文｜王敬雅

ID | BMR2004

中國的古都變遷勾勒出清晰的歷史脈絡：早期王朝如夏商周輾轉于河洛與周原之間；秦漢一統(tǒng)，長安與洛陽定鼎為都；魏晉南北朝都城林立，南方始有建康（南京）；隋唐盛世以長安、洛陽為雙中心；北宋汴梁（開封）一夢，旋即南下臨安（杭州）；元明清三代定鼎北京，歷時六百余年，貫穿中國古代后期。

這些城市曾經是一個個強大王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見證了無數興衰往事。回顧這些都城的建設歷史，我們會發(fā)現當中蘊含著中國人對秩序、中正的追求，也是不同時代觀念的生動體現。

在國家“雙碳”目標與新型城鎮(zhèn)化戰(zhàn)略深度疊加的當下，古人營建都城時對“天時地利”的考量，以及都城興衰與自然環(huán)境變遷的緊密關聯(lián)，為我們理解產城融合、生態(tài)優(yōu)先的特色城鎮(zhèn)建設提供了深邃的歷史啟示。今天，就讓我們一起看看，中國古代都城的理想模型和演進道路。

01

《周禮》：理想都城的模型

有足夠證據表明，《周禮·考工記》所載的都城營建體制開創(chuàng)了中國都城制度的先河，并對后世都城發(fā)展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周禮·考工記》中，明確描述了中國古代都城的模型：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焉。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huán)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

規(guī)劃師在營建都城時，以九里見方為規(guī)模，每邊開設三座城門。城內縱橫各有九條街道，每條街道的寬度可容納九輛馬車并行。宮城居于都城正中心，其東西兩側對稱布置宗廟（位于東）與社稷壇（位于西），朝廷區(qū)設于宮城之前（即南側），商業(yè)市場則安排在宮城之后（即北側）。朝與市的占地面積各為一百畝。顯然，這一格局呈現出高度嚴整的空間秩序，尤其是天子所居的宮城必居中而設，以此為平面“坐標”統(tǒng)攝全城建筑群的布局。

雖然尚無充分證據證明周代的都城完全具備《周禮·考工記》所描述的特征，但有足夠證據表明，該書所載的都城營建體制開創(chuàng)了中國都城制度的先河，并對后世都城發(fā)展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周代的都城制度適應宗法政治的需要而產生，其三級城邑體制集中體現了這種宗法結構：周天子作為天下共主，其所居王城處于城邑系統(tǒng)的最高層次，是宗法血親統(tǒng)治的中心；諸侯作為天子的屏藩，所建國都構成宗法統(tǒng)治網絡的據點，居于第二層次；宗室及卿大夫在采地所建的采邑（有時也稱“都”），則處于第三層次。這一三級城邑系統(tǒng)既構成一個整體，又層次分明，從道路寬度、城隅高度、城門數量，到城邑規(guī)模與規(guī)劃形制，皆依爵位尊卑設有嚴格規(guī)定，不得僭越。

在具體規(guī)制上，天子王城方九里，諸侯國都方七里，侯伯之城方五里，子、男之城方三里；城墻高度方面，王城高七丈，諸侯城高五丈，大夫城高三丈；道路寬度亦依等級分別為九軌、七軌、五軌。這些制度充分體現了周代宗法封建與禮制等級的精神，使都城形制成為王權統(tǒng)治的象征，將王權政治的內涵具象化于都城形式之中。

《周禮》有云：“惟王建國，辯正方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苯▏⒍际谴_立王權秩序、完善宗法體制的關鍵環(huán)節(jié)。通過精心設計的都城布局，樹立天子威儀與尊卑有序的禮儀秩序，進而傳達“君權神授”“惟我獨尊”“面南而王”的王權主義精神。

在具體的都城形制中，宮城作為核心居于中心位置，其南北中心線構成全城的中軸線。該軸線南起都城正南門，經外朝、穿宮城、過市，直抵正北門，形成門、朝、寢、市由南至北依次排列的格局。宮城之前設外朝，之后設市；宮城內部分為“前朝后寢”，布局對稱。宗廟與社稷分別位于宮城前方中軸線兩側，道路網絡與里坊區(qū)以宮城為核心沿中軸線對稱分布。九縱九橫的主干道將都城均勻劃分為若干功能區(qū)，形成四四方方、狀如棋盤的整體結構，成為中國古都王權禮制的標準形制。

此種棋盤式、中心突出的都城形制，實為三代時期（通常指中國歷史上夏、商、周三個朝代的合稱）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反映。對比都城形制與井田制度，可見二者內在聯(lián)系緊密?！笆谐环颉眲t表明，都城規(guī)劃以井田單位“夫”作為用地基準，并按井田組合方式劃分用地。經緯道路所劃分的區(qū)塊，恰為一里或其倍數，田間阡陌演化為都城經緯道路，土田附庸發(fā)展為城垣。以“夫”為單位、“井”為組合、經緯道路為網絡、中軸線為坐標，共同構成結構嚴整、區(qū)劃均勻、排列有序的井田式都城網絡系統(tǒng)。因此，都城制度可視作井田制的延伸與移植。盡管此說尚缺乏充分論證，但都城制度本身即是政治、經濟、宗法、禮制等多重制度的綜合體現。

