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針對AI的哲學倫理探討已成為學術界的重要議題，其中，AI的主體性問題始終無法回避，它面臨一種倫理純粹性的質疑：AI主體性的類人化如何才能以人的本真性自我或者類生命存在為根據？“數智倫理記憶”帶來了一種“倫理擴展主義”的文明進步，但也導致人的類生活之本原性或本真性為算法所支配。

原文 ：《從“數智倫理記憶”看 AI 主體性的倫理純粹性》

作者 |北京師范大學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田海平

圖片 |網絡

AI主體性面臨倫理純粹性的質疑

目前，學術界圍繞人工智能（AI）展開的諸多哲學倫理學探究，不可回避AI主體性問題。智能時代人機關系重構與道德規(guī)范體系建構，既涉及人類主體性“自我立法”層面的規(guī)范性構建，又涉及機器類人在“類人化”主體性“自我立法”層面的規(guī)范性構建。前者涉及“人之人類化”的“善法”的自主性，后者涉及機器“類人化”的“算法”的自主性。基于“雙重主體性”的規(guī)范性構建，我們主張，人工智能主體性建構要確立“讓算法遵循‘善法’”的AI倫理治理原則。這里的困難在于，人類“善法”的復雜性使得“算法”在中介性層面不得不面臨倫理純粹性問題。換言之，AI主體性的“自主”，面臨“偏倚性善法”及其附帶“偏見”的“算法”在生存論深度上帶來的詰問和挑戰(zhàn)。

人的主體性是一種生存形態(tài)的“類生命存在”，但AI主體性的類人化，“無法復刻”人之類生命的“物種生命前提”，這使它的“倫理記憶”不可能直接基于人的生物學前提和實踐人類學事實，而只能基于一種超級算法模型（大模型訓練）和機器學習機制。也就是說，構成AI類人化的精神能力或倫理能力的基元之“物”，從來不是源自“生活原本”的“倫理記憶”，而只能是源自“生活副本”（關于生活或生存的“數智化形態(tài)”）的“倫理記憶”。對于前者，我們稱之為“身體化倫理記憶”或“身體倫理記憶”；對于后者，我們稱之為“數智化倫理記憶”或“數智倫理記憶”。

AI主體性從理性能力到精神能力的迭代演替不能缺少“數智倫理記憶”的功能支持，那么，AI主體性的規(guī)范性構建在模擬人類主體性時，就會面臨一種倫理純粹性的質疑：AI主體性的類人化如何才能以人的本真性自我或者類生命存在為根據？

數智倫理記憶能否為AI主體性提供根據

AI主體性的類人化面臨的最大的倫理純粹性詰難在于：它對人類行為產生倫理影響。這種影響帶來的不是“機器是人”的改變，而是“人可非人”“人再一次成為機器”的可能性之敞開。這是一種“反向適應”的倫理。當技術構筑世界的現實運動以“數智化形態(tài)”呈現時，人的倫理純粹性問題在反向適應中就會遭遇“自我喪失”，即“如何本真地成為自己”或“如何做人”（自立法度）的問題，就會面對AI主體性在“學做人”問題上的世界性建構，以及由此帶來的顛覆性“價值翻卷”及對其“不純粹”的褫奪。

對于AI主體性的世界性建構，可用德國生物學家馮·尤克斯考爾的“環(huán)世界”（Umwelt）概念理解。馮·尤克斯考爾指出，人存在的獨特性，不僅在于人生存所據的內在生命，而且在于人總是通過對象化或者外在化的技能方式，將自我納入一個“環(huán)世界”之中，即不同于一般所謂外在世界的人工設計或人為構筑的世界，它是人類依靠科學、技藝、知識、想象筑造的對象化世界或人工世界。一旦人工筑造不再僅僅由人類完成，而是有其他非人類存在（如人工智能）類人化地參與甚至自主地加入，那么，“環(huán)世界”的倫理純粹性就會遭遇顛覆性改變。AI主體性構筑的“環(huán)世界”還是人的世界嗎？如果由非人生命或者硅基生命筑造的世界，要求改變人類的生物學前提和實踐人類學基礎，比如它“促逼”人類增強或改造人的身體器官，那么，人之本原的“安身立命”還有何意義？

