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二月，北京琉璃廠的街面上還透著冬天的寒意。金石學家羅振玉路過一家常去的古玩鋪，看見伙計正用一疊舊紙裱糊畫軸。他走近細看，發(fā)現(xiàn)襯紙上有朱紅的印章和工整的墨筆字，寫著“題本”“奏銷”這類公文用語。

他心里一驚，趕忙問店主這紙是哪里來的。店主一邊撣灰一邊回答：“是從同懋增紙店買來的，還有很多。聽說是宮里當廢紙賣出來的?！?/p>

羅振玉一聽就著急了。他趕緊打聽，才知道有一批從清宮里流出來的舊檔案，裝滿了八千個麻袋，重達十五萬斤，正堆在紙店的倉庫里。紙店已經(jīng)和河北定興的造紙廠談妥，只等湊齊火車車皮，就全部運去化成紙漿。這意味著，明清兩朝五百多年的中央檔案，眼看就要徹底消失。

這件事怎么會發(fā)展到這個地步呢？還要從二十多年前說起。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紫禁城東南角的內(nèi)閣大庫因為年久失修，西墻倒塌了一角?；覊m散去后，里面堆積如山的舊文書露了出來。這就是后來所說的“內(nèi)閣大庫檔案”，里面包括明清兩代的詔令、奏章和科舉試卷等各種文件。

到了宣統(tǒng)元年（1909年），監(jiān)國攝政王載灃下令修繕庫房。負責的官員覺得這些舊檔案占地方又礙事，就上奏提議一把火燒掉。奏折送到學部，當時在學部任職的張之洞看到后堅決反對。他認為這些都是重要的歷史證據(jù)，不能燒毀。

幸虧有他這句話，這批檔案才從火堆邊被搶救下來，暫時移到文華殿兩側和午門城樓上存放。

清朝滅亡后，民國初建，社會動蕩，更沒人理會這些前朝的舊物了。檔案被胡亂堆在午門和端門的門洞里，一放就是將近十年。后來魯迅先生回憶，他當時在教育部工作，親眼看到這些檔案“在門洞中堆積如山，高與窗齊”，上面積滿厚厚的灰塵，連麻雀都在里面做了窩。

沒人看管的東西，遲早會出問題。時間到了一九二一年，北洋政府財政困難，各部門都缺錢。當時主管教育部的幾位官員，就打起了午門門洞里那堆“廢紙”的主意。他們認為這些既不是金銀財寶，也不是珍貴古籍，只是舊紙，賣了還能換點錢。

于是，教育部和北京前門外大棚欄的同懋增紙店簽訂了合同。八千麻袋檔案，總共作價四千塊大洋，全部賣給了紙店。算下來，一斤檔案只值兩分六厘錢。

紙店老板程運增覺得這買賣很劃算。這些舊公文紙質(zhì)地上乘、數(shù)量龐大，送到造紙廠打成紙漿再做新紙，能賺不少錢。很快，騾車馬車進入紫禁城，開始一袋一袋往外運。麻袋在紙店倉庫里堆成小山，只等運往定興的造紙廠。

這就回到了開頭羅振玉在古玩鋪看見襯紙的那一幕。他問明情況后，當天就找到了同懋增紙店。

在倉庫昏暗的光線下，他看見麻袋堆得高高的，幾個工人正在拆捆。羅振玉走過去，從散落的紙堆中抽出幾張細看。一張是順治年間上報江南糧稅情況的冊子，另一張是乾隆朝軍機處抄錄的奏折，上面還貼著黃紙條。拿著這些脆弱易碎的紙張，他的手有些顫抖。

羅振玉找到老板程運增，直接表明想買回所有檔案。程運增先是一愣，隨后連連搖頭，說已經(jīng)和造紙廠訂好合同，轉賣會賠錢。羅振玉耐心解釋，說這些不是廢紙，而是歷史的見證，是無價之寶。

經(jīng)過再三勸說，程運增終于松口，但開價一萬兩千大洋，這比教育部賣出的原價高出兩倍。羅振玉沒有還價。他馬上回家湊錢，幾乎掏空積蓄，還向朋友借款，終于籌齊了這筆巨款。一九二二年二月末，八千麻袋檔案被他全部贖回，暫時存放在他在北京和天津租用的房子里。

檔案雖然贖回來了，但更大的困難也隨之而來。一萬多塊大洋花出去，羅振玉的家底也空了。他租房子存放檔案，還得雇傭十幾名伙計幫忙整理。庫房里整天塵土飛揚，大家小心地把板結成塊的紙張從麻袋中倒出，再慢慢分揀。

