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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轉(zhuǎn)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2025年11月27日刊。

** 作者劉晗，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長聘教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敝袊▽W近幾十年的發(fā)展，與留學有著密切的歷史關系。正是在大量有著域外讀書或訪學經(jīng)歷的學者推動下，中國法學在理論話語和思想資源方面，獲得了來自英美德日等多重學術傳統(tǒng)的有益啟示。但鏡鑒之光，有時也會成為囿限之墻。我們不時可以看到一種現(xiàn)象：圍繞同一中國問題或一般理論問題，學術討論焦點不時滑向“A國方案更優(yōu)”還是“B國模式更好”的優(yōu)先級比較，問題意識本身反被削弱。對此現(xiàn)象，學術討論中常將其概括為“留學國別主義”。

“留學國別主義”的核心特征在于，將特定研究者留學經(jīng)歷所習得的特定國家法學范式或法律模式，內(nèi)化為一種前置的、不證自明的分析起點，甚至學術終點。其典型表現(xiàn)有三：一是在問題設定上，優(yōu)先關注那些在留學國屬于真問題，但在中國語境下可能并非當務之急的議題；二是在論證資源上，高度倚重留學國學說、條文或判例，并將其視為本國的主要參照；三是在學術評價上，不自覺地以留學國學術圈的標準來衡量本土研究乃至其他國家研究的學術價值和發(fā)展階段。

留學的歷史傳統(tǒng)及其價值

上述現(xiàn)象的形成有著很長的歷史淵源?？梢哉f，從晚清“西學東漸”開始，中國法學的現(xiàn)代化進程便與留學活動緊密相連。早期以留日為主，后有留德、留法、留英、留美等不同潮流，甚至學術格局也開始根據(jù)留學國進行某種“橫向切割”。1937年，老北大校長蔡元培觀察到：“北大舊日的法科，本最離奇，因本國尚無成文之公私法，乃講外國法，分為三組：一曰德、日法，習德文、日文的聽講；二曰英美法，習英文的聽講；三曰法國法，習法文的聽講?！?947年，法學家蔡樞衡更是直言：“今日中國法學之總體，直為一幅次殖民地風景圖：在法哲學方面，留美學成回國者，例有一套Pound學說之轉(zhuǎn)播；出身法國者，必對Duguit之學說服膺拳拳；德國回來者，則于新康德派之Stammler法哲學五體投地?！睔v史上，每一波留學傳統(tǒng)在深刻影響法學話語體系的同時，也種下了“國別色彩”的種子。時至今日，情況已經(jīng)大大改善，但仍未完全散去。

Yale Shingle中有關王寵惠的介紹

承認“留學國別主義”的潛在風險，絕非否定留學的價值。相反，學者因留學而獲得的深厚國別知識，恰恰是高質(zhì)量比較研究的基石。

一方面，它為比較研究提供了無可替代的深度與厚度。真正的比較法學遠不止于法條文本的簡單比對，而需深入特定法律制度背后的歷史文化、司法實踐與社會語境。留學經(jīng)歷為學者打開了一扇寶貴的窗口，雖然并非提供了唯一的透鏡。通過這扇窗口，學者能夠掌握第一手語言資料，直接研讀原典判例，洞悉制度運行的“活的法律”，避免望文生義的誤讀。如對美國法中“正當程序”的理解，或?qū)Φ聡ㄖ小氨壤瓌t”的借鑒，若無深厚的國別知識和文化背景，便容易出現(xiàn)文義化理解。

另一方面，它為中國法治發(fā)展提供了寶貴的鏡鑒。改革開放以來，在快速構建自身法律體系的過程中，借鑒他國經(jīng)驗是立法的常見策略。從公司治理結構、證券市場的監(jiān)管框架，到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程序設計，許多改革都閃現(xiàn)著比較法的智慧啟迪。當然，這些借鑒并非簡單復制，而是經(jīng)過學術討論和本土調(diào)試后的選擇性吸收。留學歸國學者在其中扮演了關鍵的中介角色——不僅能提供留學國的法律資源和理論范式，更能深入解釋制度背后的運行邏輯與社會條件。

