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這句話乍一聽好像是句廢話，誰不認自己是誰？

但是轉(zhuǎn)過頭來看一看歐洲就明白了，一些語言和文化差異可能遠小于我國南北方的地方，在歐洲卻是作為獨立主權(quán)國家而存在的。

中國民族眾多，各地方的方言迥異，南方一些省份的地方甚至隔了一個鎮(zhèn)講的話就不一樣了，可奇怪的是，無論說哪種方言的人，都會毫不猶豫地告訴你：我是中國人。

這便引出了一個讓許多外國朋友感到困惑的問題：為什么在幅員遼闊、文化多樣的中國，人們對“中國人”這一身份的認同如此牢固和普遍？

要理解這個問題，不能只看現(xiàn)在，得把目光投向幾千年的歷史長河。

中國的首次統(tǒng)一起點并非秦始皇的千軍萬馬，而是一種更早、更深層的觀念——“大一統(tǒng)”思想的萌芽。

早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時期，“天下”的概念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

周天子被認為是“天之元子”，代表天統(tǒng)治著“溥天之下”的土地和人民。

這種將世界視為一個整體、需要一個中心來統(tǒng)領(lǐng)的觀念，像一顆種子埋在了中國文化的土壤里。

后來儒家學(xué)者更明確地提出“大一統(tǒng)”，認為這是“天地之常經(jīng)，古今之通誼”。

老百姓在經(jīng)歷了春秋戰(zhàn)國數(shù)百年的戰(zhàn)亂后，也深深渴望“定于一”的安定生活。

后來秦完成了統(tǒng)一中國的偉業(yè)，秦朝雖然短命，但它打下的制度框架影響深遠，因為它確立了一個觀念：天下可以是一個整體，而且這個整體應(yīng)該由一個中心來治理。

后來漢朝接棒，把這套理念用儒學(xué)包裝起來，變成了一套有道德支撐的政治秩序。

這個時候，“中國”不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是一種文明秩序的代名詞。

誰掌握了這套秩序，誰就代表“中國”。

哪怕你原本是邊疆部族，只要接受這套規(guī)則，推行禮樂制度，尊孔讀經(jīng)，那你也可以是正統(tǒng)。

反過來，如果你占據(jù)中原卻不施仁政，不守禮法，那就算你坐了龍椅，也被視為“僭偽”。

這種邏輯，在歷史上反復(fù)上演。

五胡亂華時期，匈奴、鮮卑、羯、氐、羌這些族群紛紛入主中原，但他們沒有試圖另立新國，而是爭相宣稱自己繼承了華夏正統(tǒng)。

北魏孝文帝甚至主動漢化，遷都洛陽，改姓元氏，穿漢服，說漢語，目的就是要證明自己才是真正的“中國”。

到了唐朝，出身關(guān)隴集團的李唐皇室本身就有鮮卑血統(tǒng)，但沒人質(zhì)疑他們是中國人，因為他們在文化上完全融入了中原體系。

宋朝雖然軍事上弱勢，但在文化輸出上極強，周邊的遼、金、西夏、高麗、日本都以學(xué)習(xí)宋朝制度為榮。

哪怕打仗打得你死我活，文化上還是認這個“中國”的招牌。

元朝和清朝更是典型，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雖然一開始對漢人實行等級制度，但很快就開始修史、開科舉、設(shè)行省，試圖把自己納入中國王朝的譜系里。

清朝就更不用說了，滿清入關(guān)后迅速接管了明朝的官僚體系，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個個熟讀四書五經(jīng)，親自批注經(jīng)典，還組織編纂《四庫全書》。

他們不是在消滅中國文化，而是在爭奪對“中國”解釋權(quán)的主導(dǎo)地位。

正因為如此，滿清滅亡后，民國和后來的新中國也都沒有把清朝視為外來政權(quán)，而是將其納入中國歷史的正統(tǒng)序列之中。

這種包容性，在世界其他文明里，尤其是歐洲，極為罕見。

歐洲為什么做不到這一點？根本原因在于他們的政治邏輯不一樣。

歐洲自羅馬帝國分裂后，再也沒有出現(xiàn)過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tǒng)政權(quán)，中世紀的神圣羅馬帝國名不副實，教皇和國王互相掣足，各地領(lǐng)主各自為政。

到了近代，歐洲民族國家興起，語言、宗教、歷史記憶成了劃分“我們”和“他們”的主要標準。

法國人之所以是法國人，是因為說法語、信天主教、經(jīng)歷過大革命；德國人之所以是德國人，是因為說德語、有共同的日耳曼傳統(tǒng)。

一旦這些要素出現(xiàn)差異，認同感就容易斷裂。

比如比利時，北部講荷蘭語，南部講法語，兩邊在文化、經(jīng)濟、政治上長期對立，差點就分家了。

再比如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有自己的語言和歷史敘事，一直鬧獨立。

這些在歐洲被視為正?，F(xiàn)象，但在中國人看來就有點不可思議，不都是一個國家，至于嗎？

中國人之所以會這么想，是我們不以語言、血緣、地域作為首要標準，而是看是否認同這套文明秩序。

廣東人講粵語，福建人講閩南話，新疆人講維吾爾語，但只要接受國家法律、尊重歷史文化、參與公共生活，就是中國人。

這種認同不是排他的，而是開放的、動態(tài)的。

你今天可能來自邊疆，明天通過科舉進入中央，后天你的后代就成了“中原士族”，這種流動性，讓“中國人”的身份具有極強的吸納能力。

歷史上，多少游牧民族、山地部落、海外移民，最終都融入了這個共同體，不是因為他們被同化了，而是因為他們主動選擇了加入這個文明體系。

現(xiàn)代中國也延續(xù)了這一傳統(tǒng)，我國憲法明確規(guī)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數(shù)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qū)域自治。

這種制度設(shè)計既保障了國家統(tǒng)一，又尊重了地方特色。

所以你去云南，能看到傣族潑水節(jié)熱熱鬧鬧；去內(nèi)蒙古，能聽到蒙古長調(diào)悠揚婉轉(zhuǎn)；去西藏，寺廟香火不斷，信眾虔誠。

這些都不是“被允許”的文化表演，而是真實存在的生活方式。

西方一些人總喜歡用他們的民族國家模型來套中國，結(jié)果越套越糊涂。

因為他們不明白，中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文明型國家”。

我們的國家認同，建立在五千年的文明積淀之上，而不是近兩百年的民族建構(gòu)之上。所以我們可以包容差異，可以在多元中求統(tǒng)一，可以在變化中守根本。

這種模式或許不適合所有國家，但對中國來說，它是歷史的選擇，也是現(xiàn)實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