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空閑的一天，珊姐姐來到廣州白云山青龍崗探訪澳門第一代“賭王”盧九之子，有著“澳門皇帝”之稱的清末民初傳奇人物——盧廉若的墓地時候，意外發(fā)現有一座清代四品官及夫人合葬的古墓“羅子驄夫婦墓“與之相鄰，這引起了我的好奇。

在廣州白云山青龍崗上，與盧廉若墓相鄰的另一座規(guī)制相當，望柱、石獅、抱鼓石一應俱全，碑文鐫刻“清誥授中憲大夫子充羅公”，屬清代正四品官員墓葬，卻在官修志書、宗親族譜中近乎隱形，成為沉睡百年的“無史之墓”，十分神秘：為什么清四品官員的墓葬被歷史徹底遺忘？

在現場，珊姐姐看到羅子驄夫婦墓墓的規(guī)制，能感覺到墓主人絕非尋常人物。這座占地300平方米的嶺南風格“風字形”大墓，以灰沙三合土夯筑而成，質地堅硬如磐石，沿中軸線對稱排布著花崗巖望柱、石獅子與抱鼓石臺基，三級護欄層層遞進，護嶺上的祥云捧玉雕工細膩，墓前半月形月池與“羅山厚土”后土碑一應俱全，完全符合清代高品級官員的喪葬規(guī)格。

細看墓碑，上面寫著“誥授中憲大夫”的篆書字樣，是解開墓主人身份的關鍵——根據《清史稿》記載，清代文職封贈制度中，中憲大夫為正四品階，對應地方知府級別，需經朝廷恩詔冊封方可授予，絕非普通鄉(xiāng)紳所能企及。墓側留存的“鳳天誥命”碑，進一步印證了這份榮譽的正統(tǒng)性，按順治五年定制，四品官員封贈一代，誥命二軸，軸端用裹金裝飾，足見其身份的合法性與嚴肅性。

這次意外的遇見，充滿好奇的我，查閱了非常多的資料，卻一無所獲羅子驄，我曾翻遍《廣州府志》《番禺縣志》等官修文獻，檢索“羅子驄”、“羅子充”、“羅子沖”、“中憲大夫”等關鍵詞，未見只言片語；查閱嶺南羅氏宗親族譜，雖有宋代“白云先生”羅子建等同名先人，卻無光緒年間這位四品官員的任何世系記錄；即便是致力于“保存幽光”的《近代廣東文鈔》，也未見到將其納入收錄。解開羅子驄“史無記載”的謎題，我想大概有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回到清末民初嶺南的動蕩時局。羅子驄下葬的1904年，晚清王朝已風雨飄搖，廣東作為中西交匯的前沿，正經歷著戰(zhàn)亂、變革與社會結構的劇烈動蕩，地方檔案管理體系近乎崩潰，許多重要史料未能及時收錄便已湮沒。

羅子驄的家族譜牒、地方官府存檔的任職記錄等私人與官方文獻，極可能在這一過程中因戰(zhàn)火、遷墳或城市建設而損毀流失。更關鍵的是，他所處的時代正處于晚清與民國的斷代期，官方史料編纂中斷，民間記錄尚未形成體系，自然形成了“記載盲區(qū)”。

第二、而身份與官職屬性，更是羅子驄被歷史忽視的核心癥結。清代的“中憲大夫”多為散官或贈官，并非握有軍政實權的要職，這類頭銜或是朝廷對有功之臣的榮譽性冊封，或是官員死后追贈的名號，本身不對應具體的管轄職權與政務實績。晚清官場史料的書寫向來有明確的偏好，志書編纂者的目光多聚焦于督撫、將軍等執(zhí)掌一方的高官，或是有軍功、政績、文壇聲望的名人，對于沒有顯著建樹的四品散官，自然缺乏記載的動力。

羅子驄，既無主政一方的實績，也無揚名立萬的功業(yè)，僅憑一個榮譽性的四品散官頭銜，很難進入史家的視野。

第三、家族傳承的斷層，進一步加劇了羅子驄的“隱形”。羅子驄的后代可能因戰(zhàn)亂遷徙、家族衰落等原因，未能延續(xù)族譜修訂與先輩事跡的傳承。沒有家族的持續(xù)紀念與傳播，缺乏顯赫后人的推動，這位四品官員的生平便失去了民間記憶的載體。

清代封贈制度規(guī)定，四品官員可封贈一代，其妻子按制封為“恭人”，羅子驄墓碑文“誥封恭人羅母陳太恭人”即符合這一規(guī)制，但遺憾的是，其家族后代并未像其他名門望族那樣步入仕途、光大家族，自然無法通過家族影響力留存先輩事跡。這種家族傳播的斷裂，使得羅子驄的生平徹底失去了民間記載的渠道，只能依賴官方史料，而在動蕩時局下，官方記載的缺失最終導致他被歷史遺忘。

站在白云山青龍崗上，兩座古墓的命運對比令人感嘆。羅子驄墓的沉默，并非個例。在清末民初的社會大變革中，無數像他這樣的中層官員、普通士人，他們的生平事跡都因相似的原因湮沒于歷史長河。他們沒有盧廉若那樣的名人光環(huán)，沒有足以載入史冊的顯赫功績，其家族在動蕩中衰落，相關文獻在戰(zhàn)亂中散佚，最終成為歷史的“沉默者”。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存在毫無意義，正如羅子充墓的精致規(guī)制所展現的，他們曾是晚清社會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嶺南文明發(fā)展的參與者與見證者。

白云山青龍崗羅子驄墓的百年沉默，是一個人的歷史謎題，更是一個時代的記憶縮影。它提醒我們，歷史的書寫從來不是完整的，那些被遺忘的“無史之人”，同樣是構成嶺南文明的重要部分。愿未來的某一天，隨著史料的發(fā)掘與研究的深入，這位沉睡百年的四品官員能終于“開口說話”，讓白云山的每一座古墓，都能訴說自己的故事。