桑胡里
（埃及民法典之父）

愛德華·朗貝爾

上圖為1920年代的開羅火車站
《埃及民法典》和開羅火車站都是留學國別主義的典型產(chǎn)物

“留學國別主義”的囿限與風險

然而，當“鏡鑒”視角變?yōu)椤班笙蕖笨蚣軙r，當留學國的特殊性被上升為普遍性的無意識后，風險便隨之而來，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方法論單向化。學者容易用留學國的學術范式來“框定”中國問題，而非讓中國問題本身引導研究方法。當來自不同留學背景的學者開始廣泛采取這種單向視角時，學術討論就容易演變?yōu)椤癆國模式”與“B國模式”之爭；中國問題本身被架空了，中國立場本身被虛化了。甚至，研究動機會從“中國問題如何解決”滑向“中國如何接近某國模式”。

二是研究議程的窄化。如果落入“留學國別主義”的窠臼，研究旨趣便不再是創(chuàng)造性地回應本土的復雜現(xiàn)實，而是如何將本土現(xiàn)象“翻譯”成留學國所熟悉的理論語言。這種取向使得研究重心從“解決中國真問題”轉(zhuǎn)向“填補外國理論在中國應用的空白”。長此以往，中國法學自主構建概念工具與理論體系的能力會被削弱，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自主性也無從談起。

三是話語場的陣營化。當學者的學術身份和研究特色與“留學國別”高度綁定時，不同學術共同體在議題選擇、研究方法與用語偏好上呈現(xiàn)聚集效應，溝通成本增大。學術爭論可能從真正的理論分歧或方法論差異，異化為國別陣營間的相互對話，評價標準也變得相對化——“你用你的A國理論，我用我的B國體系”，或者“你認為B國法學方法過于僵化和形式主義，我認為A國研究范式完全不是法學式的”。陣營化不僅妨礙就具體問題達成共識，更會侵蝕學術共同體的公共理性。

王世杰、錢端升：《比較憲法》，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Annelise Riles ed., Rethinking the Masters of Comparative Law, Hart, 2001.

走出國別囿限：在開放中建構自主性

克服“留學國別主義”的局限，并非走向?qū)W術閉關，而是要在開放中保持自信自覺。首先，這要求我們正確處理中國法學與特定留學國法學的關系。在制度鏡鑒層面，無論是學習經(jīng)驗的“鑒”，還是汲取教訓的“鏡”，都應將留學國法學視為激發(fā)本土思考的他者，而非頂禮膜拜的模范。其最終目的并非簡單地輸入，而是服務于法學研究的自主性建構。隨著文化自信的增強，學者對留學國學術生態(tài)與文化語境的深度熟悉，恰可化為一種獨特優(yōu)勢，即不再局限于單向度的知識輸入，而轉(zhuǎn)變?yōu)榻涣骰ヨb乃至話語傳播的便捷通道。學者可以憑借其交往網(wǎng)絡與話語轉(zhuǎn)換能力，將中國法治實踐中生成的獨特經(jīng)驗與理論思考，精準地介紹給世界。

其次，這也要求我們正確處理該留學國法學與其他國家法學的關系。于此，比較研究的視野可以相應拓寬，而其前提是認識到任何國家的法學都不代表“世界”或“普遍”。真正的全球視野，意味著主動了解留學國之外的其他法域，包括其他西方國家乃至廣大非西方國家的法律體系與法律文化，從而不僅能夠在更廣闊的參照系中確立中國法學的定位，也能夠在提升外國法認知的基礎上，更好地服務于涉外法治建設。

劉晗：《海國憲志：全球化時代的比較憲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

最后，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人工智能語言大模型的出現(xiàn)正在改變現(xiàn)有比較研究格局，可以大幅提升研究者獲取其他國家和語種法律文獻的能力，為克服留學國別主義的局限提供技術支撐。通過多語種互譯、跨法系文獻檢索與智能比較分析，人工智能工具能夠幫助學者突破語言壁壘，快速獲取并理解不同法律體系的原始資料、判例和學說，避免過度依賴單一國家的法學范式和法律模式。這種技術賦能使得即使沒有某國留學背景的學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獲得多法系、多法域的比較視角。

要而言之，“留學國別主義”既是中國法學現(xiàn)代化和國際化進程的副產(chǎn)品，也是提醒我們反思學術話語生成機制的鏡子。它像一把雙刃劍，一面是通向深度知識與外部鏡鑒的橋梁，另一面則可能使研究視角出現(xiàn)一定的固化與對特定范式的依賴。面對全球?qū)W術流動常態(tài)化的現(xiàn)實，我們無法也無需回避其影響，關鍵在于如何保持主體性與反思性。唯有把對外學習內(nèi)化為一種自覺的比較方法，把鏡鑒精神轉(zhuǎn)化為本土再造的能力，才能既不失學術的深度與廣度，又能確保中國法學在全球話語中保持自主判斷力，從而真正服務于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