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魯迅先生仍在世，面對南京博物院的事件，他大概率會以一貫的冷峻與辛辣，寫出如下風(fēng)格的評說。

南京博物院的事，近來鬧得沸沸揚揚。有人捐畫，有人收畫，有人賣畫，有人買畫，最后只剩一個“顧客”的名字，仿佛這畫不是賣給人，是賣給空氣。

龐氏后人當(dāng)年把一百三十七件古畫捐給博物院，說是“為國家”，為“保存文化”。博物院便收下了，也便“保存”了。只是這“保存”二字，如今看來，竟有兩種寫法：一種是放在玻璃柜里，供人瞻仰；一種是放在發(fā)票上，寫個“顧客”，供人猜測。

仇英的《江南春》，六千八百元賣給“顧客”，后來在拍賣會上，說是要值八千八百萬。翻了一萬多倍。

這價錢的漲落，倒也不稀奇，稀奇的是那買畫的人，竟連個姓名也沒有。尋常百姓買一碗餛飩，尚且要在小票上印個“顧客”，而一幅可能出自名家之手的古畫，竟也只配這兩個字。我于是想：這世上本沒有“顧客”，買的人多了，便有了“姓顧名客”的說法。

博物院說，這畫是“偽作”，故按規(guī)定處置。這話聽來堂皇，仿佛只要一貼“偽作”的標(biāo)簽，便可以心安理得地變賣。只是我向來疑心：這“偽作”二字，究竟是專家的判斷，還是某些人的護身符？

文物本無真假，人心卻有。人心一偏，真跡也能成“偽作”；人心一正，“偽作”也可存其史。龐萊臣是何等人物？他收的“偽作”，怕也比尋常人家的真跡更有分量。博物院本是存史之地，不是典當(dāng)行，更不是舊貨鋪，見著稍有疑義，便急著出手，這倒像是怕它占了地方，又或是怕它日后翻案，打了某些人的臉。

龐氏后人當(dāng)年捐贈的一百三十七件古畫中，五幅不見了。其中，和《江南春》同時捐贈、亦是同時被判為“偽作”的，還有那幅《雙馬圖》。而《雙馬圖》，十多年前便以二百三十萬的價錢拍出，軸上鈐印分明是龐家舊物。我原以為，博物院處置文物，總要留個明白賬，誰經(jīng)手，誰批準(zhǔn)，誰買去，總要寫在紙上。誰知現(xiàn)實比戲文更簡潔：紙上只寫“顧客”，其余一概“無可奉告”。

專家一開口，真跡變偽作；拍賣槌一落，偽作又成真跡。如此反復(fù)，倒像是在演一出“真假莫辨”的戲。

實則從文物學(xué)的角度看，“一百年以上”的實物，因其承載了漫長時段的歷史信息，往往更容易被納入文物范疇。而所謂“贗品”，也斷不可簡單等同于“毫無價值”。若一件仿品本身具備一定的歷史、藝術(shù)或工藝價值，或是能反映特定歷史時期的工藝水平與審美風(fēng)尚，那么它同樣可被視為具有文物價值的物品，甚至直接作為文物予以收藏研究。龐萊臣所藏的“偽作”，多是同時代的高仿精品，本就藏著不可替代的歷史信息，怎容這般草率處置？

博物院的墻上，寫著“守護文化遺產(chǎn)”，抽屜里卻放著一張只寫“顧客”的發(fā)票。守護的是哪一部分文化，我是看不大懂了。或者，他們守護的是一種“從來如此”的習(xí)慣：向來如此處置，向來如此解釋，向來如此說“合理合規(guī)”。

最可怕的，不是文物丟了，而是丟了之后，還能振振有詞地說“按程序辦事”。程序成了遮羞布，責(zé)任便都躲在布后面。有人把古畫當(dāng)歷史，有人把古畫當(dāng)鈔票，后者往往更有行動力。

龐氏后人捐畫，原是信博物院。如今看來，這信字，怕是要改寫了。捐贈時說“感謝”，鑒定時說“偽作”，變賣時說“合規(guī)”，一切都是“按程序”。為什么總覺得哪里不對？

我于是想起一句舊話：“從來如此，便對么？”文物從來如此處置，便對么？程序從來如此走，便對么？若凡事都以“顧客”二字模糊，以“偽作”二字搪塞，久而久之，誰還肯把東西交給博物院？誰還肯相信“守護文化”這四個字？

公眾的信任，是博物院的基礎(chǔ)。這基礎(chǔ)，如今被“顧客”二字撕了個口子。博物院的牌子，本是木頭做的，倒也還結(jié)實，只是經(jīng)不住這般來回摩擦。

我并非要替哪一方喊冤，只是覺得：文化這東西，本就脆弱，經(jīng)不得太多的算計。算計多了，便只剩銅臭。銅臭多了，便再難聞到墨香。

愿這樁“顧客”購畫的公案，能讓某些人醒醒。否則，博物院倒真要成了“文物中轉(zhuǎn)站”：進來時是捐贈，出去時是“顧客”，中間那一段，便只好由歷史去猜了。

（說明：以上為模仿魯迅雜文風(fēng)格的虛構(gòu)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