02

天時地利：古代都城的布局

“因勢利導”強調充分依托和利用地理環(huán)境的固有優(yōu)勢，以支撐都城的核心功能；“因地制宜”則側重于對原有地理環(huán)境進行適度的人工改造，以彌補自然條件的不足，使其更符合都城發(fā)展的需要。

《周禮·考工記》所確立的“方九里，旁三門”的營國范式，為后世都城構建了一個禮制完備、秩序井然的理想藍圖，成為歷代王朝建設都城時尊奉的經典準則。然而，宏偉的藍圖終須落于現實的土地。在實際的建造中，除了遵循這一禮制綱領，歷代規(guī)劃者更需面對復雜多變的地理環(huán)境與政治軍事需求。在“匠人營國”的普遍原則之上，更有“天時地利”的追求。

“天時”也就是建城中對應的天象與卦象。天文學說以其幽遠深奧的特質，深刻影響了古代都城的規(guī)劃與布局。早在春秋時期，伍員為吳國筑城便“象天法地”，以八座陸門象征“天八風”，八座水門對應“地八聰”。至秦代，秦始皇將咸陽打造成一座“天上人間”，使渭水喻作銀河，橫橋化為鵲橋，南宮模仿牽牛星，北宮則象征紫微帝居——這些設計不僅反映出古人對天宇的崇拜與模仿，更賦予都城一層神秘而莊嚴的宇宙秩序。

這一“依天象建都城”的傳統(tǒng)在漢代長安城中得以延續(xù)。城池輪廓被塑造成“南斗、北斗”之形，因而得名“斗城”；未央宮東設蒼龍闕，北立玄武闕，呼應天上四象方位。及至隋唐時期，長安城的規(guī)劃進一步融合《周易》思想，建筑家宇文愷將龍首原的六道高坡視為乾卦六爻，在“九二”高阜建造宮殿，象征“見龍在田”；“九三”高阜設置百官衙署，寓意“君子終日乾乾”；而“九五”高阜雖為“飛龍在天”的至尊之位，卻不建宮殿，反以玄都觀與興善寺鎮(zhèn)守，既契合卦象，又體現出隋唐崇佛之風。

至明清時期，北京城成為九宮八卦理念的集大成之作。外城為天，形制略圓；內城為地，格局見方；自永定門至鐘鼓樓的中軸線貫穿全城，暗合九宮矩陣。天壇建于南郊，以圓形象天；地壇置于北郊，以方形法地；日壇與月壇分列東西，整體布局嚴格遵循《洛書》方位。此外，作為“天數之極”的數字“九”，在都城建筑中無處不在：天安門面闊九間，紫禁城角樓構架為九梁十八柱，宮門金釘縱橫各九、共八十一顆……這一切細節(jié)無不強化著“九五至尊”的帝王意象，展現出天象觀念在都城營造中的深遠影響。

中國古代都城營建過程中，除了“天時”，也十分講求“地利”原則，主要體現在“因勢利導”和“因地制宜”兩大核心策略上?！豆茏印こ笋R》有言：“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此段強調都城選址需兼顧山川形勢與水源防御，體現因地制宜的營造理念。

“因勢利導”強調充分依托和利用地理環(huán)境的固有優(yōu)勢，以支撐都城的核心功能。例如，漢初選擇定都長安，正是看中了關中地區(qū)“四塞之險”的天然防御地形，使其在政權不穩(wěn)時能“進可攻、退可守”；同時，關中平原的肥沃土壤與便利灌溉，也滿足了都城龐大的物資需求。同樣，元、清兩朝定都北京，則是著眼于其“南控江淮，北連朔漠”的獨特交通區(qū)位，使之成為連接中原、東北與蒙古草原的戰(zhàn)略樞紐，有效維護了王朝對廣闊疆域的控制與聯(lián)系。

“因地制宜”則側重于對原有地理環(huán)境進行適度的人工改造，以彌補自然條件的不足，使其更符合都城發(fā)展的需要。隋朝營建東都洛陽后，以洛陽為中心開鑿大運河網絡，連通黃河、淮河、長江水系，極大地強化了其作為全國漕運與物資集散中心的地位。元朝在建大都時，為解決城市供水和漕運問題，放棄水量不足的蓮花池水系，轉而開發(fā)利用高梁河水系，并開鑿通惠河等水利工程，構建起以大都為終點的新運河體系，為都城的長期繁榮奠定了堅實基礎。

03

盈虧之數：古代都城的演進

都城，作為王朝的心臟，其選址與布局遠非簡單的土木工程，而是一場深刻的政治抉擇、經濟權衡與文化表達。

盡管“天時地利”的精妙選址為王朝都城奠定了“山河拱戴”的形勝根基，使其在創(chuàng)立之初盡顯王權氣象與地理優(yōu)勢。然而，在中國歷史的漫長周期中，都城的命運亦如王朝自身，難以逃脫“盈虧”之數。隨著政治動蕩、經濟重心轉移或環(huán)境變遷，再堅固的城池也難免經歷由盛轉衰的輪回，這正是歷史演進的常態(tài)。根據歷史地理大家史念海先生的研究，中國古代都城的蕭條與破壞主要源于四方面因素的交織作用：

