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天，新中國剛站穩(wěn)腳跟，中組部案頭卻壓著一份看起來十分“離譜”的材料：

某人，原國民黨高級將領(lǐng)，打了一輩子黃軍的旗號，自報說自己早在1929年就已經(jīng)是中共黨員，請求黨組織“恢復關(guān)系、承認黨齡”。

按常理，這種人八成被當成“墻頭草”，材料一丟了之。

但這次不同，周恩來親自過問，在一次匯報會上壓低聲音問了一句：“那個在敵人營盤里埋伏了二十來年的同志，是不是該讓他回家了？”

這個被稱作“潛伏二十一年的人”，就是后來家喻戶曉的張克俠。

時間撥回到1946年，抗戰(zhàn)剛結(jié)束，國共和談表面上還在裝樣子，暗地里雙方都已經(jīng)開始為內(nèi)戰(zhàn)調(diào)兵遣將。

那年秋天，張克俠借著給馮玉祥“送行”的名義從徐州到了南京。

一路上他知道自己被人盯著，特務、憲兵、便衣混在街市人流里，隔三差五換個人影。

到了南京，他故意多繞幾條路，才悄悄走到約定地點馮玉祥公館附近的一座偏僻小公園。

他在長椅旁站定，裝作隨便散步。

幾分鐘后，一輛黑色轎車無聲地滑到身邊，車門拉開，一個熟悉的身影伸出手來：“克俠同志?！?/p>

這一聲“同志”，隔著八年風雨，把張克俠從“國軍副司令”的硬殼里，一下拉回到當年上海弄堂里的秘密會議。

他握住周恩來的手，一時間喉嚨發(fā)緊，上一次見面，還是1938年的武漢。

此后，他在國民黨軍中升官、調(diào)防、出入高層，卻始終不許向任何地方黨組織暴露身份，仿佛這個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張克俠這個共產(chǎn)黨員”。

