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天，新疆迪化的街頭，風刮得像刀子一樣。

一個穿著灰呢軍服的人站在煤鋪前，一言不發(fā)地看著人群搶牛糞、搶木柴。

那會兒，街頭巷尾都在傳：“這個冬天，怕是要凍死人了。”

這人不是別人，是王震，剛剛隨部隊進疆，一身疲憊還沒卸。

可他心里最惦記的，不是政權交接，不是民族事務，而是眼前這些老百姓怎么熬過這個冬天。

這事兒說來簡單：沒煤。

可在新疆，煤不是沒，而是沒人挖。

新疆的煤礦那時候還沒開發(fā)起來。

地質(zhì)結構復雜，不是搭個棚子、挖個坑就行。

地質(zhì)專家一看圖紙就搖頭：“這地方，只能搭架子采煤，難度太大。”

王震聽完沒吭聲，回去一宿沒睡。

第二天一早拍桌子：“再難也得挖！守著煤山看百姓受凍，算怎么回事？”

他讓人查專家名單，找到了一個叫王恒升的。

誰知道這人不在機構里，在監(jiān)獄里——而且是死刑犯。

死因？“里通外國”。

聽到這兒，王震皺了眉。

再一查細節(jié)，發(fā)現(xiàn)這人是留學瑞士的地質(zhì)專家，抗戰(zhàn)時回國參與地礦工作，還救過幾個地下黨。

可因為戰(zhàn)時跟國外學者有學術通信，被當成“有問題的人”處理了。

那時候，類似的事不少。

全國范圍內(nèi)都在清查“歷史問題”，很多知識分子不是在審查中、就是在邊緣化中。

用人得看成分，做事得講立場。

但王震這時候壓根顧不上這些。

他直接去了監(jiān)獄。

夜里，監(jiān)獄長接到命令嚇了一跳，趕緊把王恒升叫出來。

王恒升一看是王震，還以為要執(zhí)行死刑。

站那兒一句話不敢說。

王震開口第一句就是：“你犯的什么罪？”

王恒升低聲回答：“里通外國。”

“你服嗎？”

“死不瞑目。”

王震盯著他看了幾秒，問：“你真懂開煤礦？”

“這是我干了一輩子的事。”他頓了頓，“我是想回來報國，不是來賣國的�！�

王震點點頭，沒多說。

當晚就讓人去查他的歷史、查通信內(nèi)容、查他提到救過的那幾個人是誰。

幾天后，中央回電，確認他說的都是真的。

于是就有了那一幕。

王震親自去牢房，把他帶出來，說：

“你當總指揮，我給你當副手。”

這在當時，真是讓人說不出話來。

一個死刑犯，一夜之間成了煤礦總指揮。

不是臨時工，也不是顧問，是實打?qū)嵉呢撠熑恕?/p>

王震不是說說而已。

他把調(diào)來的軍隊分批派到礦上，自己也住到了六道灣，搭帳篷、吃粗糧，天天盯現(xiàn)場。

有人喊累，他頭也不抬：“凍死的人喊不出聲。”

礦上人多，設備少，條件差。

王恒升帶著圖紙、架子、儀器，一點點摸索。

他不是那種只會動嘴的專家，穿著棉衣下礦井，拿著煤樣測含量，手上滿是煤粉。

四個月后，第一批煤從六道灣運出來。

黑黢黢一堆，碼在指揮部前的空地上。

王震蹲下身，抓起一塊，掰開看了看，輕輕點頭。

那時候，整個迪化已經(jīng)開始用上這批煤了。

取暖點冒煙了，街上的木柴價格也穩(wěn)了。

有人說：“這煤救了命。”

王恒升就此留在了新疆，成了煤炭工業(yè)的骨干。

后來又參與多個礦區(qū)建設，再沒戴過“死囚”的帽子。

而王震，也不是第一次這么用人。

他早年當旅長時，就跟賀龍要過一批青年學生，說“沒文化的軍隊打不了勝仗”。

在三五九旅，凡是高中畢業(yè)的青年兵，都會被安排去干文字、搞宣傳、教識字。

他一直把“能打仗還得能識字”當回事。

再后來，1957年反右開始，很多知識分子都倒了霉。

丁玲、艾青這些人，差點也被卷進去。

王震聽說后，想辦法把他們調(diào)到新疆兵團。

他沒說什么大道理，只一句：“讓他們干事去，別讓人整廢了。”

有人背后說他“護人護得太顯眼”，可他不在乎。

從那以后，丁玲在新疆寫書，艾青寫詩，活下來的人都記得是誰把他們留下的。

王震不是不懂政治。

他是明白得很，但也知道，有些事不能只靠“立場”來判斷。

1978年，華羅庚在國外病逝。

王震幾天都不說話，飯也吃不下。

有人勸他，他擺擺手：“老朋友了。”

這事后來再沒人提起王恒升是“有問題的人”。

他成了新疆煤炭系統(tǒng)的專家，參加各種會議、技術研討，公開身份從那以后就沒變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