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雍正剛上位，朝堂還沒完全穩(wěn)下來，財政卻已經捉襟見肘。

庫銀一空，連邊疆軍餉都發(fā)不出。

眼看青海叛亂越燒越烈，朝廷不得不打開一道老門路——捐納。

也就是允許花錢買官。

說起來，這制度在清朝早就有了，尤其康熙晚年，更是被頻繁啟用。

可這一回不一樣，那年頭物價雖低，但要捐個五品實缺官職，得拿出上萬兩白銀。

真金白銀，不帶討價還價的。

這時，江蘇徐州大沙河鎮(zhèn)的李宗靖，做了個讓鄉(xiāng)親們都看不懂的決定。

他把家底幾乎全砸了出去，給自己不成器的兒子李衛(wèi)，買了個兵部員外郎的職銜。

那會兒，李衛(wèi)已經三十歲了，年紀不小，也沒正經干過什么事兒。

讀書讀不進去，整天跟一幫紈绔混在一起，鄉(xiāng)里都說他根本不是當官的料。

李宗靖也不是沒想過科舉，可兒子連秀才都考不上，再想靠考試走仕途，基本沒戲。

所以這場“買官”，其實更像是一場無奈的豪賭——賭兒子哪怕占個官位，也能收斂些。

可誰知道，這一捐，捐出了個雍正朝最敢辦事、最不好惹、也最讓人頭疼的大員。

兵部員外郎，說白了是個閑職。

尤其對李衛(wèi)這種沒靠科舉進來的，更沒人太當回事。

他自己也知道這個位置沒什么實權，便開始找機會往實缺崗位上靠。

戶部那邊正缺人，他托關系調了過去，管起了銀庫。

戶部是京官重地，尤其這幾年財政緊張，誰管錢誰就得罪人。

可李衛(wèi)一點不含糊。

他那時候能力還沒完全顯露出來，倒是“敢”字先擺出來了。

一次，某位親王手下非要在白銀交接中加收“庫平銀”——每千兩多收十兩，說是“規(guī)矩”。

李衛(wèi)不答應，親王那邊壓他。

他不吭聲，直接把銀柜抬到大堂前，貼上條子：“某親王盈余”。

在場人都傻了。

親王面子掛不住，這事兒最后不了了之。

可李衛(wèi)卻因此被四阿哥胤禛注意到了。

雍正登基后，財政成了頭等難題。

云南一地鹽政虧空就達十一萬九千兩，收不上來錢，連朝廷運作都困難。

這時候，十三阿哥允祥拍板：“有個叫李衛(wèi)的，能干事，不怕事。”

李衛(wèi)就這么被派去云南，當了個驛鹽道。

官職不高，但實權極重。

他一到云南，先整治官吏，查賬、清倉、審人，搞得整個鹽務系統(tǒng)雞飛狗跳。

八個月不到，虧空追回來了，還多收了三萬兩。

雍正聽了報告，直接拍桌子：“別人都說查鹽是燙手山芋，怎么到他那兒就這么利落？”

沒過多久，李衛(wèi)被調去浙江。

浙江鹽務問題更復雜，沿海走私嚴重，地方豪強和部分官員勾結成網(wǎng)，誰動都得掂量后果。

李衛(wèi)沒急著出手。

他先裝模作樣，跟幾位大鹽商“喝了幾頓酒”，放出風來：“浙江這鹽務，還得靠你們這些老哥兒?！?/p>

豪強們松了口氣，以為這新官也就那樣。

可不到半個月，李衛(wèi)一紙調令，查抄三家大鹽商，連帶幾位地方官，整整清了兩船賬本押回杭州。

后面幾個月，整個江浙鹽業(yè)被他翻了個底朝天。

這事兒之后，雍正正式任命他為浙江巡撫。

有人說，李衛(wèi)這人有兩面：查鹽的時候雷厲風行，地方治理時卻也能顧民生。

他主政浙江時，重修西湖、治理海塘、開墾荒地、推行攤丁入畝。

鹽稅上去了，百姓負擔卻輕了不少。

可他也不是個讓人好相與的官。

在浙江任上，他兩個堂弟在老家作威作福，他親自下令抓來，關了一年。

有人勸他：“那又不是犯法，至于嗎？”他回話：“沒犯法是運氣，沒收拾是我失職。”

這話后來傳開了，百姓都說這巡撫“脾氣大 但不糊弄事”。

不過他在官場上的人緣確實不怎么樣。

跟田文鏡、鄂爾泰都鬧過不快。

田文鏡私下跟雍正說他“粗俗無禮、難堪大任”。

雍正笑了一聲：“粗俗之人，未必不能管俗事。”

后來田文鏡送吊唁禮去李衛(wèi)家，李衛(wèi)讓人把禮單扔進豬圈，說：“我娘雖亡，不喝你們小人的水。”

那以后，田文鏡再也沒提過李衛(wèi)的不是。

可李衛(wèi)也不是沒脆弱的時候。

雍正去世那年，他是真的哭暈在靈前。

醒過來之后，跟身邊人說：“我這一生，結怨太多，靠山卻只有一個。

如今他走了，我也不知道該怎么辦了。”

乾隆繼位后，沒讓他閑著。

繼續(xù)讓他留任直隸總督。1738年，李衛(wèi)病重，乾隆親派御醫(yī)診治，還是沒能救回來。

皇帝下旨厚葬，賜謚“敏達”，入賢良祠。

那年冬天，直隸總督署門前，百姓自發(fā)前來送行。

沒有吹打，也沒人喊口號。

有人在門口掛了一塊白布，上面寫著：“李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