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兒得從根兒上說起。

一說起干革命，推翻舊王朝，大伙兒腦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拉桿子、怎么打仗、怎么把龍椅上那位給拽下來。

可有個人，腦回路跟別人不一樣。

當(dāng)大家伙兒還在琢磨怎么把清朝干趴下的時候，他已經(jīng)在地圖上比比劃劃，盤算著新國家的心臟、腦袋和拳頭該擱哪兒了。

這個人，就是孫中山。

1902年，天還冷著，東京一間不起眼的小屋里，孫中山跟章太炎，一個被很多人看作是“革命狂人”的家伙，倆人湊一塊兒嘀咕。

章太炎估摸著是想聽聽怎么搞武裝起義，結(jié)果孫中山一開口，把他給說愣了。

孫中山?jīng)]聊槍炮，沒聊兵變，他聊的是一個更要命的問題：將來咱這新中國，首都定在哪兒？

他沒提北京，也沒提南京。

北京是前清的老窩，打下來還得費勁收拾爛攤子，洋人的使館區(qū)就在眼皮子底下，一有個風(fēng)吹草動，炮艦就開過來了，憋屈。

南京雖好，但偏安江南，管不住北方和西部那一大攤子。

孫中山指著地圖，點了三個地方，說得斬釘截鐵：“要想讓中國以后在亞洲說了算，新都城，非在這三處里頭選一個不可?！?/p>

章太炎聽著，心里肯定犯嘀咕：這都哪兒跟哪兒??？

第一站：武漢，給國家安上一顆強(qiáng)力發(fā)動機(jī)

孫中山的第一個手指頭，戳在了中國地圖的正中心，長江和漢水交匯的那個點上——武漢。

在孫中山的盤算里，武漢這地方，簡直就是為新中國量身定做的“中央處理器”。

他看得明白，一個新國家要想站穩(wěn)腳跟，光靠喊口號沒用，得有里子，得有錢，得有實力。

這實力從哪兒來？

就得從武漢這兒來。

“九省通衢”這四個字，在孫中山眼里不是一句空話，而是實打?qū)嵉膽?zhàn)略優(yōu)勢。

他腦子里的中國，不是一盤散沙，而是一個整體。

怎么把這個整體盤活？

就得靠武漢。

你想想，這地方，南來的、北往的，東邊的船、西邊的貨，全得打這兒過。

把首都安在這兒，就等于抓住了全國的交通大動脈。

中央的命令、調(diào)動的軍隊、運輸?shù)奈镔Y，從武漢出發(fā)，能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全國任何一個角落。

這不像北京，離南邊太遠(yuǎn)；也不像南京，管西邊費勁。

武漢，就是那個能讓整個國家血液循環(huán)起來的心臟。

更要緊的是，孫中山看到了別人沒太當(dāng)回事兒的東西——張之洞留下的家底。

漢陽鐵廠那熊熊的爐火，漢陽兵工廠里造出來的“漢陽造”，在孫中山看來，這可不是什么修修補(bǔ)補(bǔ)的玩意兒，這是一個現(xiàn)代工業(yè)國的種子。

他要的，就是把這顆種子種下去，讓它長成參天大樹。

把工業(yè)中心和政治中心放在一塊兒，放在一個內(nèi)陸深處，外國人的軍艦開不進(jìn)來，炮轟不著。

這樣，新中國才能安心關(guān)起門來，先把自己的筋骨練壯實了。

還有一點，武漢這地方的人，腦子活。

新思想、新潮流，在這兒跟碼頭的貨一樣，來來往往。

革命的火星子，在這兒最容易燎原。

孫中山覺得，這地方的氣質(zhì)，跟他要搞的共和革命，是一個頻道上的。

后來武昌城頭那一聲槍響，直接把大清給送走了，也算是印證了他的眼光。

選武漢，說明孫中山不光是個理想家，他首先是個腳踏實地的戰(zhàn)略家。

他要先給這個新生的國家，找一個最穩(wěn)當(dāng)、最結(jié)實的落腳點。

第二站：西安，把老祖宗的魂兒請回來鎮(zhèn)場子

孫中山的第二個手指頭，從地圖中間，挪到了西北，那片叫關(guān)中平原的地方——西安。

要是說選武漢是出于“搞經(jīng)濟(jì)、強(qiáng)控制”的現(xiàn)實考慮，那選西安，就有點玄乎了，這是在“收買人心、召喚國魂”。

章太炎估計更懵了：咱不是要反帝制、搞共和嗎？

怎么還回頭去找那個最有“皇帝味兒”的老古董都城？

這恰恰是孫中山比一般革命家想得深的地方。

他心里跟明鏡兒似的，把皇帝拉下馬，容易。

但要把幾千年來刻在中國人骨子里的那種“誰是正統(tǒng)”的念頭給拔掉，比登天還難。

新成立的共和國，就像個剛出生的娃娃，根基不穩(wěn)，外面一堆餓狼盯著，里頭還有不少前朝的遺老遺少想著復(fù)辟。

這時候，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是告訴所有人：“我，才是名正言順的！”

