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3日晚，東京，首相官邸燈火通明。

鐵柵欄外，人群越聚越多。

這一次，抗議者沒有繞著街區(qū)走，而是直接站在了權力的門口。

臺上，社民黨黨首福島瑞穗語氣冷靜，卻句句鋒利，“高市內閣是一個準備戰(zhàn)爭的內閣?！?/p>

臺下，口號此起彼伏：“維護憲法！”“不要煽動戰(zhàn)爭！”

于是，問題出現了，一個不斷談“戰(zhàn)爭”“擁核”“擴軍”的首相，還能不能代表這個國家？

社民黨黨首福島瑞穗

福島瑞穗出手

2025年12月23日晚，面對高市的涉臺錯誤言論，以及其親信12月18日拋出的日本應當擁核論，日本民眾在首相官邸前舉行抗議集會。

事實上，圍繞安保政策、修憲、駐日美軍等議題，日本街頭的抗議并不罕見。

但這一次，抗議的地點與參與方式，都發(fā)生了明顯變化。

集會不再設在鬧市廣場，也不是繞著國會周邊游行，而是直接聚集在首相官邸前。

在日本政治文化中，這是一個極為強烈的信號，它意味著抗議對象已經從“政策方向”，升級為“執(zhí)政核心本身”。

抗議人群高舉的標語也異常集中：“維護憲法”“不要煽動戰(zhàn)爭”“高市內閣立刻下臺”，其訴求核心明確指向了當前政府的安保路線，尤其是首相本人。

而真正讓這場集會發(fā)生質變的，是日本在野黨黨首親自率領人民下場反對高市政府。

當晚，站上臨時搭建的演講臺的，不是民間活動人士，而是日本在野黨中極具象征意義的人物，社民黨黨首福島瑞穗。

作為日本社會民主黨黨首，福島瑞穗在涉華與戰(zhàn)爭問題上的立場一貫而清晰：

反對日本在對華關系上制造緊張，反對軍事冒進，警惕日本被再次推向戰(zhàn)爭軌道。

于是，福島瑞穗的出現，使這場抗議不再只是“社會不滿的宣泄”，而是被正式納入政治對抗的軌道。

她在演講中并未繞彎子，而是直接拋出一句在日本政治語境中極為罕見、甚至可以說是極具沖擊力的定性判斷：

“高市內閣，是一個準備戰(zhàn)爭的內閣。”

這句話的分量，遠超一般的政策批評。

在戰(zhàn)后日本，“戰(zhàn)爭”一詞長期被刻意回避。

即便在安倍晉三推動安保法案、解禁集體自衛(wèi)權的時期，執(zhí)政者的表述也始終包裹在“防御”“威懾”“國際責任”等語言框架之內。

而福島瑞穗的表態(tài)，等于直接撕開了這種話語包裝，將高市政府的涉臺言論、擁核試探、強軍擴武，統一歸入一個明確的政治指控之中。

軍費狂飆與民生擠壓：日本社會的真實焦慮

而日本民眾之所以開始大規(guī)模的討伐高市，除了其涉臺言論、擁核試探等在外交與安全層面的爭議，還有軍費與民生的此消彼長。

因為這直接觸及日本社會最現實、也最敏感的神經。

從數據上看，日本防衛(wèi)開支的變化已經不再是“溫和增長”。

近年來，日本防衛(wèi)預算連續(xù)刷新歷史紀錄。

2025財年在初始預算與補充預算疊加后，總額達到約11萬億日元，防衛(wèi)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提前兩年達到2%這一長期設定目標。

問題在于，日本并非處在經濟高增長周期。

人口老齡化持續(xù)加深，勞動力規(guī)模萎縮，物價上漲侵蝕中低收入群體，社會保障體系本就面臨巨大壓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防衛(wèi)預算的快速膨脹，必然引發(fā)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錢從哪里來，又擠掉了什么？

答案并不抽象。

在日本國內討論中，“削減醫(yī)療與社會保障支出”“控制教育經費增長”等方案，已經被反復提及。

盡管政府層面往往強調“不會影響民生”，但財政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這種承諾很難長期成立。

而這種焦慮，也并非源于意識形態(tài)立場，而是源于切身體驗，持續(xù)暴漲的大米價格，無法找到工作的焦慮。

正是在這一現實對比中，高市早苗政府的安保路線開始遭遇更廣泛的質疑。

于是，東京街頭的抗議口號中，頻繁出現“我們需要生活，不是軍備”、“國家不需要一個發(fā)動戰(zhàn)爭的首相”等表述。

當“強硬”失去共識，權力也會失去支點

此外，把時間線拉長，回看高市上臺以來的一系列行為，就會發(fā)現。

“下臺聲浪”的出現，并非她誤叛了日本民眾反應的單一因素的偶然，而是多重誤判疊加后的必然結果。

首先，是對執(zhí)政節(jié)奏的誤判。

高市早苗上臺時間并不長，但在涉臺、安保、軍事等高度敏感議題上，動作卻異常密集。

她并未像以往部分日本首相那樣，先以經濟、民生議題穩(wěn)住基本盤，而是迅速將執(zhí)政重心推向對外安全和戰(zhàn)略議題。

將“臺灣有事”與日本所謂“存亡危機事態(tài)”掛鉤，以國家元首的身份公然挑釁一個中國原則。

這種“搶跑式強硬”，不僅沒有為其贏得廣泛共識，反而直接惡化中日關系使得日本經濟雪上加霜。

其次，是對體制內反彈的誤判。

高市早苗顯然高估了自己在執(zhí)政聯盟和體制內部的支撐度。

事實上，從前防衛(wèi)大臣、公明黨領導人到部分前首相，日本政治建制中已經出現了明確的反對聲音。

要求高市為涉臺言論道歉、負責。

最后，是對國際環(huán)境的誤判。

高市的強硬路線，建立在一個前提假設之上，即日本的激進安全政策會被外部默許，甚至得到支持。

但現實卻并不如她所料。

她的涉臺、擁核言論，不僅引發(fā)周邊國家警惕，也遭到國際和平組織、核爆受害者團體和部分西方學者的公開批評。

就連美國都不愿為他托底。

于是層層因素組成了讓高市“下臺聲浪”的成形。

12月23日，首相官邸前的抗議，并不必然意味著高市政權即刻更迭，但它清晰地釋放了一個信號：

高市早苗所面臨的，不只是一次集會抗議，而是一場關于日本未來方向的集中質問。

當“強硬”不再被視為安全，當“擴軍”不再被視為保護，權力本身，也就失去了最關鍵的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