這種特殊身份，是從一開始就定下來的。

1929年夏天，在上海，一個年輕的西北軍軍官在張存實、李翔梧介紹下，宣誓入黨，批準人叫周恩來。

誓詞念完，組織上告訴他，你是“特別黨員”，只受黨中央直接領(lǐng)導，不與地方黨組織發(fā)生任何聯(lián)系，今后只能通過單線接頭。

這既是一種信任，也是一種孤獨。

名義上他是馮玉祥的連襟，是西北軍里頗受器重的軍官；實際上，他是被悄悄埋進國民黨軍隊內(nèi)部的一枚棋子。

黑色轎車在公園外側(cè)緩緩繞了一圈，確認沒有異常后才停穩(wěn)。

車內(nèi)，張克俠開始報告自己的情況此刻他已是第三綏靖區(qū)副司令兼參謀長，駐徐州，手里握著幾萬兵。

徐州地勢、鐵路樞紐、防御部署、各路將領(lǐng)間的明爭暗斗，他說得極細。

周恩來一邊聽一邊記，良久才開口，用一貫平靜的語氣交代任務：蔣介石已打定主意要內(nèi)戰(zhàn)，決不會回頭。

你在敵軍內(nèi)部，要盡量爭取高級將領(lǐng)和成建制部隊起義，打亂他們的部署，這樣才算“立大功”。

張克俠想也沒想，當場表態(tài)：只要黨有命令，他可以在合適時候率部起義，“人馬都在，肯定叫得動”。

話正說到緊要處，周恩來忽然停住，雙手在空中輕輕一擺，眼神一變。

張克俠心里一凜，知道有人靠近了。

他立即推門下車，裝作普通路人，在公園小徑上慢慢踱步。

待遠處幾名便衣晃晃悠悠走過，又過了好一會兒，他回頭望去，那輛黑色轎車已無影無蹤。

短短幾句話，把他的命運徹底推向了刀鋒邊緣。

從那一天起，他在徐州的每一步，都不只是國民黨的調(diào)兵遣將，更牽著解放戰(zhàn)爭的走向。

1947年深秋，徐州被蔣介石劃成“剿總中樞”，徐州守備指揮部隨之成立，張克俠兼任守備司令。

名義上是升官，實則是把他推上火山口：鐵路樞紐、華東門戶、敵我雙方眼中的“必爭之地”，一切防務都在他手上。

他干的第一件大事，是畫圖。

城內(nèi)外的工事、兵力布置、火炮射界、碉堡交叉火力，甚至每一處機槍暗堡的射擊角度，他親自核對，匯總在一張詳盡的《徐州城防部署圖》上。

表面上這是給上級看的“專業(yè)報表”，暗地里，他通過秘密聯(lián)絡，把這張圖送到了華東野戰(zhàn)軍前指。

沒過多久，國民黨就開始懷疑城里“出了內(nèi)鬼”。

解放軍對徐州外圍幾個要害的攻擊，似乎總能繞開最堅固的點，直奔軟肋，讓“剿總”高層心驚肉跳。

徐州守備司令部自然首當其沖，各種眼線開始在他周圍游動。

尤其是馮治安這位接替張自忠的老上司，對張克俠始終存著戒心。

張自忠在世時，兩人配合尚算默契；張自忠殉國之后，馮治安看他的目光里，更多的是試探和不信任。

張克俠很清楚，自己已經(jīng)被“重點關(guān)注”。

但越是這個時候，他越不敢停手，聯(lián)絡員送來的暗號接頭，他照舊赴約；需要傳出的情報，他照樣想方設法送出去。

對一個潛伏者來說，最危險的往往是勝利前夜既不能暴露，又不能退縮。

1948年秋，徐州前線風聲更緊，某天，張克俠和第77軍軍長何基灃找了個借口，在防區(qū)內(nèi)見面談心。

兩人其實老相識，都是西北軍出身，都是內(nèi)戰(zhàn)中被擺來擺去的“棋子”。

誰也沒想到，這場原本打算“做做對方思想工作”的談話，說著說著竟說出了彼此心里的那條秘密線。

一句暗語，換來對方眼神一震，原來，兩人都是共產(chǎn)黨。

張克俠是1929年在上海入的黨，何基灃則是在1938年由秘密渠道加入，同樣被定為“特別黨員”，同樣由上級單線聯(lián)系。

多年來，他們一個在第59軍，一個在第77軍，彼此都曾試探對方、勸過對方“看清國民黨沒出路”，卻不敢挑明身份。

直到這天，兩塊“暗棋”終于在敵陣里認出了對方。

再往下就簡單多了，華東局社會部的朱林很快潛入徐州，與二人一起制定起義計劃。

消息層層傳開，他們開始悄悄做59軍軍長劉振三、副軍長孟紹濂等人的工作。

許多西北軍老部下本就對蔣介石的嫡系心懷怨氣，一聽說有路可走，反而順勢而下。

起義的時間定在1948年11月8日，地點選在徐州東北的賈汪。

越臨近這一天，馮治安那邊的監(jiān)視就越緊。

張克俠出門有跟，回營有人問，他的每一次會客都有人登記。

他必須在那天想辦法“從眼皮底下消失”，8日下午，他先假裝身體不適，躺在司令部里閉目休息。

趁換崗空當，他從側(cè)門繞出院子，登上一輛早就安排好的小車，幾乎是貼著徐州城外的鄉(xiāng)間小路，一路折騰繞圈才甩掉后面緊咬不放的跟蹤者。

抵達賈汪時，天已經(jīng)陰沉下來。

何基灃、孟紹濂等人早在那兒等他，和華東野戰(zhàn)軍前線指揮部的聯(lián)絡已然打通。

夜幕徹底落下去的時候，第59軍的兩個師、第77軍的一個半師，約兩萬三千多人，舉旗宣布起義，打開了徐州東北的缺口。

緊接著發(fā)生的事情，已寫進教科書：黃百韜第七兵團被徹底切斷退路，碾莊圩一戰(zhàn)全軍覆沒，十幾萬號人葬身魯南平原。

淮海戰(zhàn)役的天平，就在那一夜被重重撥向了人民解放軍一邊。

朱德后來評價這次起義，說它“對整個戰(zhàn)役部署產(chǎn)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使敵人原定計劃完全被打亂”。

而在徐州守備司令部的檔案里，這一夜空白得異常干凈。

賈汪起義之后，張克俠的身份在公眾視野里，只是“國民黨起義將領(lǐng)”。

他帶著整編后的部隊南下，投入渡江戰(zhàn)役、上海戰(zhàn)役。

1949年前后，第59軍與渤?？v隊合編為解放軍第33軍，他出任軍長，韓念龍擔任政委。

渡江那一仗，第33軍是先鋒之一。

4月下旬，他們在長江上架起火線，搶渡對岸后一路追擊，短短一天就消滅敵軍萬余，切斷大批敗兵的退路。

上海解放后，他又兼任淞滬警備區(qū)參謀長，負責接管城市防務。

但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的頭幾個月，“張克俠是共產(chǎn)黨員”這句話，仍然只存在于少數(shù)人的記憶里。

1950年初，周恩來在一次黨內(nèi)會議上談到干部安排時，提到張克俠，話音壓得很低：“這位在敵人營盤里潛伏了二十多年的同志，是不是也該名正言順地回到隊伍里來了？”

3月7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下發(fā)了一紙正式?jīng)Q定。

組織部的結(jié)論很明確：承認張克俠自1929年起的全部黨齡。

從那張入黨志愿書到這紙確認黨籍的決定，中間隔了整整二十一年。

他只是把紙折好，收進抽屜，像是完成了一件早該完成、卻拖了太久的事。

此后他脫下軍裝，轉(zhuǎn)任地方工作，先在華東軍政委員會主管農(nóng)林，后調(diào)北京任林業(yè)部副部長、中國林科院院長。

1955年，授銜時他已不在軍中，只領(lǐng)到一枚一級解放勛章，算是那段地下歲月的一種側(cè)面注腳。

有人問他，潛伏二十多年是種什么感覺。

他只淡淡地說，自己在上海入黨時，組織就提醒過：“當共產(chǎn)黨，要隨時準備掉腦袋?！蹦菚r候他以為這句話說的是刀槍、監(jiān)獄、刑場，沒想到自己真正要熬的，是漫長得看不見盡頭的等待，是在敵營里扮演別人，二十一年不許坦白的那種孤獨。

好多年以后，當別人用“傳奇”“諜戰(zhàn)”去形容他的經(jīng)歷時，他只擺擺手：

“我不過是按入黨那天的要求，把二十多年都當成在崗值班，現(xiàn)在回來了，也就是交個班?！?/strong>

這話聽起來輕描淡寫，卻正好說出了潛伏者命運最沉的一面有的人一生，確實就是為了等那一刻，能挺直腰板報上自己的真實名字，然后說一句：我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