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公法史：

帝國公法學與警察學（1600—1800）

作者：[德]米歇爾·施托萊斯

出版時間：2025年10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公法作為德意志帝國大學獨立且具有自我意識的學科，其教學大約從1600年起并列于傳統(tǒng)的私法、教會法和采邑法教學領域。某些法律問題從此常常被標為公法問題（Quaestiones iuris publici），并產生了公法論辯文和博士論文，隨后很快就出現(xiàn)了帶有標準題目即羅馬 - 日耳曼帝國公法（Ius Publicum Imperii Romano-Germanici）的教科書，按照今天的術語也就是國家法（Staatsrecht）或憲法法（Verfassungsrecht）教科書。與此同時，相應的教席、職位以及課程名稱也流行起來了。

這一進程時值13至16世紀的法律生活羅馬化，即所謂羅馬法繼受（Rezeption）已廣泛結束的時期。因此，對于公法形成的傳統(tǒng)觀點宣稱，公法是在羅馬法繼受結束后，在帝國憲制法和領地憲制法新的法律淵源基礎上，作為實證法專業(yè)從私法那里“被解放”出來，從此作為一種廣泛脫離了羅馬法的專門材料被普遍推行。因而，在17、18世紀，公法中的羅馬法殘余被批評為落后標記，而挖掘和使用獨立的公法法律文獻則被稱贊為進步。

對那些在近代國家形成進程中被認為是不充分的古老法律秩序來說，這種“解放”觀點是否公正看待其復雜的交疊與滲透過程，這倒是很成問題的。

“解放”觀點的必然假設條件是，羅馬法作為整體即連同它的“公法”條文一起被繼受。這種假設已經出現(xiàn)問題了。它在過去就一直有爭議，但又絕非毫無根據(jù)，因為正是由于這個假設而決定了法源學的一個重要方向。一些人主張羅馬法是被全部（in complexu）繼受，單獨的公法條文充其量被認為是不可適用而已，而另一些人則否認那些被認為不可適用的條文存在被繼受，并認為單獨的條文必須經過實踐才能被繼受。托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1655—1728）在1717年就因此斷然宣稱，羅馬的國家法“根本不屬于外來法的繼受部分”。薩維尼（Savigny）也贊同其觀點，他后來斷定，“只有羅馬人的私法才成為我們法律現(xiàn)狀的一部分”。這是一種令人驚訝的斷定，因為薩維尼完全知道，即使在18世紀晚期，人們仍在為爭取羅馬法在公法中的效力而努力。

因此，19世紀大多數(shù)著者也因這一點而背離了薩維尼。人們一致認為，羅馬法繼受在原則上是繼受了“全部的”羅馬法，不能說只是繼受了私法。大家認為羅馬法繼受也存在一些包含有公法的材料。由于這些材料的不同結構，由于時間變化（varietas temporum），它們幾乎不能適用于繼受時期的時代關系，因此應該是悄然地喪失了意義。這種歷史解釋也大概符合19世紀的憲制狀況，在這種狀況下，羅馬法在內容上已經不再起作用了。它已經“沉沒了”，也不再被考慮為憲制法問題的輔助性法源。人們由此可以作一個從19世紀追溯至16世紀的對比：在這兩個時期，獨特的德意志憲制法取代了歷史上變?yōu)檫^時的羅馬國家法，以至于直到法典編纂標志其結束為止，作為羅馬法的適用領域也就只剩下私法了。

與此同時，人們也不能漠視現(xiàn)代國家的形成與羅馬法之間的內在關系。拉班德（Paul Laband）斷言，專制主義利用羅馬法夯實其統(tǒng)治主張。他甚至竟敢聲稱：“專制國家的發(fā)展與羅馬法繼受在德國是一脈相承的同一進程?！崩嗟碌姆磳φ呋鶢柨耍∣tto von Gierke）也同樣談論起“專制國家思想的聯(lián)邦共同體與羅馬法”。這當中有可能順便把羅馬法譴責為警察國家進行集權壓迫的手段，而這種可能性對基爾克來說也并非不合時宜。相比而言，拉班德更強烈關注以下歷史發(fā)展進程，即羅馬法首先進入到領地的“行政”中，受過羅馬法教育的法學家們締造了“現(xiàn)代國家”。

不僅由此所拋出的問題之意義，而且顯露出的自相矛盾都本該啟發(fā)進一步的研究。不但如此，隨著民法典生效而使羅馬法最終被歷史化，這也本該釋放出法史能量，從而可以追問羅馬法繼受與公法形成之間的連接。即便日耳曼法學者好心好意地把公法視為早就從羅馬法腐朽的監(jiān)護下被解放出來的領域，但是往此方向的研究卻鮮有發(fā)生。

用全新的視角看待這個問題，其動因來自外部關系的壓力，具體而言是來自研究近代私法史的羅馬法學者的壓力?？粕晨藸枺↘oschaker）和維亞克爾（Wieacker）的著作對羅馬法繼受的全新解釋作出了卓越貢獻，他們的著作形成于納粹時期。當時作為大學專業(yè)的羅馬法已陷入巨大危機，并且還面臨著被完全取締的危險。

