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來有重視“河圖洛書”“左圖右史”的學術傳統(tǒng)，以及強調(diào)“圖史互證”的研究方法。沈從文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自述其研究方法是“試從常識出發(fā)，排比排比材料，采用一個以圖像為主結(jié)合文獻進行比較探索、綜合分析的方法，得到些新的認識理解，根據(jù)它提出些新的問題”。據(jù)此，沈從文從歷代服飾圖像資料中精選了200幀（組）作為正圖、另配151幀作為插圖，通過這些圖像資料深入探討歷代生產(chǎn)方式、階級關系、風俗習慣、文物制度等問題，形成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研究成果。但是，如果僅限于用圖像來說明文獻研究已經(jīng)作出的論斷，或以圖像充當文字插圖的“讀圖”，而非從圖像自身特征和屬性出發(fā)，重視圖像本身所蘊含價值的“鑒圖”，則無法做到真正的“圖史互鑒”。

“讀圖”不足以跨越圖文關系的復雜性

1961年，馮漢驥《云南晉寧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屬問題試探》一文利用人物圖像探討民族族屬關系，為深入判斷云南地區(qū)民族族屬問題提供了可信的結(jié)論。當然，這種利用人物圖像探討民族族屬關系，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一定局限性，但就晉寧石寨山的出土文物而言，圖史互證法成效顯著。究其原因，晉寧石寨山出土的人物圖像多達二三百幅，通過觀察圖像的各個細節(jié)，能夠還原其所處的真實歷史場景，從而將這些圖像置于特定歷史場景中進行分析。馮漢驥認為，這些出土文物在考古學發(fā)現(xiàn)中極其少見。由此看來，“圖史互證”有其特定的前提條件，如果強行進行不符合科學研究邏輯的互證，則難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結(jié)論。

鄧菲《圖像與思想的互動——談跨學科研究中的圖像藝術》一文指出，“許多研究者很容易出現(xiàn)‘以圖證史’的危險，他們用圖像來說明文獻研究已經(jīng)做出的論斷，或以圖像充當文字的插圖。這使得歷史學科對視覺藝術材料的引用呈現(xiàn)出明顯的‘史料化’‘文本化’傾向”。運用“圖史互證”研究方法不能忽視圖像作為視覺語言本身的價值，史學研究者的誤區(qū)往往是先入為主地將研究內(nèi)容放在首位，試圖說明從這些圖像中可以直接全面地觀測歷史，此時圖像的作用只是進一步驗證研究者已得出的結(jié)論。

這里被忽略的重要問題是圖像有其自身的特征和屬性，圖像與歷史真實之間是不能畫等號的。視覺藝術有其風格和技巧，探討圖像相關問題離不開圖像本身的構(gòu)圖、線條、色彩、比例等。更重要的是，圖像資料本身蘊含的思想、價值和觀念等，可能遠遠比輔助理解文獻資料更有意義。葛兆光指出，“從圖像學研究的角度看，構(gòu)圖、變形、位置、設色等等恰恰是圖像與文字文獻的差異所在，從思想史研究角度看，這些方面的圖像學研究才是可以補充文獻資料的地方”。他認為，人們在歷史長河中創(chuàng)造的各種圖像，是人們對于各個時代思想的重要反映，在圖像創(chuàng)造過程中，人們會有意識地選擇設計和構(gòu)圖，對某種主題的偏愛、色彩的選擇、形象的想象、圖案的設計、圖像比例的構(gòu)成等，均隱藏著不同時代的觀念、價值、思想等。從圖像自身特征出發(fā)所觀照的問題，才是值得歷史研究者關注的。從傳說中梁元帝繪《職貢圖》，到《四庫全書》收錄《皇清職貢圖》，中國歷代都有職貢圖的創(chuàng)作，而職貢圖的圖像主題與異域來使朝覲密切相關，這其中無疑隱含著統(tǒng)一的政治思想、社會觀念和價值表達。以圖像自身特征為切入點進行歷史研究是有難度的，需要歷史研究者對圖像藝術有較深的認識和理解，否則只能將圖像作為文獻資料的附屬。

從讀圖到鑒圖實現(xiàn)真正的“圖史互證”

