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底下最狠的命令，往往不是在戰(zhàn)場上喊出來的，而是在敗退的飛機舷梯下，從牙縫里擠出來的。

1949年12月10號，成都鳳凰山機場。

蔣介石在大陸的最后一站，天陰得像一塊鐵。

他登上“美齡號”專機前，回頭看了一眼這片徹底失去的土地，叫來了胡宗南。

他沒談什么反攻大計，也沒安排什么潛伏任務，只說了一句話，一句充滿了私人恨意的話：

“把劉文輝那個公館給我用炮轟了！”

這道命令，是他留給大陸的最后一聲咆哮。

劉文輝，這個名義上歸他管的川、康兩省大員，到底做了什么，能讓蔣介石在丟掉整個江山的時候，還惦記著他家那幾棟房子？

這事兒，得從頭說起，從那個論資排輩還得管侄子叫聲“哥”的年代說起。

民國時候的四川，就是個大江湖，誰的拳頭硬，誰的地盤就大。

大邑縣安仁鎮(zhèn)的劉家，就是這江湖里的一條巨鱷。

這家子人，按族譜排下來，“三軍、八師、十五旅”，幾乎撐起了川軍的半邊天。

而這一切的源頭，是叔侄兩個人：劉湘和劉文輝。

1917年，劉文輝從保定軍校畢業(yè)，拿著張文憑回了四川。

他大哥劉文淵領著他，去見了當時已經(jīng)在川軍里混出名堂的堂侄劉湘。

這輩分就有點繞了，劉湘比劉文輝大6歲，但得管這個剛出校門的年輕人叫一聲“幺爸”。

在四川話里，這是最小的叔叔的意思。

這聲“幺爸”叫得不虧。

劉湘看重的是他這個堂叔是科班出身，有墨水，懂軍事理論。

劉文輝也明白，想出人頭地，就得抱緊自己這個實力派大侄子的腿。

于是，一個出人，一個出槍，叔侄倆開始聯(lián)手闖天下。

不到五年功夫，劉文輝就像坐了火箭，從小小的上尉參謀一路干到了旅長，還拿下了宜賓這個水陸碼頭的軍政財大權。

那年頭，有槍就是王。

叔侄倆的合作親密無間，他們一起把熊克武趕下臺，又聯(lián)手打跑了楊森。

每次打贏了，劉湘都表現(xiàn)得很大方，地盤、軍隊，都分給“幺爸”一份。

到了1928年，四川這塊地盤，基本上就是他們劉家叔侄倆的天下了。

南京的蔣介石也樂得做個順水人情，一紙任命下來，劉湘當了省軍隊裁編委員會的頭，劉文輝當上了四川省主席。

那一年，劉文輝才33歲，手底下有十二萬兵，管著七十多個縣，正是春風得意的時候。

他在成都辦軍校，收攏人才，儼然是要打造一個屬于自己的獨立王國。

可問題來了，四川就這么大一塊蛋糕，分完了，就沒了。

叔侄倆并排坐著，眼睛卻開始瞟向?qū)Ψ降谋P子。

人的心一變，路就分岔了。

劉湘覺得，要想坐穩(wěn)四川，必須得跟南京的蔣介石搞好關系。

中原大戰(zhàn)的時候，他出錢出人，幫著老蔣打馮玉祥和閻錫山。

劉文輝不這么想，他對蔣介石始終抱著一份戒心，覺得這人靠不住，不如聯(lián)合自己保定軍校的老同學，還有汪精衛(wèi)那些反蔣派，自己在西南當個土皇帝來得實在。

