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3日深夜，長沙城外的電話線被雨水打得噼啪作響，一封發(fā)往重慶的急電橫穿半個湖南：“共軍第五兵團不見蹤影，疑向沅陵方向活動。”宋希濂聞訊皺眉，他原以為劉鄧還在鄭州“擺闊氣”，沒想到湘西竟然開始不安。此時的他還不知道，正是這條看似不起眼的支路，打開了人民解放軍進川的南大門。

二月初，中央軍委頒令，各野戰(zhàn)部隊重新整編，中原野戰(zhàn)軍改番號為第二野戰(zhàn)軍，三十萬兵馬分別配屬三個兵團。外界多以為二野會沿陜甘一線壓向關中，因為北面道路較寬，亦有胡宗南十余萬重兵死死盯住渭水平原。毛澤東卻給出了另一條思路：不從寬處走，偏向險處鉆；不與主力硬碰，專挑薄弱側翼。于是，一條“湘西—黔北—川南”的弧線在作戰(zhàn)地圖上被紅筆勾出。

四月之后，假象與佯動接連登場。第一野戰(zhàn)軍十八兵團在秦嶺山口炮火震天，周士第甚至故意向國民黨電臺放出“模仿鄧艾偷渡陰平”的暗語。胡宗南如坐針氈，接連三道作戰(zhàn)命令都強調“守川北、固陜南”。與此同時，劉伯承從鄭州西行到寶雞，高調召開萬人歡迎會，高喊“二野鐵流將破秦嶺”，把戲做得像模像樣。消息飛進南京，也飛進重慶，蔣介石連夜電令：“川北若失，嚴懲守將！”川東、湘西的防御因此被抽空，正合二野心意。

進入五月，四野在衡陽、寶慶連掀戰(zhàn)火，南中國大地一片硝煙。第五兵團和第十軍趁勢隱蔽南下，列車白日停在山洞，夜間慢行至株洲，再徒步翻越雪峰山。沿途，地方民兵拆路牌、封渡口，確保行蹤不露。劉伯承見節(jié)奏順暢，半開玩笑地對參謀說了八個字：“身子南下，聲音北上?！边@句話后來在作戰(zhàn)會議里被當成絕佳范例反復引用。

十月一日，新中國成立的禮炮在北京響起，賀龍、劉伯承、鄧小平三人在觀禮臺后側小屋碰頭，確定了進軍西南的三步棋：先打宋希濂，再拿貴陽，最后直插瀘州、宜賓，切斷滇緬退路。十日，中央軍委電示：十八兵團由陜入川，配合二野主力兩路夾擊。這樣一來，西南戰(zhàn)場表面看似多頭并進，核心卻只有一個突破口——貴州北緣。

十月下旬，二野前鋒已潛入永順、保靖一帶。山道彎曲，不便集中炮兵，部隊改用小股穿插；湘西苗寨盛行“打歌”，官兵干脆把口令改編進山歌，既便于夜行，又不易暴露。十一月一日凌晨，渡烏江的木船在霧氣中推離岸邊，西南戰(zhàn)役正式打響。北路第三兵團合47軍，奔彭水、黔江直撲宋希濂側翼；南路第五兵團合第十軍，虎口奪貴陽，隨后以遵義為跳板，一晝夜插到桐梓，把川黔公路截成兩段。

驟然被襲的宋希濂才恍然大悟，“我都想不到我會先挨打”成了他對幕僚的第一反應。據(jù)顧祝同回憶，宋在電話里只說了五個字：“川東已洞開?！彪S后再無成句。蔣介石急令胡宗南馳援，但川北至川東道路崎嶇，又有十八兵團在廣元、南江一帶牽制，增援走一步退兩步。川黔邊境的形勢，在十天之內成了單方面追擊。

十一月十一日，貴陽易手。第五兵團繳獲電臺數(shù)十部，國民黨守軍使用的密電碼大半落入解放軍譯電室，宋希濂與重慶的聯(lián)絡自此形同明線。十四日夜，他在開縣給胡宗南拍去最后一封電報，語句雜亂：“川東難守，盼即示復。”電報送達時，胡宗南已率殘部向綿陽方向退卻，根本無暇回信。

烏江天險尚存希望。宋希濂命令將剩余的兵力與地方保安團集中于白馬山，構筑四道陣地，妄圖“憑崖作壁”。二野判斷其兵員不足、火力分散，決定“先切其尾，再掏其心”。二十一日晚，第三兵團主力隱蔽接近至江東岸，打響突擊戰(zhàn)；二十二日拂曉，47軍強渡成功，從側背扳開缺口。不到四小時，第一、第二、第三道防線先后被突破。守軍抵抗變成潰散，四處棄械投降。二十三日早晨，白馬山全部占領，戰(zhàn)斗結束。

宋希濂帶著不足兩千人跌跌撞撞向宜賓方向突圍。途中接到蔣經(jīng)國口頭慰勉——“父親要你堅守川東”——他冷笑一聲：“川東在哪里？”此語被隨員記下，成為這位黃埔一期名將最后的“豪言”。十一月二十六日深夜，宋系殘部摸到宜賓城下，守城72軍軍長郭汝瑰卻只放進少數(shù)隨從，其余人被拒之城外。兩天后，郭汝瑰宣告起義，川南門戶由此洞開。

十二月初，川康公路已為二野控制。宋希濂再向南走，只能鉆山溝、走土路，人困馬乏，給養(yǎng)奇缺。進入康藏交界的沙坪渡口時，他的隊伍僅剩千人，且多是輕傷員與勤雜兵。十二月十九日，渡口霧大水急，突擊船只剛過一半，解放軍16軍47師前衛(wèi)趕到。有人勸他易裝潛逃，他抬手碰了碰手槍口。“別干傻事。”警衛(wèi)一把拉住。下一刻，四面槍聲長鳴，灰色制服沉進霧里。宋希濂舉起雙手，西南戰(zhàn)役自此進入收官階段，重慶與成都再無大的抵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