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6月，北京夏天的意味漸漸顯露，萬里手持剛收到的湖北省委第二書記任命書，步入鄧小平所居之處。這位曾經(jīng)僅用十個月便建成人民大會堂的“基建干將”，此時要去擔任副職。鄧小平聽完任命的具體情況后，沉默片刻，忽然問萬里覺得前往安徽如何。茶幾上龍井茶升騰著熱氣，萬里徑直表示革命已三十多年，向來是哪里有困難就往哪里去。這一問一答就此拉開了中國農(nóng)村改革的大幕

說來頗為諷刺，此次“降格使用”竟成了歷史上的神來之筆。原本中央計劃讓萬里接替趙辛初擔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但是僅僅因為李先念所說的“湖北離不開趙辛初”，萬里便改為擔任第二書記。如今回顧這一人事調(diào)整頗為微妙，好似給安徽埋下了一個伏筆——畢竟湖北的工業(yè)基礎尚可，而彼時安徽兩萬八千個生產(chǎn)隊中，有六七成農(nóng)民的人均年收入不到60元，連溫飽都成為問題。鄧小平后來與華國鋒談及此事時，手指點著安徽地圖上的淮北平原，稱這兒的老百姓過年連一頓餃子都吃不上。

我認為萬里極為厲害之處在于將“降格”營造出升維的效果，到安徽第一天他直接把省委會議室搬至肥西縣山南公社的打谷場。有老農(nóng)記得萬里撿起地上麥穗搓一搓稱畝產(chǎn)不到三百斤，自己在湖北弄的試驗田都超過八百斤了，這話聽著好似炫耀實則是激將法，后來他在省委會議上拍桌子說楊白勞過年能吃上餃子而農(nóng)民藏在地鍋里躲避寒冷、孩子光著屁股不敢見人，這種帶有泥土氣息的尖銳比任何文件都更能夠刺痛干部們的心

1977年11月出臺的“省委六條”體現(xiàn)了他的政治智慧，其中規(guī)定的“允許生產(chǎn)隊自主安排作物”表面是放權，實際是撬開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子。文件送往北京時，某副總理氣得摔茶杯并說“這六條條條沖大寨來”，萬里讓秘書給各縣傳達話“別管北京刮什么風，安徽先解決餓肚子的問題”，這種地方對抗中央的舉動，需要的不光是膽量，還有對農(nóng)民疾苦的切身感知

或許可以如此看待，萬里借助獨特調(diào)研方式所具有的改革底氣，他人下鄉(xiāng)查看報表，而他專門選擇飯點闖入農(nóng)舍，有一次在滁州掀開鍋蓋看見野菜糊糊，直接對地委書記表示公社荒地誰耕種誰收獲若出現(xiàn)問題由他萬里承擔，這種“先斬后奏”的魄力后來成為著名的“借地度荒”政策，等到中央發(fā)覺時，安徽依靠這個土政策多收獲了三億斤糧食

更精彩的是他應對保守派反擊的情形。當山西媒體批評安徽“搞資本主義”的時候，萬里在《紅旗》雜志發(fā)表《認真落實黨的農(nóng)村經(jīng)濟政策》，該文章通篇不提及包產(chǎn)到戶，卻借助“尊重生產(chǎn)隊自主權”來打擦邊球，這種“戴著鐐銬跳舞”的本領，如同他當年建設人民大會堂時“邊設計邊施工”的急智一般

歷史的轉(zhuǎn)折點常隱匿于細節(jié)之中。1978年鳳陽小崗村18戶農(nóng)戶按手印施行大包干的時候，萬里早已獲知消息，他故意拖延半月方才前往考察，待看到莊稼生長的情形后言道“孩子都已生下來了，總不能掐死吧”，這話看似隨意說出，實則為改革留存了空間，之后鄧小平看到小崗增產(chǎn)十三倍的報告，笑著對萬里稱其那“放任自流”的舉措比硬推要強上十倍。

回頭再觀察1977年的那次談話，鄧小平所說的“去安徽吧”這四個字，精準地抓住了萬里的性格。這位在文革時被批斗還偷看《水滸傳》的老革命，身上具有梁山好漢那種草莽智慧，如同他晚年跟記者所說改革不是設計出來的，而是老百姓因餓肚子而催生出來的。

黃昏時分的安徽農(nóng)村改革紀念館里，有一張動人的照片。萬里蹲在田埂上，老農(nóng)將炒黃豆往他手里塞。背景中原先的茅草屋已變?yōu)樾牵菑酿囸I中產(chǎn)生的信任，仍在稻浪間傳遞著?；蛟S所謂改革，根本不是宏大的藍圖，而是領導者彎下腰時，能聽見土地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