道不同，不相為謀。

兩人面和心不和，就差一個火星子，就能把這層窗戶紙給點著。

火星子很快就來了。

1931年，劉文輝花大價錢從國外買了一批新式武器，還有幾架飛機，想把自己的部隊再升個級。

結果，運軍火的船剛開到萬縣，就被劉湘的部隊給扣下了。

這一下，等于直接掐住了劉文輝的脖子。

劉文輝親自跑去重慶找劉湘談，好話說盡，劉湘就是不松口。

事情僵在這兒，劉文輝的五哥，就是后來那個大地主劉文彩，出了個餿主意。

他派了個刺客，想摸進重慶把劉湘給干掉。

那刺客也是個奇人，在劉湘公館外頭的樹上趴了三天三夜，愣是沒找到下手的機會，第四天直接餓暈了，從樹上掉了下來，當場被抓。

這下徹底沒得談了。

1932年10月，叔侄倆正式開打。

這場“二劉之戰(zhàn)”，是四川近代史上打得最久、規(guī)模最大的一場內(nèi)戰(zhàn)。

打了將近一年，劉文輝輸?shù)靡粩⊥康亍?/p>

他那十二萬精心打造的大軍，被打得七零八落，最后只剩下兩萬多人，退到了雅安。

更慘的是，都到這份上了，他手下一個營長還帶著兩個最精銳的營投降了。

從省主席到光桿司令，劉文輝算是從天上摔到了泥里。

他沒辦法，只能發(fā)電報給侄子認慫，又請家族里的長輩出面說情。

劉湘倒也沒把事做絕，不是他念什么叔侄情分，而是他算得精。

留著這個被打殘了的“幺爸”在西康，可以用來牽制鄧錫侯、田頌堯這些其他的四川軍閥，讓大家誰也別想一家獨大。

1933年秋天，劉文輝回到雅安。

統(tǒng)一四川的夢是碎了，但他開始琢磨別的事。

他在西康這片貧瘠的土地上，開始搞經(jīng)濟，辦教育，安撫少數(shù)民族，悄悄地積蓄著力量。

時間快進到1942年，重慶。

抗日戰(zhàn)爭打得最艱苦的時候，劉文輝在他位于市區(qū)的公館里，見了一個特殊的人——周恩來。

這次見面是秘密的，由劉文輝的保定同學張志和牽線。

早在1938年劉湘病死后，蔣介石想派親信張群入川當省主席，結果被整個四川的實力派聯(lián)合抵制。

當時，董必武、林伯渠就代表共產(chǎn)黨接觸過劉文輝，給他指了另一條路。

而這次和周恩來的會面，則把這條路徹底鋪開了。

周恩來明確告訴劉文輝，共產(chǎn)黨支持他在西南的反蔣活動。

會談結束后，一部秘密電臺被悄悄送到了雅安。

從此，一道看不見的電波，把這位偏居一隅的軍閥和千里之外的延安連在了一起。

軍統(tǒng)的特務頭子徐遠舉不是吃素的，很快就聞到了一絲不對勁的味道。

他派人帶著監(jiān)聽設備潛入雅安，想找出這部電臺。

劉文輝知道了，二話不說，直接派兵把軍統(tǒng)的電臺給抄了，還放出話去：“在我這塊地盤上搞事，就別怪我不客氣！”

徐遠舉吃了這個啞巴虧，再也不敢輕易招惹這位西康王。

1949年，天翻地覆。

11月30號，重慶解放。

蔣介石的飛機降落在成都，這里成了他政權在大陸的最后一塊落腳地。

飛機剛停穩(wěn)，他就把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這些四川頭面人物都叫了過來，名義上是開會鼓勁，實際上是想把他們死死綁在自己的戰(zhàn)車上。

第二天，蔣介石干脆不請自來，直接跑到劉文輝的公館。

他拉著劉文輝的手，大倒苦水，演了一出“總統(tǒng)落難”的戲，其實眼睛一直在觀察劉文輝的反應。

他甚至提出，讓劉文輝和鄧錫侯把家人送到臺灣去，美其名曰“保護”，實際上就是當人質(zhì)。

劉文輝和鄧錫侯心里跟明鏡似的，兩人一唱一和，對著蔣介石大吐苦水，說自己這種舊軍閥，共產(chǎn)黨肯定容不下，只能跟著“總統(tǒng)”一條道走到黑。

蔣介石半信半疑，但他還是留了一手。

他暗中命令胡宗南，準備在12月7號動手，把劉、鄧二人直接抓起來。

就在這節(jié)骨眼上，消息走漏了。

劉文輝和鄧錫侯當機立斷，立刻從成都脫身。

第二天，也就是12月9日，他們聯(lián)合潘文華等人，向全國通電起義，宣布和蔣介石政權一刀兩斷。

這份電報，成了壓垮蔣介石“死守四川”計劃的最后一根稻草。

兩天后，就出現(xiàn)了開頭那一幕。

蔣介石在鳳凰山機場，下達了那道泄私憤的命令。

胡宗南最終沒敢動用大炮，但他的部隊還是沖進了劉公館，把里面值錢的東西搶了個精光，臨走時還在各處埋下了炸藥。

后來解放軍進城，費了好大勁才把這些炸藥給清理干凈。

據(jù)后來的統(tǒng)計，劉文輝這次的損失，折算成黃金有二十多萬兩。

當劉文輝回到自己那個被搬空了的家時，只是笑了笑，說了一句：“我倒沒啥子，四大皆空嘛！”

新中國成立后，劉文輝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后來又擔任了國家林業(yè)部部長。

1976年，他在北京去世，活了8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