只要羅馬法學者沒有像大批人那樣被迫移民，那么他們就會發(fā)展出特別的辯護策略。首先，他們比以前更加明確地強調羅馬法對歐洲思想史的文化意義。

接著，他們試圖——實際上完全有理由——糾正被納粹黨綱第十九條（“我們要求用德意志共同法取代為唯物主義世界秩序服務的羅馬法”）所破壞的羅馬法形象。為了服務于此，他們求諸羅馬風俗（祖先習俗［mos maiorum］）、所有與共同福祉相關的法律實施、羅馬的國家觀念、羅馬的捍衛(wèi)和征服意志，當然還指出了羅馬人的種族意識。中肯的歷史見解與通過模仿或強調納粹的路線忠誠而暗中危及專業(yè)的企圖，在這個問題上形成了罕見的混雜。

然而，只要涉及對羅馬法繼受的評價，這些辯護策略也相對無用了。張伯倫（Houston Steward Chamberlain）和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曾使以下看法流行起來，即認為所繼受的不是古典時期“良好”的羅馬法，而是墮落時期在貝魯特和君士坦丁堡一些學院所傳授的“被猶太化”的法律。與此相比，只有以下更為細微的辯護才有所幫助，即15世紀的羅馬法繼受實際上并不意味著在內容上受到過多大影響，而（只是）意味著思維風格的變化而已。在法律制度中，它對在近代進程中本來就存在的法學家階層的科學化和職業(yè)化產生了影響。因此，所接受的——這一信息必須被如此理解——不是個人主義 - 唯物主義內容，而（只是）羅馬法律思維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唯科學主義精髓。

納粹倒臺以后，當這些受時代限制的論證辯護意圖落空時，那種對羅馬法繼受進行新解釋的科學認識價值才能得到公正評價。人們很快就一致認為，利用關鍵詞“科學化”會比以前更為恰當?shù)乩斫鈿v史發(fā)展進程，專業(yè)精英們與其說是在傳授法律內容，毋寧說是在傳授方法，而這些方法傳授助推了現(xiàn)代領地國家權力集中的趨勢。此外，維亞克爾在1944年寫道，“現(xiàn)代國家和羅馬法相互勃發(fā)”，沒有羅馬法繼受，“現(xiàn)代國家及其社會任務的實現(xiàn)都是不可想象的”。這時拉班德的論點在其他外部條件下又重獲人們的欽佩。

從此，人們對羅馬法與近代公法形成之間關系的看法也變動不居。自從人們的主要興趣轉移到新專業(yè)精英的形成和法律生活科學化以后，羅馬法對16至18世紀公法的影響——盡管這兩門學科之間有不可忽略的距離——是顯而易見的，而這些公法領域比迄今為止所想象的還要顯著得多。羅馬法與公法之間直至19世紀有何種緊密的聯(lián)系和交流關系，現(xiàn)在才變得一清二楚。

（以上節(jié)選自《德國公法史：帝國公法學與警察學（1600—1800）》）

德國公法史：

帝國公法學與警察學（1600—1800）

作者：[德]米歇爾·施托萊斯

出版時間：2025年10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德國公法史：

國家法學說與行政學（1800—1914）

作者：[德]米歇爾·施托萊斯

出版時間：2021年7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作者簡介：

米歇爾·施托萊斯（Michael Stolleis，1941—2021），德國法學家、公法史學家。1974—2006年任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公法教授，1991—2009年任馬克斯·普朗克歐洲法律史研究所所長。研究領域為近現(xiàn)代公法史。1991年獲德國萊布尼茨獎，2000年獲國際巴爾贊獎，2014年獲德國科學與藝術功勛勛章，2015年獲德國聯(lián)邦星級大十字勛章。主要代表作為四卷本《德國公法史》（17世紀—20世紀）。

《德國公法史：帝國公法學與警察學（1600—1800）》內容簡介：

本書追溯了國家法和行政法學說伴隨并幫助塑造現(xiàn)代早期國家發(fā)展的曲折道路。

本卷所論述的核心問題是羅馬法對現(xiàn)代早期國家的意義，以及“政治”學說的歷史和“良政”學說的發(fā)展。作者將宗教斗爭時期、巴洛克時期和啟蒙時期這兩百年的歷史，以全景的方式展示給讀者。

《德國公法史：國家法學說與行政學（1800—1914）》內容簡介：

德國公法的發(fā)展起伏跌宕，諸如維也納會議、德意志各邦國的憲法運動、1848—1849年革命、二次復辟、北德意志邦聯(lián)以及1871年德意志帝國的成立，都在這段歷史時期內接連上演。

作者對1800至1914年間活躍的眾多學者、政治家以及公法學界內部的學術爭鳴做出了執(zhí)中的評判，并對君主制原則、主權、大臣責任制、法治國等公法核心概念進行了清晰細致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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