AI主體性帶來的顛覆性改變是使得人類居棲在一個高度智能化的“環(huán)世界”之中。但是，未來的智能世界不能排除科幻電影《愛、死亡和機器人》中所描繪的情景：人類作為碳基生命，能安然棲居的前提是被后臺的AI機器人系統(tǒng)識別為有資格的生命體，否則會被“數智環(huán)世界”清除。這一極端情況表明了一種倫理純粹性的翻卷：人類主體性被迫適應機器主體性的“自我立法”——人類是自我立法的主體，還是被機器圈養(yǎng)的寵物，取決于“數智倫理記憶”能否為AI主體性自我立法提供根據。

今天，人類面對類生活中倫理記憶的新增量及其新量級的加速呈現，這就是“數智倫理記憶”的出現。倫理記憶基于“以身體為世界之環(huán)”的世界筑造。倫理記憶的功能就是以倫理道德塑造人性善好（美好人性）、行為規(guī)范和制度公正。比如，從“不食人”到“不食狗肉”，再到“不以動物為食”，這一系列轉變就標記了倫理記憶在類生活層面對“行為者行為”施加的限制不斷加強。倫理記憶“以身體為世界之環(huán)”，不斷擴展倫理世界的邊界，迎來了一種“倫理擴展主義”的文明進步。而“倫理記憶的新增量及其新量級的加速”，是指AI主體性已經開始塑造新的人性。例如，AI主體性在知識創(chuàng)造領域可能會別開生面，它會成為人類探索的“載具”或“替身”。然而，“數智倫理記憶”同樣會放大人性之惡，讓人的類行為和類生活越來越依賴AI主體性。AI主體性在“以數智為世界之環(huán)”的倫理世界之構造中，將人的類生命存在和類生活越是成功地“自動化”和“無人化”，人的倫理生活的純粹性便越是全面地為AI理性力量所支配，并最終消解了人的精神能力，一切都為算法的框架或模型所支配，而非“為倫理所支配”。

這種“不純粹性”的最大危險在于，AI主體性的世界構造成為塑造人的行為、德性和生活框架結構的普遍性根據，它導致人的類生活之本原性或本真性為算法所支配。人的精神能力在數智倫理記憶的世界性塑造中喪失了自身獨一無二的高貴、高尚。第一，人的自我理解能力遭遇數智化的“退行性病變”。第二，行為算法化導致一種數智化的“自閉癥”。第三，人的類存在為AI類人化所塑造，必然陷入數智形態(tài)的“主-奴”辯證法陷阱。第四，構筑人性之善好，隱蔽著人性之惡被展現和放大的的風險。第五，AI主體性對人類生活方式的塑造是“數智倫理記憶”所立法度的本質內蘊——一幅全面技術支配或控制的世界圖景得以真實鋪展。它為資本、權力、技術對人的全面控制提供了超級形態(tài)的理性方式和精神能力。

數智倫理記憶帶來的倫理影響

“數智倫理記憶”替代“身體倫理記憶”所產生的倫理影響，從其負面清單看，主要體現為：

人對自身的關注減弱——人類的注意力形態(tài)面臨“區(qū)塊鏈式”的分散。倫理記憶的實質是從對自我自身的關注發(fā)端，由此才能理解倫理性的他者關注。然而，在“數智環(huán)世界”中，由于算法黑箱、算法偏見、信息繭房、信息冗余、算法加速、算法暴力等“數智之環(huán)”的作用，人對自我自身的關注面臨“注意力日益渙散”的危機。AI主體性需要更多數據、訓練支撐，也產生更多新數據，這一過程導致“注意力”形態(tài)的“數智化堆疊”，結果就是人類注意力的“區(qū)塊鏈化”，例如，從前的看電影到現在的刷抖音，便是典型體現。

“人的完整性”喪失——人喪失了保持倫理純粹性所需要的“耐心”。AI主體性的支配將人的生命時間轉化為商品和消費，它引導人不停地追求新奇之物或人云亦云之物，不斷地制造焦點或熱點，人無法再保持原有的靜心和耐心，沉潛與專注變得稀缺。機器對人的控制和操縱、對人的自由意志，提出了更為嚴峻的挑戰(zhàn)。