政治變遷往往直接導致都城地位喪失，如曹魏遷都鄴城時拆除洛陽宮殿建材“連筏竟河”，隋代在龍首原另建新都使?jié)h長安城徹底廢棄；戰(zhàn)爭破壞則更為慘烈，項羽焚毀咸陽使宮闕土層至今泛紅，董卓遷都時“焚毀雒陽宮廟及百姓人家”，朱全忠逼遷唐室竟拆解長安城木料“浮渭沿河而下”；自然環(huán)境的演變同樣不可忽視，殷商因河患屢次遷都，唐代關中饑荒頻發(fā)致使高宗、武則天長期駐蹕洛陽就食，形成“逐糧天子”的無奈局面；民族關系的影響尤為深遠，犬戎陷豐鎬使周原青銅器永埋地下，匈奴劉曜攻陷洛陽時“百官士庶死者三萬余”，金元易代之際開封城內“頹垣滿目，皆大家遺址”。這些因素往往相互交織，共同促成都城的衰敗，只有少數如明清鼎革時的北京，因政權更替相對平和得以保全宮闕。

朝代鼎革，經常發(fā)生都城位置的遷移，而新的都城也并非復建舊城，而是在時代發(fā)展中體現出自己的特色。中國古代都城的演進歷程，深刻反映了政治權力與經濟社會力量在空間上的交織與嬗變。

中國古代都城發(fā)展大致包括兩個時期：封閉式都城時期和開放式都城時期。前者歷夏、商、周、秦、漢，至隋、唐，后者含宋、遼、金、元、明、清。在空間組織形式上，中國古代都城則大致經歷了單一宮城的都城(夏時期)、城郭形態(tài)的“雙城制”都城(商周至春秋戰(zhàn)國時期)、宮城、皇城和郭城的“三城制”都城(魏晉至明清時期)的歷史階段。其空間布局也經歷了各種功能區(qū)相對分散存在(夏、商、周時期)、密封式結構(東周至兩漢時期)、棋盤格形封閉式結構(曹魏至隋唐時期)和開放式街道布局(宋至明清時期)等諸種變化。

在早期階段，都城普遍呈現“城郭分立”的格局，宮城獨立設防，與普通民眾居住區(qū)嚴格分離，形態(tài)自由且尚未形成明確的中軸線，如周代的王城與成周、戰(zhàn)國時期的齊臨淄等。隨著秦漢統(tǒng)一時代的到來，宮殿規(guī)模急劇擴大，散布于全城，形成“宮民雜處”的局面，城市布局仍較為自由，中軸線意識尚未成熟。

從曹魏鄴城開始，都城規(guī)劃出現重要轉折，宮城逐漸集中，并與城市南北中軸線重合，開啟了以中軸對稱、宮城北置為特征的規(guī)劃傳統(tǒng)。這一模式經北魏洛陽、隋唐長安得以延續(xù)與發(fā)展。至北宋汴梁，宮城規(guī)模進一步縮小，位置南移至城市中心，形成宮城、皇城、外城三重環(huán)套的方城結構，進一步體現了“擇中而立”的禮制思想。元代大都則進一步將宮城沿中軸線南推，強化其在前導空間中的主導地位。而明清北京通過加筑外城使宮城再次回歸城市中心，并以長達8公里的軸線與重重門闕構建出中國古代都城中最恢宏的空間序列，標志著王權秩序在都城規(guī)劃中的極致表達。

與此同時，都城的市場與居住制度也經歷了根本性變遷。魏晉至隋唐時期，城市實行封閉的里坊制，市場限于東西兩市，坊門宵禁，商業(yè)活動受到嚴格管制。中唐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fā)展，臨街設店與夜市逐漸興起，坊墻界限被不斷突破。至北宋汴梁，封閉的里坊制徹底瓦解，商鋪沿街分布，形成開放型的商業(yè)街區(qū)，城市面貌從整齊肅穆轉向流動繁華，標志著中國古代都城從中古的禮制之城向近古的生活之城轉型。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都城的發(fā)展，一方面是宮城不斷集中、軸線逐步強化、禮制秩序日益嚴密的過程，體現出王權在空間形態(tài)上的深刻烙印；另一方面也是市場與街坊不斷突破制度束縛，推動城市功能從政治軍事中心向經濟社會中心轉變的過程。

都城，作為王朝的心臟，其選址與布局遠非簡單的土木工程，而是一場深刻的政治抉擇、經濟權衡與文化表達。它既需滿足控扼四方的軍事防御與漕糧供給的現實需求，也必須成為維系政權合法性與社會秩序的禮制象征。

從《周禮》的理想藍圖，到結合“天時地利”的靈活變通，每一座都城的肌理中，都滲透著那個時代最核心的追求。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都城。它們不僅是磚石壘砌的城池，更是時代性格最為鮮活的載體與時代歷史最為生動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