如果將圖像作為可“讀”的文獻資料進行研究僅是忽略了圖像本身所蘊含的價值，那么對圖像的誤讀和誤解則可能帶來更嚴重的錯誤結(jié)論。例如，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史學家常以此考據(jù)衣冠文物制度等相關問題，但現(xiàn)存的《韓熙載夜宴圖》并非原作，而是摹本，假設后世臨摹者有意無意加入或篡改畫中物象，是否會導致研究問題出現(xiàn)偏差？此外，受制于材料和技術（如壁畫褪色、木刻版畫失真等），且可能在流傳中被修補或重構(gòu)，導致早期圖像信息失真。20世紀80年代以來，石窟的藝術風格成為敦煌晚期石窟斷代的主要依據(jù)，一批石窟因此被判定為西夏石窟。但這批圖像史料的真實性沒有得到充分考證，導致在西夏美術史中建構(gòu)了一段充滿爭議的歷史表象，并影響了敦煌晚期石窟的斷代。

無論讀圖還是鑒圖，“圖史互證”運用的前提之一是圖像的客觀真實性，研究者往往傾向于首先主觀認可所見圖像的真實性和客觀性。但事實并非如此，這里可以舉出很多例子。圖像是對歷史真實和歷史真相的直接呈現(xiàn)嗎？類似各類材質(zhì)的造像、印于紙質(zhì)的圖像等，都是經(jīng)過作者主觀選擇、藝術加工甚至意識形態(tài)過濾的產(chǎn)物，其客觀性已打折扣。另外，早期圖像的創(chuàng)作者和倡導者多是統(tǒng)治階層、社會精英或宗教機構(gòu)，其代表的并非全社會所有人群，底層視角、邊緣群體的真實生活往往被遮蔽。

“圖史互證”運用的前提之二是圖像與歷史文獻之間的一致性。但如果圖像與歷史文獻相互沖突或相互矛盾，這種情況下對二者沖突或矛盾的深層原因進行探討比單純追求圖史一致性更有價值。南宋蕭照繪絹本《中興瑞應圖》以嚴肅典雅的畫風，用類似連環(huán)畫的敘事方式，描繪了宋高宗接任皇位是授之天命，同時還有曹勛的“瑞應故事”與《中興瑞應圖》相呼應?！爸信d”“瑞應”都是對宋高宗接任皇位所預設的吉兆，經(jīng)歷了徽宗、欽宗被擄掠北上之難，宋高宗試圖以宮廷繪畫向世人傳達其即位的合理性，并以“中興”“瑞應”宣告其統(tǒng)治期間宋朝由衰轉(zhuǎn)盛。但事實上，不僅宋高宗即位備受質(zhì)疑，其統(tǒng)治期間所期望的時世清明和國家振興也并未實現(xiàn)。有時候圖像與歷史真實之間的差異性很大，如果《中興瑞應圖》從圖像真實出發(fā)，得出的結(jié)論則是君權神授和政治清明穩(wěn)定。

“圖史互證”研究方法的運用還有不少值得反思的方面。盡管目前跨學科研究已經(jīng)成為重要的研究趨勢，但學科之間的隔閡和排斥現(xiàn)象依舊存在，一些研究者也不愿輕易嘗試跨學科的研究方法。究其原因，真正意義上的跨學科研究，要求研究者必須精通兩個及以上學科的理論與方法，這對研究者而言有相當大的難度。如果研究者尚且不能做到對本學科精通，遑論跨學科。

如果讀圖不能真正解決“圖史互證”兩極關系中的平衡問題，那么要實現(xiàn)圖像對歷史問題的科學論證和有效分析，全面、精確、科學的鑒圖方法則成為研究的關鍵。要做到科學鑒圖，基于圖像生成、圖像受眾、圖像載體等專業(yè)多維度的分析是必須的。如漢代畫像磚，除對畫像內(nèi)容進行全面解讀外，對畫像地域特征、制作工藝、印模色彩選擇、雕刻技法、畫像磚在墓室中的空間布局、生死觀念呈現(xiàn)等圖像問題都需要進行深入研究。

進行系統(tǒng)完整的圖像資料收集和保存工作，是實現(xiàn)圖像獨立、完整、準確呈現(xiàn)的基礎。立足數(shù)字化和AI技術的蓬勃發(fā)展，建立可供參考的圖像大數(shù)據(jù)、大模型，搭建人工智能圖像技術分析平臺，以技術助力圖像分析，建立圖像解釋尤其是中國圖像解釋的科學理論和方法，形成一套圖像解釋的概念、論述方法、理論框架和話語體系，從而使圖像能夠作為獨立的論據(jù)，推動研究者嘗試從圖像出發(fā)進行問題研究并得出有效結(jié)論。

作者系西華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 武雪彬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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