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3日拂曉，文水縣云周西村的柏油路面還冒著夜雨留下的濕氣，村民老石拎著紙錢去劉胡蘭陵前祭掃，半路卻被貼在電線桿上的一紙公告驚得站住腳——“本月七日，在烈士陵前公審并槍決張全寶”。老石喃喃一句：“這回真有公道了?！比巳汉芸靽松蟻?，誰都想弄清這位“突然冒出來”的死刑犯究竟犯下了什么滔天罪行，又是怎樣躲過重重審查，在被釋放十個月后再度落網(wǎng)。

兩天前，萬泉縣縣長王沁聲剛剛把情況寫成報告，從運城發(fā)往北京西郊玉泉山。信件里，他把抓捕經(jīng)過和群眾情緒一口氣說明白，生怕遺漏一個細節(jié)。幾位隨信而去的照片里，張全寶雙手反綁、面色煞白，和他當年充滿戾氣的“大胡子連長”模樣判若兩人?？h長認為，這件事不僅關(guān)系一條人命，更關(guān)系新政權(quán)“寬以待俘、嚴懲劊子手”的根本政策，必須層報中央，請示如何處理。

要讀懂這封信，得從1947年的晉中說起。那年1月13日，小雪未融，閻錫山部的許德勝、呂德芳、張全寶等幾十名“勾子軍”包圍云周西村。十五歲的劉胡蘭躲進鄰家柴垛，仍被叛徒指認。張全寶提著馬刀走到廣場中央，厲聲喝問：“她是好人還是壞人？”一位老人回答“好人”，話音未落，張全寶掄刀嚇唬：“再說一句好話，就鍘了你！”頃刻間，六位群眾連同劉胡蘭被迫跪在鍘刀前。劉胡蘭回絕誘降，喊出“怕死不當共產(chǎn)黨”，隨后頭顱落地。目擊者多年后回憶，張全寶“笑得像閻王爺”。

這一刀，直接把張全寶釘在了百姓的“必報仇”名單上?？删驮趦赡旰筇瓚?zhàn)役收尾，他卻以俘虜身份被送進戰(zhàn)俘營。憑著拔胡須、改姓名的“障眼法”，又謊稱只是排級軍官，他順利混入華北軍區(qū)教導團接受改造，一年后獲釋。表面看，這不過是政策寬大；可事實上，他把組織的審查當成兒戲，把烈士的鮮血當成敲門磚，鉆了空子逃回運城。

1950年夏，他縮在衛(wèi)家巷六嬸家里，白天賣散煙，夜里剃胡茬、拔黑痣，努力磨掉“大胡子”的烙印。歌劇《劉胡蘭》在運城連演數(shù)場，他第一次走進戲院時，帽檐壓得低低，心口狂跳；可是發(fā)現(xiàn)劇本里主兇寫的是許德勝，心里頓時“落下一塊石頭”。那天散戲后，他居然哼著小調(diào)回家，自信“雨過天晴”。不得不說，他低估了群眾的記憶，也低估了自己手下兵痞的求生欲。

王連成原是他當年的文書上士，因別案坐牢，待決之中忽然靈機一動——若揭出張全寶，可否免一死？他向看守所寫下檢舉信：“張生昊即張全寶，殺劉胡蘭主謀?！边@張紙條像燎原之火，沿著公檢法系統(tǒng)層層上遞，三天后便壓在王沁聲案頭?？h長預判“不能打草驚蛇”，隨即調(diào)來二十名干警在衛(wèi)家巷蹲守。5月8日晚，張全寶從菜窖探出頭，剛想端碗吃飯，房門被撞開。干警還未來得及發(fā)問，他假裝配合，伸手去被褥里摸槍；動作剛起，就被扣住手腕。槍膛里已壓好子彈，擦肩而過的危險令在場所有人心里“發(fā)涼”。

審訊持續(xù)了五晝夜。起初他咬定“自己是排長”，又反咬許德勝“逼自己行兇”。卷宗擺上桌：受傷入院記錄、換銜提干命令、群眾證詞、烈士家屬口供……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張全寶再無話可說，只剩一句低沉的嘶吼：“我不服！”訊問員冷冷抬頭：“罪責并不因認不認而消失?！?月19日，案情成稿。王沁聲在給毛主席的信里寫下判詞：“此犯罪惡昭彰，民憤極大，擬請就地處決，以告慰烈士?！?/p>

信件在6月初被《人民日報》全文刊登，消息一夜之間傳遍晉中。接下來發(fā)生的一幕，堪稱那年山區(qū)里最壯觀的群眾運動：七個縣的代表、三十多所學校、上百個合作社，合計一萬余人自帶黑紗白花，抬著花圈趕往劉胡蘭陵園。公審會上，檢察員宣讀判決書時，沒有任何口號，只有密集的呼吸聲。宣判完畢，張全寶被押至刑場，鍘刀舊址旁，行刑槍聲響起。人群沒有鼓掌，沒有歡呼，只是靜靜地注視。幾位老人轉(zhuǎn)身走向陵前，把花圈放下，紙錢點燃，火苗啪地一聲直竄上去。

此后數(shù)月，運城和文水的街頭巷尾常能聽到兩句話：“劉胡蘭沒白犧牲”“法網(wǎng)總算收口”。對許多老百姓來說，這場遲到的正義不僅終結(jié)了“大胡子”的性命，也讓“寬大釋放”和“嚴懲反革命”的界限更加清晰——寬大是給迷途者的機會，不是給劊子手逃命的通行證。

在云周西村，劉胡蘭的兄弟姐妹大多參軍或參干。弟弟劉繼英、劉繼烈的名字，寫滿了家族對姐姐意志的傳承；二妹劉芳蘭后來當上軍醫(yī)，1966年還作為山西代表赴京觀禮；繼母胡文秀1950年入黨，干到縣常委，操勞終生。外界常說“英雄輩出”，其實更難得的是——普通農(nóng)家子弟、烈士家屬，在和平年代仍相信組織、堅守崗位。張全寶伏法后，云周西村記仇的人少了，修渠、種樹、辦合作社的勁頭反而更足。

值得一提的是，王連成因為立功而被改判三年有期徒刑，復查后徹底清白。他在釋放那天問起看守：“以后還能回村嗎？”對方回答：“只要你沒血債，哪兒都能去?！边@句平實的話，與其說是安慰，倒不如說是建國初期法治原則的縮影——區(qū)分罪與非罪，依靠事實而非標簽。

張全寶案件處理完，山西省公安廳整理出《典型戰(zhàn)犯審理手冊》發(fā)送各地，專門增加了“隱名埋姓”一章，提醒基層干警注意“外觀特征驟改”的逃亡者。正是這些看似枯燥的經(jīng)驗，總結(jié)出后來“凡有人必留痕”的偵緝原則，也讓無數(shù)潛伏的舊軍官無處容身。

現(xiàn)今距劉胡蘭犧牲已逾七十載，當年的槐樹長得枝繁葉茂，廣場旁新立的石碑刻著七位遇難者名字。偶爾有學齡孩子好奇：“張全寶是誰？”年長者通常只是擺擺手：“背叛百姓的人。”隨后把話題扯回到栽樹、修路、今年的麥子長勢。對他們而言，公案塵埃落定，村莊日常生活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歷史，早已寫在那塊石碑上，不會褪色，也不必反復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