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14日清晨六點，沈陽剛下過一場大雪，路燈映著白茫茫的街面。營口縣橋鎮(zhèn)公社和平大隊的辦公室里，陳錫聯(lián)正和縣里干部核對社教材料，電話鈴聲驟然刺耳。對方一句“快回來，政委不行了！”讓屋里瞬間安靜。

陳錫聯(lián)沒再多問，放下資料披上大衣就出門。那時執(zhí)行社教任務的干部都用化名，他的證件上寫著“陳池”，可這一刻，所有偽裝都顯得多余。幾個小時后，軍區(qū)的吉普在雪地里疾馳，他一路想著：賴傳珠到底怎樣了？

回到沈陽總院時，賴傳珠已出現(xiàn)嚴重黃疸，診斷為急性黃疸萎縮性肝炎。陳錫聯(lián)當即向總干部部、空軍醫(yī)院、北醫(yī)三院求援，十余名專家當晚抵沈。消毒燈下，賴傳珠睜開眼，低聲說了句：“老陳，工作別耽誤。”語氣依舊干脆。

陳、賴配合名聲在外，可真正的淵源要追溯到1959年8月。那年徐立清通知陳錫聯(lián)“去東北”，同年10月，陳抵沈陽上任司令員；政委一職由賴傳珠擔任。兩人年齡相近、打過的仗多、脾氣直爽，很快形成默契。

夜幕降臨后，兩位首長常沿軍區(qū)大院慢步，交流一天得失。幾個月下來，這種“散步碰頭”演變成班子例行制度。作訓、后勤、人保三位常委也跟著一起走，邊走邊議，決策效率甚至比白天會議高得多——這在軍區(qū)內部成了佳話。

兩人主持的第一次大動作，是1960年冬季大練兵。東北零下三十度，坦克營照樣爬雪坡。有人擔心凍壞裝備，賴傳珠一句“行軍打仗哪有暖氣”堵回去。結果整整一個冬天，沈陽軍區(qū)打出全軍第一的射擊合格率。

大練兵的同時，雷鋒的故事浮出水面。1962年初春，軍區(qū)召開共青團代表會議，雷鋒在臺上講完事跡，陳錫聯(lián)脫口而出：“這孩子跟我小時候像得很。”賴傳珠順勢指示：“職務要上調。”遺憾的是，提任命令還沒送到，雷鋒就因公犧牲。

為了把雷鋒精神固定下來，1963年1月軍區(qū)舉行“雷鋒班大會”。陳錫聯(lián)寫下“黨的好兒子”，賴傳珠落筆“永生的戰(zhàn)士”。正是這次大會，促成了毛主席3月的親筆題詞。沈陽街頭突然多了“向雷鋒同志學習”巨幅標語，老百姓至今記得那股氣勢。

然而在外人看來強悍的賴傳珠，身體其實早已透支。戰(zhàn)爭年代他負過三次重傷，解放后仍舊高負荷運轉。不到五十歲就患慢性肝病，醫(yī)生多次建議休養(yǎng)，他從未真正停下。1965年12月初，他主持軍區(qū)擴大會議，一口氣講了六小時。

14日會議結束，他手指微抖，卻堅持批閱文件。當天夜里病情急轉直下，才有了那通電話。專家趕到后采取綜合治療，肝功能指數(shù)仍雪崩式下降。陳錫聯(lián)日夜守在病房，協(xié)調用藥，用他的話說，“能試的辦法都試了”。

12月24日凌晨一點三十分，監(jiān)護儀的曲線歸零。55歲的賴傳珠離開了他掛念的崗位。陳錫聯(lián)當場沉默許久，對值班護士只說了四個字：“安排后事?！彪S后他給軍委拍電報，報告政委病逝時間、搶救經(jīng)過及善后建議。

27日，沈陽舉行公祭。2500多人在零下二十度的寒風里靜立，悼詞短而克制，但氣氛凝重。公祭完畢，骨灰由專機送抵北京。周總理、鄧公、葉帥等親赴機場迎靈，場面肅穆，無旁白。

軍委唁電肯定了“陳賴組合”對沈陽軍區(qū)政治工作的獨特貢獻。那封電文內部流傳甚廣，干部們議論最多的，是“用兵在陳，凝心在賴”這八個字。賴傳珠走后，軍區(qū)沒有再設政委，陳錫聯(lián)暫時兼管政治口，手頭事務驟增。

忙碌并未打亂原先的散步制度。幾位常委照舊飯后繞大院，談到關鍵之處，陳錫聯(lián)常抬頭望天，半晌才下結論。有人揣測那是想起老搭檔，事實如何沒人點破。直到1973年陳錫聯(lián)離任，這一晚間散步才算畫上句號。

賴傳珠的骨灰最終安放在八寶山。十多年后，軍區(qū)禮堂的一面墻上仍掛著那句“永生的戰(zhàn)士、光輝的榜樣”。年長的干部每次經(jīng)過，都下意識放慢腳步。記憶里的12月大雪、那通急促的電話、病房里昏黃的燈光，也隨之浮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