“反智主義”盛行——“后真相時代的愚笨”似乎成為“數智倫理記憶”的“本色”出場。如果AI主體性自我立法的依據是“數智倫理記憶”，那么，其自我增強的功能，會不斷加強某種行為的合理性或程序的正當性，從而讓人類行為主體在與AI主體性的同謀下越來越缺乏批判性，最終成為單向度的“反智”。如果沒有即時性倫理監(jiān)管，聊天機器人可能會無底線地迎合人類或人性的黑暗面。

“自我中心困限”加深——“人類化”將會在數智自戀中走向“類人化”。我們在討論價值對齊或價值觀對齊的時候，最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是：“數字自戀”使人類的“自我中心困限”日益加深加劇，“數字人假設”隱含類人化對人類化的自我確證。

人類創(chuàng)造力衰退——一切為“數智倫理記憶”所支配。數智時代，人類行為越來越被AI主體性所替代，面臨創(chuàng)造力衰退的危機。當創(chuàng)新性機器人取代人類主體來進行科學、藝術、政治、文化等活動，“數智倫理記憶”就會不斷融入“類人化”要素，人類創(chuàng)造力將不再是專屬于人類生命的獨一無二的普遍本質。我們將迎來“人造外星人”的加入。

人之驚異變得越來越稀缺——AI主體性取代了人的欲望。人的類生命活動的主要傾向是欲望，如對愛、權力、財富、道德人格、真理、藝術、人的自我實現等的沖動。欲望和沖動推動人的進取心和人對世界的驚異。“數智倫理記憶”將身體欲望改造為“算法”和世界模型，這種改造等同于消解了人對世界固有的驚異之感。

一個開放性問題

今天，以DeepSeek為代表的生成性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人類生活，其能動性特質要求哲學重新審視“主體性差異”的內涵。AI主體性的倫理純粹性是其題中應有之義，其本身仍是一個開放性問題。

AI Agent的翻譯存在四個層次。一是“工具性代理者”，即AI作為人類助手，體現為“智能新工具”；二是“類人能動者”，AI具備近似人類主體的行動能力；三是“倫理化行動者”， AI重構生活目標，如情感機器人提供情感價值；四是“類存在主體”，AI通過模仿人類形成“類人化”主體性，但其本質上與人類存在差異。這四種理解性翻譯，既反映出人類對AI認知的逐步深化，又折射出AI迭代演進的發(fā)展目標。AI主體性的倫理純粹性，在“數智倫理記憶”層面有不同的功能呈現：工具性道德、功能性道德、建構性道德、類人化道德。AI主體性催生了一種新的“類存在能動性樣態(tài)”，這要求我們構建適配AI主體性不同層次的倫理純粹性標準，此類標準既不可層次化約，又不可層次替代。

然而，從風險防范層面看，我們需要關注上文所列的倫理影響負面清單。面對這一清單，我們該怎么辦？對于整個人類而言，這一問題的答案，關乎人類文明的最終抉擇。

我們如何做好準備，為即將到來的AI主體性的自我立法模型建立一種“人機交互的主體間模式”？首先是建立一種動態(tài)博弈機制，即運用道德算法，通過人機互動持續(xù)修正AI主體性的“數智倫理記憶”。其次是確立“共生倫理目標”，即建立以“避免傷害”為底線的互信倫理關系，通過反饋-學習循環(huán)，使AI在人類監(jiān)督下逐步逼近道德合理性。

推動人類主體模式下的道德建構，探尋一種更貼合人性、更符合人道的生活方式。這是當下更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路徑。我們如何運用AI主體性幫助人性變得更“善好”，避免人性變得更“丑惡”？其中，責任的回歸是關鍵，因為AI的威脅本質上源于人類意圖（如算法偏見、數據濫用），故開發(fā)者需以“善法”為綱，明確道德底線（如生命優(yōu)先權、隱私保護）；同時，道德明確性要求，AI僅在幫助人類解決自身的倫理模糊性（如電車難題）時，才能獲得清晰的決策邏輯，從而應對倫理純粹性的詰問。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chuàng)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67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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