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其驤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前輩學者之一。最近幾年，每當長夜難眠之時，常會回想起譚先生生前面對我放懷暢談的情景。復旦大學為隆重紀念譚公百年誕辰，決定舉辦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我很想?yún)⒓舆@次盛會，無奈年邁腿軟，且有腦供血不足之癥，步履不穩(wěn)，實在不敢由京奔滬，深感遺憾。

現(xiàn)就記憶所及，略談我對譚先生學術(shù)造詣的體會。凡葛著譚傳已經(jīng)談過的，包括有關(guān)歷史地理學的成果，不再復述。

上世紀50年代，復旦歷史系各位教授的分工，自秦漢至隋唐五代一大段，都由譚先生主講，我的學習興趣也在這一段，因而遇到一些不易懂的史籍記載，常向他請教。一般情況下，他都能當即為我解惑。有時候他不惜花費精力查閱有關(guān)典籍，然后才告訴我。1989年7月，我讀《南史·蕭紀傳》,對其中所云：“西通資陵、吐谷渾”之資陵，不知今在何處，曾以電話問過周一良先生，周先生說《通鑒》引《南史》這一段，胡三省未加注，他也無從考知。我沒有考慮譚先生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而且?guī)啄昵澳X血管已經(jīng)得過大病，還是按照老習慣，向他請教。不久收到他7月31日寫的復信，這封信的第一頁云：“承詢《蕭紀傳》中之資陵今在何處，為之翻檢了兩三天，竟無法做出肯定的答復，只得交白卷。姑妄自推度，既曰西通資陵吐谷渾，則其地必不指成都東南之資中，應介在蜀與吐谷渾之間。按其時自蜀西通吐谷渾，中間有黨項、宕昌、鄧至及仇池楊氏之地，但遍查諸傳，無一語涉及資陵者，唯武都有資水出紫泥，著于《寰宇紀方輿勝覽》,資紫又有別，未可據(jù)以為資陵即紫水所出也。”我看了信后，深為不安，懊悔為了這么一個地名，使這位有病的長者勞累了幾天。

1952年春，華東教育部決定于暑假期間舉辦“干部升大學速成預備班”,請譚先生于兩個月內(nèi)編寫一本中國古代史教材。譚先生知道我過去曾在錢穆先生指導下讀過一些宋明理學及近三百年學術(shù)方面的書，拉我撰寫這方面的章節(jié)，其他全部由他自己承擔。講義定稿后，譚先生親自去講課。我因參加思想改造學習，沒有去講授。“文革”后，我遇見一位當年聽課的學員，據(jù)他說，當時大家對譚先生講課都很滿意。

中國歷史大辭典總編委，最初由鄭天挺、翁獨健二位先生主持。當時討論、確定了各卷的條目和體例。譚公因有編寫《辭?！返慕?jīng)驗，提了不少重要的建議。不久，鄭、翁二老先后去世，轉(zhuǎn)入審稿階段的總編委工作，由譚先生主持。每次審稿，譚公不但從不請假缺席，而且總是在會前細心審閱撰稿人的送審稿。開會時，譚公往往能提出許多令人信服的修改意見。我作為編委之一，每次參加審稿會，細聽譚公的發(fā)言，覺得他之所以能提出中肯的意見，是由于他對歷朝歷代的政治制度、經(jīng)濟制度和軍事制度等的演變情況都很熟悉，有廣泛的知識。

作為一位愛國的歷史地理專家，譚公非常重視對歷代邊疆的考訂，外交部也很倚重于他，尊重他的意見。他很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多走一些地方，睜大眼睛看一看祖國的大好河山原野。那次歷史大辭典在太原召開審稿會，會議組織者梁寒冰同志，作為山西籍的高級干部，安排大家游覽五臺山，我對譚公說：“您這次出席會議，成為大家的重點保護人物，上五臺山要一步一步踏石階，是很困難的。”我的意思是他最好直接去大同，可是他堅持和大家一同上了山，并在山上住了一夜。第二天午飯后乘火車去大同，一上火車，我就閉上眼睛睡午覺，譚公卻一直睜著眼睛朝外看，還把我推醒，大聲說：“漢朝和匈奴大戰(zhàn)的戰(zhàn)場快到了!”顯然，他把白天坐火車視作觀察地貌及沿途風光、歷史遺跡的好機會，所以決不閉著眼睛休息。

來源：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編：《譚其驤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