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龐叔令在蘇州的老宅當中翻找舊的物品的時候，他的手指碰到了1959年南京博物院那封感謝信的邊緣，此時他突然笑了起來。信的開頭印著江蘇省博物館，那時候南京博物院還叫這個名稱。信上工整地寫著收到虛齋舊藏古畫一百十五件，可是附頁清單上清晰地列著137件的明細。這樣的數(shù)字游戲，如同歷史和老收藏家所開的玩笑一樣。

我認為最值得去仔細思考的是感謝信之中所提及的承諾：我們一定會認真妥善地保存好這批古畫。當年由南京博物院所派遣而來的人員鄭山尊，借助這樣的話語成功打動了龐增和，使得龐增和捐出了祖?zhèn)魉洳氐奈锲?。但是又有誰能夠預料到，其中的兩幅畫在之后會引發(fā)持續(xù)長達半個世紀的糾紛？在1963年的時候徐沄秋借走了吳鎮(zhèn)的《松泉圖》，聲稱展覽三個月之后就會歸還，結果一直到1988年進行打官司的時候，龐增和才在法庭之上聽到南京博物院方面的說法：借據(jù)丟失了這幅畫算作是征集而來的，我們會補償給你兩萬六。

記得有卷宗記載，龐增和在法庭上不斷說著：我要是圖取錢財，1959年為什么要無償捐贈一百多件？這句話比任何辯護的言辭都更讓人內心感到不愉快。更為荒謬的是，同樣是這批畫作，1978年南京博物院的一級藏品簡目中，吳歷的山水冊登記的捐贈人竟然是南京的藏家陶白。后來當時擔任院長的徐湖平向法院進行解釋：是老院長姚遷讓這樣書寫登記的。可是姚遷在1984年已經(jīng)自殺了，成為了無法對證的情況。

2014年虛齋名畫合璧展邀請龐叔令坐在頭排，這樣來看，簡直就是歷史的反諷。她接過策展人龐鷗編寫的畫冊，發(fā)現(xiàn)其中的專論里寫到龐家后人衰敗到靠出售畫作來維持生活?，F(xiàn)場有一位自稱是龐贊臣曾外孫女的徐鶯，和記者很健談地談論家族遺囑執(zhí)行人的相關故事。可是龐叔令清楚地記得，曾祖父龐萊臣在1949年去世之前親自將三份遺產分配好了，哪里會有什么遺囑代理人？

1966年的時候，紅衛(wèi)兵沖進傅家想要燒掉畫作。畫家喻繼高想出了一個辦法，他說把這些畫留下來當作批判的證據(jù)，從而救下了滿院子的書畫印章。之后這批畫被傅小石拆框藏進了皮箱，雖然后來這批畫被當作反革命罪證抄走了，但是在1972年的時候由蕭平清點之后收入南京博物院收藏。南京博物院有429幅畫，這些畫帶著霉斑，可是每一幅畫還是具有生機的。實際上在南京博物院和收藏家的恩怨當中，傅抱石的畫作算是一個光明的結局。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龐家與南博之間的糾葛，實際上是特殊年代制度缺失的一個事例。在1959年進行捐贈的時候，連正規(guī)的收據(jù)都是通過手寫的方式來呈現(xiàn)的。到了1963年借畫的時候，完全是依靠私人信用來進行的。等到改革開放之后想要梳理清楚舊賬，經(jīng)手的人不是已經(jīng)去世了就是出現(xiàn)了失憶的狀況。如同龐叔令律師所說的那樣：這并非是私人之間的怨恨，而是期望博物館能夠對得起“公器”這兩個字。

2016年蘇州市吳中區(qū)法院判定龐鷗的文章構成名譽侵權。龐叔令對著判決書里捐贈總數(shù)為135件的表述發(fā)愣。實際上父親的清單上寫明的是137件，就連1962年曾昭燏親筆書寫的獎狀都標注得明明白白。這種細節(jié)方面的倔強，或許是收藏世家所具有的基因：可以不要賠償，但是數(shù)字錯一個都不可以。

現(xiàn)在去南京博物院觀看虛齋舊藏。宋徽宗的《鴝鵒圖》仍在玻璃柜內，散發(fā)著冷光。說明牌上僅僅標注著龐萊臣舊藏，沒有提及龐增和的名字。龐家老宅那張1959年的收據(jù)，紙張邊緣已經(jīng)泛黃并且變得脆弱，那句好好保存的承諾，如同水漬一般在時光中暈染開來。

歷史上的債務往往是拖拖拉拉的?；蛟S真正的傳承，就存在于很多還沒有完成的爭執(zhí)之中。當龐叔令們堅持為半個世紀前的墨跡認真計較的時候，他們所守護的不只是幾幅古畫，而是讓文明得以延續(xù)的某種信用體系。如同那封66年前感謝信的最后落款，鋼筆留下的壓痕深到幾乎快要穿透紙張：江蘇省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