怎么才能名正言順？

西安，就是這三個字的最好招牌。

孫中山看上的，不是西安那破敗的城墻和荒草叢生的宮殿，而是它背后沉甸甸的歷史分量。

這里是周朝定禮樂的地方，是秦始皇“奮六世之余烈”橫掃六合的起點，是漢朝打出我們民族名號的首都，是唐朝萬國來朝盛世輝煌的中心。

把首都定在西安，就等于對著全天下人喊了一嗓子：我們這個新政權(quán)，不是石頭縫里蹦出來的，我們是漢唐雄風(fēng)的繼承人，是華夏正朔的接棒者！

這手腕，高明。

他用老百姓最熟悉、最自豪的文化符號，來給“共和”這個全新的、很多人還搞不懂的洋玩意兒做擔(dān)保。

這一下，就能把那些思想保守、心里還念著皇上的老學(xué)究們的嘴給堵上。

同時，還能激起大伙兒對“強(qiáng)漢盛唐”的懷念和向往，把這種民族自豪感，順理成章地變成對新政權(quán)的支持。

而且，西安這地方，號稱“四塞之國”，周圍都是山和關(guān)口，易守難攻。

往北，可以擋住來自蒙古草原的威脅；往西，可以輻射和管理新疆、西藏這些廣大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

在孫中山的藍(lán)圖里，武漢是國家的“發(fā)動機(jī)”，那西安就是國家的“壓艙石”和“精神祠堂”。

它負(fù)責(zé)穩(wěn)定人心，鞏固邊疆，讓這個新國家在精神上和地理上都有一個最堅固的大后方。

第三站：伊犁，把眼睛望向世界的另一端

“第三個地方…

伊犁。”

當(dāng)孫中山說出這個名字的時候，別說章太炎，擱今天任何一個人聽了，都得驚掉下巴。

伊犁？

新疆那個地方？

那不是天邊邊，一般人印象里鳥不拉屎的流放地嗎？

把首都建那兒？

瘋了吧！

這，正是孫中山這個構(gòu)想里最炸裂、最超越他那個時代的一筆。

它徹底暴露了孫中山的終極野心：他想的，已經(jīng)不只是讓中國“站起來”，而是要讓中國“走出去”，重新洗牌整個亞洲的地緣政治格局。

你想想，從鴉片戰(zhàn)爭開始，中國挨的打，哪一次不是從海上來的？

英國人的軍艦，日本人的艦隊，順著海岸線一路打進(jìn)來，想在哪兒登陸就在哪兒登陸。

所以那時候，從李鴻章到康有為，所有人的眼光都盯著東南沿海，琢磨著怎么建海軍，怎么“師夷長技以制夷”。

孫中山的想法，是直接掀了桌子，不按套路玩了。

他提出了一個反向操作：從陸地上反擊。

他認(rèn)為，中國的沿海在短期內(nèi)就是個篩子，處處漏風(fēng)，守不住。

與其在沿海被動挨打，不如干脆來個戰(zhàn)略大挪移，把政治和軍事中心，一口氣搬到最西邊的伊犁去。

到了那兒，你英國人的軍艦再牛，也開不到沙漠里來吧？

日本人的航母再厲害，也飛不過幾千公里的戈壁灘吧？

這一招，能立刻給新中國爭取到最寶貴的喘息時間，關(guān)起門來慢慢發(fā)展，誰也打擾不了。

但這只是防守。

孫中山更深層的想法，是進(jìn)攻，是“開門，但是朝西開”。

伊犁這地方，是古代絲綢之路的要沖，是整個亞洲大陸的十字路口。

把首都定在這兒，中國的身份立馬就變了。

它不再是一個背靠大陸、面向太平洋被動挨打的國家，而是變成了一個立足亞洲中心、主動經(jīng)略中亞、西亞的大國。

中國的商品、文化、影響力，可以順著古老的商道，毫無阻礙地進(jìn)入中亞各國，甚至跟俄國、跟中東世界直接對話。

這等于是在被海洋封鎖之外，硬生生開辟出了一片全新的、廣闊無比的戰(zhàn)略發(fā)展空間。

還有一個象征意義。

伊犁自古就是多民族混居的地方。

把首都設(shè)在這兒，就是“五族共和”這個口號最實在的體現(xiàn)。

這是做給全世界看的：我們這個新中國，不是只有漢人的中國，而是所有民族團(tuán)結(jié)在一起的大家庭。

這既能團(tuán)結(jié)內(nèi)部，共同對外，也能在國際上樹立一個全新的、開放包容的國家形象。

選伊犁，暴露了孫中山的世界級戰(zhàn)略眼光。

他要跳出幾百年來“海防”的思維定勢，給中國未來的崛起，找一條誰也想不到的新路。

他死在了北京，這座他一心想把首都遷走的城市。

他的陵寢，最終建在了南京，另一個他認(rèn)為有局限性的古都。

他規(guī)劃的三個未來之都，在他生前，一個也未能成為現(xiàn)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