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總能想到西安城里的那場兵諫，那是扭轉(zhuǎn)乾坤的大手筆。

可在這之前，還有一件事，像一塊洗不掉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了他的人生履歷上，也刻在了三千萬東北同胞的心上。

1931年那個秋夜，當日本關(guān)東軍的炮火撕開沈陽的寧靜時，手握數(shù)十萬東北軍的最高統(tǒng)帥，卻下了一道讓后人百思不解的命令。

軍人守土有責，這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

可他，選擇了不抵抗。

一夜之間，山河變色。

很多人替他辯解，說有南京的電令，說他有難言的苦衷。

但當我們撥開歷史的迷霧，回到那個關(guān)鍵的時刻，會發(fā)現(xiàn)，放棄東北這步棋，或許早在他親手扣動另一次扳機時，就已經(jīng)注定了。

1929年1月10號沈陽大帥府的老虎廳里，氣氛有點不對勁。

楊宇霆這人，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yè)的高材生，曾是張作霖的首席智囊，本事大，架子也大。

老帥剛走半年，他見著張學良，還是一口一個“司令官兒”，全然不把這位少帥放在眼里。

這回，他更是沒跟張學良商量，直接就要把東北的鐵路大權(quán)交給常蔭槐。

這番“逼宮”，徹底點燃了張學良心里的那把火。

他強壓著怒氣，說先吃飯，晚上再說。

兩人一走，張學良立刻叫來了警務處長高紀毅。

他咬著牙說，“我不殺他們，這個司令還怎么當？”

據(jù)說，在下這個決心前，這位一向不信鬼神的少帥，在屋里反復拋了六次一枚銀元，每一次的結(jié)果，都指向了“殺”。

當晚八點，楊、常二人再進老虎廳時，迎接他們的，是門外埋伏好的衛(wèi)兵和幾聲清脆的槍響。

槍聲過后，張學良為自己鞏固了地位，東北軍內(nèi)部再沒人敢小瞧他。

但他也親手除掉了父親留給他最重要的智囊。

楊宇霆雖然跋扈，卻是整個奉系里最懂日本，也最善于在復雜外交中搞平衡的人。

這一槍，讓年輕的少帥身邊，再也沒有了能踩住剎車的老臣。

沒了楊宇霆的制衡，張學良的膽子更大了。

他先是強行收回中東路，結(jié)果被蘇聯(lián)紅軍打得一敗涂地，南京許諾的援兵連個影子都沒見著，讓他第一次嘗到了孤立無援的滋味。

但緊接著，1930年中原大戰(zhàn)，他又靠著通電入關(guān)，幫蔣介石鎖定勝局，一躍成為民國第二人，風光無限。

可這潑天的富貴，是以東北防務空虛為代價的。

他把十幾萬最精銳的部隊帶進了關(guān)內(nèi)，把一片廣袤的黑土地，幾乎變成了一座不設(shè)防的空城。

日本人，一直在等這個機會。

1931年9月18日夜里十點多，沈陽柳條湖一聲爆炸，日本關(guān)東軍隨即炮轟東北軍駐地北大營。

駐守沈陽的參謀長榮臻連夜給遠在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養(yǎng)病的張學良打電話請示。

電話那頭，張學良下達了那道要命的命令，“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入庫房，挺著死?！?/p>

他為什么會下這樣的命令？

晚年的張學良自己說，是他判斷錯了。

他以為這和以往一樣，只是日本軍人的一次小規(guī)模挑釁，日本政府會出面制止，國際聯(lián)盟也會出來調(diào)停。

他天真地相信，日本作為一個立憲國家，軍隊不能隨意對外開戰(zhàn)。

他忘了，僅僅半年前，他才在中東路事件中被蘇聯(lián)人結(jié)結(jié)實實地教訓過一次。

于是，北大營八千多名裝備精良的東北軍，面對僅僅幾百人的日軍進攻，幾乎沒做任何抵抗。

營長王鐵漢急得直跺腳，最后自作主張組織了一次反擊，可打退日軍后接到的命令，依然是立刻撤退。

一夜之間，沈陽陷落。

第二天，張學良還在對記者表示，是他下令不許抵抗，以避免事態(tài)擴大。

他還在夢里，等著國際社會來主持公道。

沈陽的輕易得手，讓日本人的野心迅速膨脹。

短短一個月，奉天、長春等重要城市相繼淪陷。

全國輿論一片嘩然，聲討“不抵抗將軍”的罵聲鋪天蓋地。

東北軍的行政機構(gòu)撤到了錦州，這里是連接東北和華北的咽喉，是榆關(guān)的屏障。

守住錦州，就等于保住了華北的大門。

這時，黑龍江的馬占山在嫩江橋打響了抗日第一槍，舉國振奮。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錦州，聚焦在張學良身上。

這似乎是他洗刷恥辱、證明自己的最后機會。

只要他下令死守，憑借錦州的地理位置和尚存的東北軍主力，未必不能與日軍一戰(zhàn)。

張學良又一次猶豫了。

他怕了。他怕一旦在錦州和日軍主力拼光了老本，日本人再用海軍從海上騷擾平津地區(qū)，那他不僅東北保不住，連華北的地盤也得丟，自己就徹底成了個光桿司令。

這種“軍隊是我的，地盤丟了可以再圖”的軍閥思維，在最關(guān)鍵的時刻，再次壓倒了“軍人守土有責”的天職。

1931年12月底，在全國一片“積極抵抗”的呼聲中，張學良置南京的電令于不顧，開始命令錦州駐軍全線撤退。

1932年1月3日，日軍兵不血刃占領(lǐng)錦州。

至此，東北三省徹底淪陷。

他事后發(fā)通電說“我軍奮勇應戰(zhàn)”，但這謊言，騙不了任何人。

東北的淪陷，讓張學良從人生的頂峰，一夜之間跌落谷底，背上了千古罵名。

他晚年在美國接受采訪時，還在為自己辯解，說“‘九一八’事變不抵抗，我是一點不認這個賬的”，他承認自己判斷失誤，但認為不抵抗的決策本身沒錯。

他甚至有些委屈地說，“我們張家父子，如果不是為了愛國，會有這種下場嗎？”

可歷史的細節(jié)，往往最不留情面。

有人翻出舊事，說起他的父親張作霖。

當年外蒙在白俄勢力的煽動下搞獨立，北洋政府湊了幾百萬銀元軍費，請勢力范圍最接近的張作霖出兵收復。

張作霖一面把錢收了，一面卻找各種理由推脫，生怕出兵蒙古會損耗自己的實力，讓直系軍閥趁虛而入。

就在他的推搡之間，中央政府徹底失去了對蒙古的控制。

老子丟了外蒙，兒子棄了東北。

這句評價或許有些刻薄，但背后反映出的，是同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模式，自己的軍隊和地盤，永遠比國家的領(lǐng)土完整更重要。

1936年，張學良在西安發(fā)動兵諫，逼蔣抗日，用后半生的自由，換來了民族的一線生機，也為自己挽回了些許聲譽。

但那片被他親手放棄的黑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掙扎了十四年的三千萬同胞，終究成了他一生無法彌補的遺憾。

九一八事變后，日軍在他的辦公室里，打開了一個鐵柜，里面空空如也，只有一枚銀元。

他們或許不會想到，就是這枚小小的錢幣，曾在某個寒夜里，決定了東北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