這項枯燥的工作，卻不斷帶來令人驚訝的發(fā)現(xiàn)。他們清理出許多用滿文、蒙文撰寫的文件，其中記錄了遼、金、元時期的舊制，都是以往秘不示人的內(nèi)容。不少明代奏本涉及遼東邊防及對女真的戰(zhàn)事。

清初檔案中，竟發(fā)現(xiàn)了《清太宗皇帝致朝鮮國書》的真跡，以及《天聰朝臣工奏議》等開國時期的重要文獻。這些發(fā)現(xiàn)讓羅振玉確信，自己救回的是一座巨大的史料寶庫。

他馬上行動，把其中最珍貴的一部分，整理編印成《史料叢刊初編》。當這些帶著霉斑和蟲蛀痕跡的文字變成清晰的鉛印本時，學術界才真正意識到，那八千麻袋里裝的是什么。

《史料叢刊》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響。學者王國維看到后，把內(nèi)閣檔案與殷墟甲骨、敦煌藏經(jīng)洞文獻并列，稱為“近世中國文化史上三大發(fā)現(xiàn)”。價值明確了，但保管的負擔也更重了。

整理出版需要資金，租房雇人更是每天開銷，羅振玉漸漸感到力不從心。一九二四年，他無奈作出決定，把大部分檔案以一萬六千大洋的價格，轉賣給了前清官員、大收藏家李盛鐸。

不過，羅振玉自己也精心保留了一小部分。他在這些珍藏的檔案上，蓋了一方朱紅印章“臣羅振玉壬戌所得內(nèi)閣秘檔”，紀念一九二二年（壬戌年）那個讓他心驚的春天。

李盛鐸保管檔案幾年后，也因經(jīng)濟原因打算轉手。這時，剛剛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在搜集重要歷史材料。所長傅斯年深知這批檔案的價值，竭力向上級申請專款。

一九二九年三月，史語所以一萬八千大洋從李盛鐸手中購得了這批檔案的主體部分。國寶終于進入國家級學術機構，但它流浪的日子還未結束。

安穩(wěn)日子沒過幾年，東北局勢驟變。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后，華北形勢日益緊張。為防不測，史語所于一九三三年決定把最重要文物圖書南遷。這批內(nèi)閣檔案再次被打包裝箱，開始了長達十幾年的漂泊。

它們先遷到上海，后又轉到南京。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南京告急，檔案又被迫西遷。一路歷經(jīng)漢口、長沙，最后千辛萬苦到達戰(zhàn)時陪都重慶，隨后疏散到四川宜賓的李莊鎮(zhèn)。

運輸途中危機四伏，既要躲避日軍空襲，又要在兵荒馬亂中守護這些沉重的箱簍。在李莊簡陋的祠堂里，學者們點著煤油燈，在防空警報的間隙，仍堅持展開這些輾轉千里的紙張進行研究。

外面戰(zhàn)火紛飛，里面卻在故紙堆中默默耕耘。守護這些檔案，就是在戰(zhàn)火中保存文化的血脈。

抗戰(zhàn)勝利后，這批檔案終于結束了流浪。五十年代，新中國接管了這批歷經(jīng)磨難的珍貴遺產(chǎn)。它們與其他清代檔案一并歸入新成立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俗稱“一史館”）。

從此，這些檔案結束了近百年的漂泊，得到了國家級的科學保管、專業(yè)修復，并陸續(xù)影印出版。

進入二十一世紀，新技術為古老檔案注入了全新活力。一史館啟動大規(guī)模數(shù)字化工程。在恒溫恒濕的現(xiàn)代化庫房中，工作人員把數(shù)百萬件檔案逐頁進行高精度掃描，轉換為清晰的電子圖像。

館內(nèi)還研發(fā)出能夠識別滿文手寫體的專用軟件，使艱深的滿文檔案也能便捷檢索和研究。當年險些投入造紙廠漿池的“八千麻袋”秘檔，如今任何人只需打開電腦，便可通過“皇史宬”等官方網(wǎng)站隨時查閱。

從紫禁城角落的積塵堆，到造紙廠門口的廢料堆；從戰(zhàn)火中的顛沛流離，到數(shù)字世界的永久存續(xù)。這份屬于民族的歷史記憶，守護之路走過百年，如今終于得以安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