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臺北馬場町刑場的那幾聲槍響，直接把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送走了。

這位中將倒在血泊里的時候，腦子里估計還在復盤：多虧那個叫黎晴的聯(lián)絡員機靈，哪怕自己這點事兒暴雷了，那幾張決定解放軍能不能順利登陸的絕密圖紙，好歹是送出去了。

但他到死都不知道，這事兒跟機靈沒半毛錢關系。

咱們把時間撥回到1949年底。

那時候的臺灣，氣氛壓抑得能讓人窒息。

國民黨剛從大陸敗退過來，就像是一群被打破了膽的驚弓之鳥，看誰都像共黨。

街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空氣里全是火藥味。

吳石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位置高得嚇人——國防部參謀次長，正兒八經(jīng)的中將，手里握著的可是整個臺灣島的布防底牌。

什么兵力部署、沿海炮臺位置，全在他那個保險柜里鎖著。

這東西要是到了海峽對岸，解放軍跨海作戰(zhàn)那基本上就是開了全圖掛。

吳石心里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這情報多留一分鐘就多一分危險。

負責幫他送情報的，就是那個表面上開布店、實際上是老牌地下黨的黎晴。

這姑娘平時也是把腦袋別再褲腰帶上干活，情報要么塞在花布卷的硬紙筒里，要么夾在那種老式線裝書的書脊里，玩的就是心跳。

這人在當時那就是個活閻王，手段黑，鼻子比警犬還靈。

按理說，被這種人盯上，不死也得脫層皮。

在他眼里，抓幾個跑腿送信的小角色那是浪費時間，沒法跟蔣介石邀功。

他要抓就抓那種能上頭條的“大魚”，必須是地下黨的高層核心，那才配得上他的身份。

有一次，黎晴手里拿著一份標了“絕密”的兵力部署表，準備去碼頭接頭。

那天也是倒霉，檢查崗查得比平時嚴了好幾倍。

那個特務是個愣頭青，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就把黎晴的布包給抖開了，手眼看著就摸到了那本夾著情報的書。

當時黎晴心都涼了半截，后背全是冷汗，心想這回算是徹底交代了。

結果你猜怎么著？

就在這生死攸關的一秒鐘，旁邊的電話突然瘋了一樣響起來。

大概意思就是：別在碼頭跟那幫臭魚爛蝦磨嘰了，剛才收到線報，某某街那邊發(fā)現(xiàn)了共黨的大頭目，所有人立刻馬上滾過來抓人！

那手下一聽長官發(fā)飆，哪還敢細翻，把書往包里一胡嚕，揮手就讓黎晴趕緊滾蛋。

你看，死神有時候也會打個盹，給老實人讓條路，全靠同行襯托。

這還不算完，更離譜的還在后頭。

他截獲了一條情報，說是發(fā)現(xiàn)了地下黨的總聯(lián)絡點在一家報社。

這哥們兒興奮得估計那一宿都沒睡著，覺得翻身立功的機會來了。

他大手一揮，把手里能調動的精銳部隊全給抽走了，把那家報社圍得跟鐵桶似的。

好巧不巧，那天黎晴正好有一份十萬火急的件要送出城。

平時那條出城的路，簡直就是鬼門關，蒼蠅飛過去都得查查公母。

這倆新兵一看黎晴證件齊全，穿得也體面，連包都沒翻就直接放行了。

事后黎晴跟吳石匯報，說今天運氣真好，崗哨松得離譜。

吳石當時還一臉嚴肅地教育她，說這是敵人的陰謀，可能是故意放長線釣大魚，下次必須更小心。

到了1950年，局勢那是急轉直下。

因為蔡孝乾那個軟骨頭叛變，臺灣地下黨組織遭到了毀滅性打擊。

吳石將軍也沒能幸免，直接被下了大獄。

在監(jiān)獄里的日子，吳石其實早就看開了，但他心里一直有個念想，就是覺得慶幸：直到自己被捕，那條情報線還沒斷，黎晴肯定已經(jīng)把圖紙送出去了。

臨刑前，他跟獄友閑聊還在感嘆：“黎晴這姑娘辦事就是靠譜，心細，從來不出岔子?！?/p>

那種信任感，現(xiàn)在聽起來簡直讓人心碎。

黎晴后來僥幸躲過了那場大搜捕，活了下來。

這一晃就是幾十年。

書里這老特務居然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把自己當年的那些“大行動”寫得特詳細。

黎晴也是在那一刻，看著書里的日期和時間，才突然把當年的那些“好運氣”跟這些事件對上了號。

那一瞬間，老人的手都在抖。

原來當年那個想置他們于死地的死對頭，才是那個在冥冥之中兩次給他們“放行”的貴人，這劇本連編劇都不敢這么寫。

現(xiàn)在咱們回頭看這段歷史，真的挺感慨。

吳石將軍是英雄，這沒得說，為了國家統(tǒng)一那是真把命豁出去了。

但這歷史的進程吧，有時候不僅僅是靠英雄的智謀，對手的愚蠢和貪婪，也是推著輪子往前走的潤滑油。

如果當初吳石知道真相，知道他視死如歸守護的秘密，竟然是因為敵人的“瞎忙活”才保住的，站在馬場町刑場上的他，是會覺得這情報戰(zhàn)更加殘酷，還是會對那個荒唐的時代露出一絲苦笑呢？

這事兒，也就永遠是個謎了。

1994年，吳石將軍的骨灰被接回大陸，安葬在福州。

墓碑上刻著“求仁得仁”四個字，干干凈凈。

參考資料：

祝嘉鴻，《1949-1950：隱蔽戰(zhàn)線上的對決》，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